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记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开篇记载“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即历史上著名的“三家分晋”。司马光以此事为全书开端，并在其后以上千字“臣光曰”的形式加以评论，在历史编纂及历史解释两方面均有深意。
孔子编《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左传》记事至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的晋国内部斗争。《资治通鉴》在记三家为诸侯之后，又追述了三家灭智伯之事。实为续 《左传》而作，故胡三省说：“《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
春秋时期，晋国在晋文公重耳的治理下一度强盛，国力在与楚国的“城濮之战”后达到高峰。晋文公主持的“践土之盟”，周襄王也被召来参加。不过，号称“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去世后，晋国实力由强转弱。经过长期的内部斗争，国家政权逐渐集中到韩、赵、魏、知、范、中行六大家族手里。到春秋末期，韩、赵、魏三家控制了晋国政权和绝大部分土地，国君只保有两小块土地，卑屈到“反朝韩、赵、魏之君”，晋国内部呈现君臣易位的格局。
公元前403年，仅在名义上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将韩、赵、魏三家升为诸侯，成为三个诸侯国，原来的晋国名存实亡。晋国本是周王室最倚重的大国之一，此时竟被三家卿大夫瓜分，且瓜分者居然被周天子命为诸侯，这是周王朝开国以来不曾发生过的大事，严重冲击了传统的宗法制和贵族政治，是具有区分时代的标志性事件。
宋神宗在为《资治通鉴》所撰的序中说：“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司马光曾在《历年图》中标注此事，并指出：“先是，大夫专国者多矣，未有敢自君者。至是，三大夫始受天子之命，礼之纪纲尽矣。”“王制”“礼之纪纲”等同，《通鉴》以此为史事评价的准绳，批判三家晋大夫的僭越行为。
司马光记载“三家分晋”，还有另一层深意，即引出对“天子之职”的规谏，系统阐述“以礼治国”的政治思想。在“臣光曰”中，司马光提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的观点并加以论述。所谓礼，就是纪纲，就是“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政治秩序。“礼之大节”在于君臣之位不可乱，而维护君臣秩序的主要手段是名器。春秋时，齐、卫两国曾战于新筑，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有功于卫，卫国国君赏之以邑，仲叔于奚却请求诸侯才能够用的器物。仲叔于奚身为大夫却要求享受僭越诸侯之礼，孔子以为不如多赏赐城邑。所谓“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司马光认为，尽管西周后期以来国家处在“纲纪散坏”“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的局面，但历代天子能坚守君臣名分秩序，故能历数百年仍为天下共主，春秋时期晋、楚、齐、秦这些强国也不敢陵越其上。可是，一旦天子不能自觉维护“礼之纪纲”，弃守最后一道防线，则“先王之礼于斯尽矣”。晋国的韩、赵、魏三家专权已久，却不敢擅自逾越君臣秩序而自立为国；周天子不但不能诛讨，反而升其为诸侯，实乃自坏长城。
不过，以现代的视角而言，“三家分晋”是春秋时期社会大转型的结果，西周的宗法制与贵族政治已步入历史的尽头，难以为继。韩、赵、魏三家分立后，为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也作出了贡献。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