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师大报 总第782期 2014年11月30日
□曹 旭
《客寮听蝉》是我留学日本写的第一篇散文，发表前后，发生了几个故事。
一纸《客寮听蝉》赊过两次酒钱1993年7月，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在京都大学召开。与会者排队，每人交1.5万日元作会议费和餐费。
因为囊中羞涩，轮到我时，我很迟疑，表情很不自然；要交这么多的钱，我甚至有退出这个会议的想法。但负责收费的木津祐子看了四周一眼，轻声对我说：“兴膳宏先生说，不收曹旭教授的会议费。”当时我受到的冲击和震撼，以及对我自尊心的伤害，我一辈子不忘，并且成了我写这本书的动力之一。
而按照日本的习惯，全体“一次会”结束后，还有圈子小一点的“二次会”、“三次会”、“四次会”，每次换一个酒店，再花钱喝酒。
蔡毅邀请我参加“二次会”，我拒绝了。
蔡毅诧异地问：“为什么？”
我说：“我没有钱。”
蔡毅说：“那没有关系。你不是有4篇稿子在我这里吗？每篇5000日元，够喝几次酒。”其中第一篇就是《客寮听蝉》。
因此，《客寮听蝉》最大的好处是，一纸文章，就成功地为我赊过两次酒钱。
我苦涩地笑在日本小酒店矮檐摇晃的红灯笼下，那种相对而语的荒寒意境，今已不可复得。
说喝酒，其实是和日本同行交流。给力的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办的刊物稿费，竟比大陆报纸杂志的稿费高好几倍。著名的旅日画家谢春林说：“你来日本一年半，写出这篇文章，也就值了。”
标准答案是“霸王条款”
回国以后，文章发表在2006年9月的《文汇报》上，这年10月，上海中学高三语文期中考试，以《文汇报》上这篇文章为试题，分析理解。
我们学校的刘晓敏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文汇报》上的那篇《客寮听蝉》是不是你写的？”
我说：“是的。”
他说：“你电话不要挂掉，我女儿有问题问你。”
等一会他女儿说：“曹伯伯，我们学校考试考到你的《客寮听蝉》，有五个问题，一共25分。我能问你吗？”
我说：“你问吧！”
她问：“这篇文章表达了作者什么样的思想感情？”
我想，文章是我写的，表达我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回答还不容易，我就说：“表达了我思念家乡、思念祖国的……”我还没有讲完，电话那一头就没有声音了。
我说：“怎么了？”
她说：“不对的。你的回答是不对的。”
我惊诧地笑起来，问：“怎么不对的？”
她说：“你说的和我们的标准答案不一样。我也是这么回答的，结果错了。”
哪里来的“标准答案”？我感到滑稽。
她又问了几个问题，什么是“造化”？什么是“逆旅”？我一一回答。我觉得我的回答是对的，好歹我是教授、博导、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研究古典文学的。但她对我的回答都一一沉默，因为我说的———都不符合标准答案。我倒有点害怕了，因为假如让我坐在他们教室里考这个题目，也是不及格的。
这件事，让我想到中学语文教育，标准答案权力太大了。不仅学生，连作者也被抓起来，上了手铐脚镣，一点想象的空间也没有。但我又想到，古人早就说过，“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这也许就是标准答案可以任意“未必不然”，以致成了“霸王条款”的权力吧！
《客寮听蝉》进了大学语文教材上海戏剧学院的黄意明教授和上海音乐学院的杨赛教授联合主编艺术院校的《大学语文》，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选了《客寮听蝉》。他们的解说，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如今，这本教材已突破“艺术院校”的范围，成了高校《大学语文》教材的一种，还得了上海市优秀教材奖。《客寮听蝉》被做成课件，在许多高校的课堂上讲解，让几年后得到这一消息的我高兴了好一阵子。
我有36个《客寮听蝉》“日译本”
我以前在日本教书，日本学生不满意教材中有“文革”气味的课文，要求我换。我一时找不到适合的文章，自己又刚写了《客寮听蝉》，征得有关人士同意，我就换成自己这篇文章。
上课给日本学生讲解，我特别来劲来电，融入真感情，学生听得很感动，都说好。考试时，我要求日本学生将此文“译成日文”，结果，我至今存有36位学生，36份《客寮听蝉》的“日译本”，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谁译得更好。
我写日本生活的散文结集了，这是我的第三本散文集，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纪念这些故事，我就取名《客寮听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