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陈年希墓前感言
曹
我和年希是上海师院中文系的学生，我77级，他78级，我比他早半年进校，早半年毕业，早半年留在古典文学组，等他推门也进了古典组，我们成了同事。
人生其实是一场看风景的旅行，在此后三十多年行旅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坐在大巴后排的位子上。
我们中文系，是原华东音乐学院贺禄汀住过的小红楼，掩映在绿树丛中。古典组是朝南的一间，放着几张破旧的写字桌。人多“桌”少，我留校的时候，分不到写字桌，只分到两只抽屉；而且，这两只抽屉还不在同一张写字桌上：是东面写字桌一只抽屉，西面写字桌一只抽屉；年希晚了半年，等他毕业留校的时候，连一只抽屉也分不到了——这具有象征意义——对年希来说，以后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轮不到——教授——轮不到。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可笑、愚蠢、不合理到极点。
在古典组，我们有不同的专攻。我原来喜欢唐诗宋词，但中文系成立近代组，分配我研究近代诗文；他则研究元明清小说戏曲。虽然研究方向不同，像两家农舍隔着墙垣，但鸡鸣狗吠的声音还是天天听到。
譬如，我们的信由办公室收发信的人，统一插在古典组的门背后，门后一张旧牛皮纸上，分信封口袋，粗略地写着人名，经常插错。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信，有时要“兜底翻”——把所有的信全部拿出来拣。这样一来，我们都知道，一次，刘诚老师突然说：“古典组的信，陈年希最多”——差不多都是学生写给他的。我暗想——他的班主任工作一定做得很好。
尤其当我看到熟悉的笔迹，也认识那个学生，拿着那封信，以为是写给我的，一看，不是的，是写给陈年希老师的。那
远
也许，年希对学生的关怀是母亲式的，无微不至；我对学生的关怀是父亲式的，粗暴专断——男学生就会抵触我吧！
年希是一个正直、坦率、重感情的人；他的重情令人难忘。
有一年，中文系举行职工乒乓比赛。
我和祝先生比赛，裁判是——陈年希。
比赛前，我有点轻视祝先生，因为祝很斯文，是我们系里最像知识分子、最适合穿长衫的人，我想，他应该不会打乒乓吧！但一上场，真正不会打的，其实是乡下小学没有一张乒乓桌的我；而祝是上海乒乓重点小学出来的，小学里就打得好，我和祝的水平相差很远。
虽然水平相差远，但我们还是打得难解难分，差一点我就赢了——因为陈年希是裁判。
明明祝的一个“擦边”好球，但裁判判“出界”；明明我抽出界了，但裁判判“擦边”好球。祝是深度近视眼，有时看不清，就混过去了。但一进一出，分数平了，就觉得不对：曹旭怎么有那么多的“擦边球”？我怎么有这么多“出界”？
祝险些输掉比赛，越想越生气，和裁判大吵。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古典组的人，平时大家都很好。现在帮得太厉害了，连我也觉得不好意思——事后年希仍一脸歉意地对我说：“我已经尽力了，实在回天乏术。”“嘿嘿”，他也笑了，说：“真是回天乏术。”
还有一次，教师和研究生乒乓比赛。研究生里有一个朱振武，是李时人的学生，以前打过专业队，此人了得。研究对策的时候，陈年希提出，用“我”去对付朱振武，我知道那是田忌赛马的孙子兵法，用我方的“下驷”，去对付对方的“上驷”。
比赛竟然又打得很胶着，虽然我输了，但也不是一边倒，比分甚至还有领先的时候；大家觉得奇怪。后来朱对我说：“我看您比赛的时候穿着皮鞋，就不敢发力，不敢抽球，也不敢吊球，生怕您摔跤。宁可输了比赛，也不能让您摔一跤呀。”作为研究生，朱很尊重我；还有一个因素，我是学校研究生部部长——这也许是年希研究《三国演义》用在比赛中的策略吧！
年希评职称的时候，我替他做过“说客”，得罪了同时申报的竞争对手。年希的竞争对手，也是我喜欢的正直而年轻有为的人，我曾多次赞誉他。但他想不通，为什么我在关键的时候不站在他一边。过了很长时间，他才释然地说：“你和年希是一个教研室的，所以帮他。”
年希的明清小说研究非常优秀。优秀的标志，是他有超前意识，他总是站在学术的前沿思考问题，创新意识强，时有“怪招”，文章就有新意；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发表了许多论文，那是他学术的黄金时期。
我们七七级、七八级在经历了十年上山下乡的艰辛以后，从插队落户的农场和工厂来到大学，都是安徒生童话里井底的癞蛤蟆。在近于绝望的时候，被一只金色的水桶带出井，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太阳和月亮。高兴得发疯，高兴得整天乱蹦乱跳。那是一个标准清楚、是非分明、生活目的明确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想象力的时代；那是一个努力读书、努力写论文，就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发表一篇论文，全教研室的人都知道，都分享喜悦；有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就出预告，谈构思。除了商韬先生和欧阳健先生以外，我应该是听年希谈论文构思最多的人。他说出版社约他写《三国演义》与商海战略的书，我听了很高兴；他与欧阳健先生合编《红楼梦》，我同样着迷，恨不得也去研究《红楼梦》。
年希多才多艺，充满艺术细胞。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近于专业水平。我们一起到吴淞参加一个班的结业典礼，席间，他唱了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高遏行云；歌里许多细微的地方都唱得惟妙惟肖。这也启发了我好好练唱歌的想法——我和年希心照不宣，我们都知道对方是生活在歌声和感情里的人。
年希请我为他的班级作演讲，由此我认识了刘强、新方、吕歌、李岚等一些学生，他的好学生成了我的好学生，我们一起到无锡去寻找春天，感受桃花人面和远山晴鸠的呼唤；刘强还考了我的研究生，我们的生命和记忆交织成一片云锦。这些——都是90年代初的事。
此后，国家对学校不再“包办”？办学经费要自己想办法？资本主义的竞争使人急功近利。学校为了生存，鼓励大家破墙开店；中文系不再讨论教学和学术，而是讨论可以破那一块墙，开一家什么店。为了多挣钱，学校扩招各类学生。年希告诉我，系里要他去外系上非专业的“公共关系学”。那时我就觉得不好，但不知是歧路亡羊的开始。紧接着，是大学挤排名；许多教师对人云亦云、造假的学术失去意义和信心，年希的学术也就渐渐稀疏。社会转型过快，人文精神失落，年希很不满，但无能为力，不免有点消极。
后来联系有点少。大家都忙，但不知道对方忙什么。我去了日本，他去了澳门、韩国。
自从奥斯特洛夫斯基死了以后，人们不再相信什么主义；不再侈谈什么人生的意义。八十年代最后的童话过去了，礼也崩了，乐也坏了，钢铁也练成了，物欲也横流了——但年希的思想，仍然纯洁地停留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至情的人，过于执著；像石头，江流石不转。
十四年以后，等我离开研究生部和图书馆重回中文系，他也回来了；我看他的精神状态，仍然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譬如，去卡拉OK，人家请他唱，他总是说：“我只会唱红歌喔”——这是自豪，也是自卑。
一次，借专家来讲学的机会，我打电话请他到桃李居聚聚。他坐在我身边说：“要不是你请，我是不会来的。”他仍然像以前那样，和谁说话，都喜欢头挨着对方的头。他说：“我已经退休在家了。”我听了半天说不出话。
那次离席，是我们见面的句号，他一去不返。
我和年希之所以关系好，因为——我们都是重感情的人；因为——人生是一场邂逅，没有遇到的，今生不会再遇到；有幸相聚在一起的——旅行团迟早要解散。别说朋友，父母兄弟也一样，总要先走后走；让以往喧闹的日子荒芜，长满青草。
冰心诗云：“残花缀在繁枝上，鸟儿飞去了。撒得落红满地——生命也是这般的一瞥么？”
“我要挽那过去的年光，但时间的经纬里，已织上了现在的丝了！”
我很悲伤——好像年希的走，我是有责任似的。假如当年在某个时候，某件事情上，我再做点什么，劝他点什么，也许他就不会走得这么早。作为朋友，我有一份自责。
我把我的想法对年希的妻子徐伟群、儿子陈鸣和好学生刘强说了，他们都很赞成。又得到了欧阳健、曲沐等生前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刘强报效师门，辛勤努力，论文集终于编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