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善芗
上海师范大学为迎接六十周年校庆，在东一教室边的画廊里展出了第一辑专栏：《师大先贤名师》，共展示自老校长廖世承至体育系原系主任王南珍等十六位老先生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和对师大建设的巨大贡献。我出于对名师的敬仰与亲人魏建猷的怀念，于4月14日漫步画廊之前。细细浏览一圈后，便驻足于历史系原系主任程应鏐、张家驹、魏建猷三位先生的画框前。看着他们的照片，不仅他们当年的音容笑貌活现眼前，三人间的许多往事，也从心头不断涌起。
在上世纪30年代初，程与张，都为北京燕京大学历史系学子，魏为燕大图书馆职员。1954年上海师专成立，三人先后从不同岗位调至师专历史科。程任中国通史教程兼历史科主任；张任中国古代史教程兼古代史教研组长；魏任中国近代史教程兼近代史教研组长。虽然职务不同，学术各有建树，但一起共事，从无文人相轻之习，而处处体现出文人相重相亲的传统美德。张、魏所写的讲稿，必让程过目。程为建设好初创的历史科，在不少重要问题上都征求张、魏的意见，张、魏都能为共同办好历史科坦诚地各抒己见。程、张、魏出身于完全不同的家庭，年龄相距在五至七岁之间，性格各异，但都心胸宽阔，举止儒雅，且都身材高大，站在一起，酷似兄弟，走在一起，常常成为校园年轻学子叹为仰止的风景线。
争名夺利是许多人之常态，而程、张、魏于名利之前，却各有自己的淡泊。1955年，学校进行评级评薪。评定的结果程与魏同为四级，而张因来自中学，当局有规定，最高不得超过六级。程为此深感不公和无奈，而早已在宋史界享有盛誉的张先生却淡然处之，照样勤奋工作，且直至离世，从未为此发过牢骚有过怨言。真君子也！
1957年程被打成右派，罢了系主任职（那时师专已扩大为师院，科也提升为系）。学校改聘魏建猷为系主任。魏一方面心存畏惧，不知在此形势下如何工作；另一方面接程之职，作为朋友心有不安，便不避嫌疑牵连，直接去程府向程告知校方的决定和自己的心情。程十分坦然，劝魏不必介意，大胆工作。而在以后程被批斗的日子里，张、魏与其见面时仍像过去一样必打招呼，眼神里还送去几分同情和安慰。
科变为系以后，张被安排为历史系副主任。张、魏两人合作默契。那时程、魏两家，已搬住东部音乐新村，与历史系办公室近在咫尺；但张仍住四川北路横浜桥，每日到校办公来回须三小时。魏见张如此奔波，于教学、科研、系工作和身体健康都有影响，便主动和张商量，原则上一周各人值班三天，但在张无课，系内无大事商量时，张可不必来校，而由魏值班处理日常事务。后来，魏因肺结核病复发，学校安排他去杭州疗养，系内工作即由张一人主持。于是，他每日必来学校，而且从不迟到早退。系事务、上课教学、科研任务一样不拉。辛苦可想而知。在两人通讯中，魏深表歉疚，张却不以为意，总劝魏安心养病，早日康复。
名利之间显风节，患难之中见真情。在十年动乱时期，前五年，三人均被打入“牛棚”，除共同被斗以外，都下放劳动，在1966年至1968年，同在桂林大队“改造”，干的是拉粪车，来往于漕河泾和桂林路之间，有时还要去七宝把酒糟拉回桂林二队猪场。劳动强度之大超过他们的承受能力，但大家都很认真，并抢着捡重活干。程、张两人十分照顾年岁最大而体弱的老魏，每当两人扛物、提物时，他们总是把重心向自己这边移，为让魏稍微轻松些。体贴之情，令魏感动而无以言表。
一次在收工途中，遇到一群附中红卫兵。因为我在阅读课上讲过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一文而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在无数次的抄家中都认识了老魏。因此见到他，便举起手中皮鞭，迎面抽打魏的头部，有的还拳打脚踢。魏当场头部出血，摔倒在地，不省人事。红卫兵见状，撒手而逃。程、张急忙向附近农家借了拖车，将老魏抬上拖车，连奔带跑至八院就医。经过急救，魏才逐渐苏醒而活了下来。
1967年夏，魏与我因不堪再被“武斗”到处躲避，红卫兵不断追寻，最后上海已无处藏身。为了活命，我们夫妇只能抛开儿女，去北京上访避难。但身在北京，心挂上海。无奈之下，魏冒险写信给程先生，想了解家中情况。程一家不仅早在暗中照顾魏家儿女，又不怕雪上加霜，连累加罪，给了回信，略谈上海形势和家中尚平安的消息。这一切，无疑是对魏全家的雪中送炭。
摘自《上海师大报》总第776期 2014年9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