赵征南/文汇报 2016-06-02
强征“慰安妇”受害国和地区的民间组织联合申遗有了新进展。记者从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世界“慰安妇”资料联合申遗中方首席专家苏智良处获悉，5月31日晚间，中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组织联合发起的“慰安妇”资料申遗登记已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申请成功。6月1日，申报说明会在韩国首尔举行。会后，苏智良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联合申遗加入口述史抗争史
文汇报：请您介绍今年“慰安妇”资料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基本情况。
苏智良：此次申遗，我们联合了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尼、东帝汶、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共11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团体或机构一起申遗。
在有关资料的选取上，我们选择了包括档案、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民间团体对“慰安妇”的调查以及各类“慰安妇”索赔材料，共计2744件。
文汇报：去年，中国“慰安妇”档案遗憾落选“世界记忆名录”，今年世界“慰安妇”资料再次申报世界记忆遗产。这期间，经历了哪些过程?
苏智良：首先，我想说，去年，中国“慰安妇”档案申遗的努力并未失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方反馈为“除中方外，还有其他国家也是‘慰安妇’的受害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咨询委员会根据世界记忆名录申报指南的有关规定，鼓励有关国家联合申报”。今年，我们正是根据这一官方意见，协调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联合申报。
在大陆，我们此次协调搜集了中国中央档案馆以及上海、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南京市、秦皇岛市等地的档案，大多是日军自己形成的日文档案。
大陆之外，最初，考虑到韩国也有民间团体为“慰安妇”文献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我们表达了和韩国方面合作的意向。他们对联合申报也非常支持，在此次申遗的申请书以及报送资料的选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在韩国方面的协调下，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档案馆也陆续支持我们，加入了联合申遗的阵营。
文汇报：此次申遗和上次有何异同?
苏智良：相同点在于，选取“慰安妇”资料时，依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申报的相关规定，恪守资料真实性、唯一性、稀缺性的原则。真实性，即申报的材料相当部分是档案，而且很多是日军自己当初留下的，这样最有说服力；唯一性，即历史材料仅此一份，没有复制；稀缺性，即日军战败前销毁了大量的“慰安妇”档案，有些档案甚至已经烧了一半，被抢救性保护起来。
而不同点首先是多个国家和地区联合申报，遵循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扩大了影响力。其次，上次我们申遗的档案里，考虑到资料的严谨性，并未使用采访到的口述史资料；此次我们选取的资料涵盖调查类资料，包括“慰安妇”幸存者的照片、视频、证言，相关资料以 《日军“慰安妇”的声音》为题公布。
文汇报：为何此次用了口述史资料?
苏智良：不仅是幸存者的口述史，还包括她们的抗争史，这些早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是活着的历史，值得被我们永远铭记。像韩国“慰安妇”受害者从1992年起，每周三都会前往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集会抗议，24年来几乎从未间断。这种抗争史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难道不值得铭记吗？
“慰安妇”是日本政府和军队推行的军事性奴隶制度
文汇报：“慰安妇”资料联合申遗的重要意义在哪里?
苏智良：申报地域更加广阔，更多的二战受日军加害的受害国和地区加入抗争阵营，这更加符合“慰安妇”制度的迫害事实。
上一次申报扩大了“慰安妇”在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国家的知晓度，此次申报，有助于让更多人认清当年侵略者的施暴面目，了解战争的残酷，珍惜和平的不易。
文汇报：此次联合申遗中，很多日本民间团体参与其中。在与日本友好人士的沟通过程中，您觉得他们对“慰安妇”问题有什么样的态度?
苏智良：应当说，日本的友好人士对“慰安妇”资料申遗有着很大的贡献。因为得益于更容易获取第一手材料，他们是较早从事“慰安妇”问题研究、调查的群体。他们和我们在“慰安妇”问题的定性上保持一致，即“‘慰安妇’是日本政府和军队制定的军事性奴隶制度”。
文汇报：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通过各种伎俩完成加害者到受害者的“洗白”，他们在“慰安妇”问题上，进行过哪些狡辩、污蔑?
苏智良：太多了。早期，日本右翼及保守势力称“慰安妇”与日本政府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由民间业主从事的活动，政府很难调查，也谈不上谢罪和赔偿的责任。从我们所获得的档案和调查所获得的确凿证据来看，这种观点不值一驳。
还有日本官员宣称，“慰安妇”的加害者是人贩子；没有证据显示日本政府和军方直接采取了绑架、胁迫“慰安妇”的行为。这都是非常荒谬的。世界上有大量的证据表明，日本政府和军队是性奴隶制度的推手。
文汇报：在“慰安妇”制度的加害国和受害国，如今对“慰安妇”制度的知晓情况如何?
苏智良：近年来，在日本政府的干预下，有的日本媒体被迫转变了公正的立场，以至于不少日本人认为，“慰安妇”是自愿的，不是被强征的。
在韩国，政府曾参与宣传“慰安妇”的悲惨境遇，关爱幸存者，不过他们知道本国的受害情况比较多，对“中国也有‘慰安妇’”则了解较少。
东南亚地区的报刊时常会出现“慰安妇”的报道；而欧美国家过去很少有人知道，最近几年随着韩国幸存者在欧美抗争的增多，舆论关注，世人逐步了解真相。
中国的“慰安妇”问题在历史教科书上有所表现，媒体报道也是越来越多，但整个社会对于“慰安妇”幸存者的关怀还不够。
文汇报：作为一名长期跟踪“慰安妇”问题的学者，您认为我们接下来要做好哪些工作配合“慰安妇”资料申遗? 政府、民间分别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苏智良：政府和民间应该配合做好三个方面。第一，保护好历史档案和文献，并尽可能征集。第二，保护好历史遗存，包括散落在各地的“慰安所”遗址，都需要积极保护。比如在上海，日军慰安所遗址有166个，当然并非全部都要保护，而是要选取2至3个有代表性的重点保护，像位于上海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理应保护起来。
目前，关于“慰安妇”的资料还有很多散落各方，需要进一步搜集。
第三，关爱幸存者。令人伤感的是，现在能讲述“活着”的历史的人越来越少，中国大陆已知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21人，她们的身心在二战中饱受摧残，如今依然未得到很好的照顾。这一点，该改变了，我们真的没时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