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旭:陈年希墓前感言——《陈年希先生学术纪念文集》序
发布日期: 2012-04-18 作者: 浏览次数: 877

序:陈年希墓前感言

曹  

序:陈年希墓前感言

      陈年希与夫人徐伟群的结婚照


        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去,我不想和他多交一言;有的人逝去,但还活着,我想和他倾心交谈。

  我和年希是上海师院中文系的学生,我77级,他78级,我比他早半年进校,早半年毕业,早半年留在古典文学组,等他推门也进了古典组,我们成了同事。

  人生其实是一场看风景的旅行,在此后三十多年行旅的日子里,我们经常一起坐在大巴后排的位子上。

  我们中文系,是原华东音乐学院贺禄汀住过的小红楼,掩映在绿树丛中。古典组是朝南的一间,放着几张破旧的写字桌。人多“桌”少,我留校的时候,分不到写字桌,只分到两只抽屉;而且,这两只抽屉还不在同一张写字桌上:是东面写字桌一只抽屉,西面写字桌一只抽屉;年希晚了半年,等他毕业留校的时候,连一只抽屉也分不到了——这具有象征意义——对年希来说,以后很多事情都是这样——轮不到——教授——轮不到。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可笑、愚蠢、不合理到极点。

  在古典组,我们有不同的专攻。序:陈年希墓前感言我原来喜欢唐诗宋词,但中文系成立近代组,分配我研究近代诗文;他则研究元明清小说戏曲。虽然研究方向不同,像两家农舍隔着墙垣,但鸡鸣狗吠的声音还是天天听到。

  譬如,我们的信由办公室收发信的人,统一插在古典组的门背后,门后一张旧牛皮纸上,分信封口袋,粗略地写着人名,经常插错。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信,有时要“兜底翻”——把所有的信全部拿出来拣。这样一来,我们都知道,一次,刘诚老师突然说:“古典组的信,陈年希最多”——差不多都是学生写给他的。我暗想——他的班主任工作一定做得很好。

  尤其当我看到熟悉的笔迹,也认识那个学生,拿着那封信,以为是写给我的,一看,不是的,是写给陈年希老师的。那
时——我真有一点妒忌——事物总是平衡的:我写的文章比他多,他拥有学生的感情比我多。

                                           远  行   

  也许,年希对学生的关怀是母亲式的,无微不至;我对学生的关怀是父亲式的,粗暴专断——男学生就会抵触我吧!

  年希是一个正直、坦率、重感情的人;他的重情令人难忘。

  有一年,中文系举行职工乒乓比赛。

  我和祝先生比赛,裁判是——陈年希。

  比赛前,我有点轻视祝先生,因为祝很斯文,是我们系里最像知识分子、最适合穿长衫的人,我想,他应该不会打乒乓吧!但一上场,真正不会打的,其实是乡下小学没有一张乒乓桌的我;而祝是上海乒乓重点小学出来的,小学里就打得好,我和祝的水平相差很远。

  虽然水平相差远,但我们还是打得难解难分,差一点我就赢了——因为陈年希是裁判。

  明明祝的一个“擦边”好球,但裁判判“出界”;明明我抽出界了,但裁判判“擦边”好球。祝是深度近视眼,有时看不清,就混过去了。但一进一出,分数平了,就觉得不对:曹旭怎么有那么多的“擦边球”?我怎么有这么多“出界”?

  祝险些输掉比赛,越想越生气,和裁判大吵。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古典组的人,平时大家都很好。现在帮得太厉害了,连我也觉得不好意思——事后年希仍一脸歉意地对我说:“我已经尽力了,实在回天乏术。”“嘿嘿”,他也笑了,说:“真是回天乏术。”

  还有一次,教师和研究生乒乓比赛。研究生里有一个朱振武,是李时人的学生,以前打过专业队,此人了得。研究对策的时候,陈年希提出,用“我”去对付朱振武,我知道那是田忌赛马的孙子兵法,用我方的“下驷”,去对付对方的“上驷”。

  比赛竟然又打得很胶着,虽然我输了,但也不是一边倒,比分甚至还有领先的时候;大家觉得奇怪。后来朱对我说:“我看您比赛的时候穿着皮鞋,就不敢发力,不敢抽球,也不敢吊球,生怕您摔跤。宁可输了比赛,也不能让您摔一跤呀。”作为研究生,朱很尊重我;还有一个因素,我是学校研究生部部长——这也许是年希研究《三国演义》用在比赛中的策略吧!

  年希评职称的时候,我替他做过“说客”,得罪了同时申报的竞争对手。年希的竞争对手,也是我喜欢的正直而年轻有为的人,我曾多次赞誉他。但他想不通,为什么我在关键的时候不站在他一边。过了很长时间,他才释然地说:“你和年希是一个教研室的,所以帮他。”

  年希的明清小说研究非常优秀。优秀的标志,是他有超前意识,他总是站在学术的前沿思考问题,创新意识强,时有“怪招”,文章就有新意;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发表了许多论文,那是他学术的黄金时期。

  我们七七级、七八级在经历了十年上山下乡的艰辛以后,从插队落户的农场和工厂来到大学,都是安徒生童话里井底的癞蛤蟆。在近于绝望的时候,被一只金色的水桶带出井,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太阳和月亮。高兴得发疯,高兴得整天乱蹦乱跳。那是一个标准清楚、是非分明、生活目的明确的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想象力的时代;那是一个努力读书、努力写论文,就能实现自己理想的时代。一个人发表一篇论文,全教研室的人都知道,都分享喜悦;有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就出预告,谈构思。除了商韬先生和欧阳健先生以外,我应该是听年希谈论文构思最多的人。他说出版社约他写《三国演义》与商海战略的书,我听了很高兴;他与欧阳健先生合编《红楼梦》,我同样着迷,恨不得也去研究《红楼梦》。

  年希多才多艺,充满艺术细胞。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近于专业水平。我们一起到吴淞参加一个班的结业典礼,席间,他唱了一首“挑担茶叶上北京”,高遏行云;歌里许多细微的地方都唱得惟妙惟肖。这也启发了我好好练唱歌的想法——我和年希心照不宣,我们都知道对方是生活在歌声和感情里的人。

  年希请我为他的班级作演讲,由此我认识了刘强、新方、吕歌、李岚等一些学生,他的好学生成了我的好学生,我们一起到无锡去寻找春天,感受桃花人面和远山晴鸠的呼唤;刘强还考了我的研究生,我们的生命和记忆交织成一片云锦。这些——都是90年代初的事。

  此后,国家对学校不再“包办”?办学经费要自己想办法?资本主义的竞争使人急功近利。学校为了生存,鼓励大家破墙开店;中文系不再讨论教学和学术,而是讨论可以破那一块墙,开一家什么店。为了多挣钱,学校扩招各类学生。年希告诉我,系里要他去外系上非专业的“公共关系学”。那时我就觉得不好,但不知是歧路亡羊的开始。紧接着,是大学挤排名;许多教师对人云亦云、造假的学术失去意义和信心,年希的学术也就渐渐稀疏。社会转型过快,人文精神失落,年希很不满,但无能为力,不免有点消极。

  后来联系有点少。大家都忙,但不知道对方忙什么。我去了日本,他去了澳门、韩国。

自从奥斯特洛夫斯基死了以后,人们不再相信什么主义;不再侈谈什么人生的意义。八十年代最后的童话过去了,礼也崩了,乐也坏了,钢铁也练成了,物欲也横流了——但年希的思想,仍然纯洁地停留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至情的人,过于执著;像石头,江流石不转。

  十四年以后,等我离开研究生部和图书馆重回中文系,他也回来了;我看他的精神状态,仍然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譬如,去卡拉OK,人家请他唱,他总是说:“我只会唱红歌喔”——这是自豪,也是自卑。

  一次,借专家来讲学的机会,我打电话请他到桃李居聚聚。他坐在我身边说:“要不是你请,我是不会来的。”他仍然像以前那样,和谁说话,都喜欢头挨着对方的头。他说:“我已经退休在家了。”我听了半天说不出话。

  那次离席,是我们见面的句号,他一去不返。

  我和年希之所以关系好,因为——我们都是重感情的人;因为——人生是一场邂逅,没有遇到的,今生不会再遇到;有幸相聚在一起的——旅行团迟早要解散。别说朋友,父母兄弟也一样,总要先走后走;让以往喧闹的日子荒芜,长满青草。

  冰心诗云:“残花缀在繁枝上,鸟儿飞去了。撒得落红满地——生命也是这般的一瞥么?”

  “我要挽那过去的年光,但时间的经纬里,已织上了现在的丝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光正缓缓地向后退,像没有色彩的黑白电影,以前的很多事,年希的事,我的事,别人的事,学生的事,感情纠结的事,都朝后退,越退越淡,淡出画框——三十年前的好事和坏事,现在都变得不好不坏。

  我很悲伤——好像年希的走,我是有责任似的。假如当年在某个时候,某件事情上,我再做点什么,劝他点什么,也许他就不会走得这么早。作为朋友,我有一份自责。

    现在能做的,就是为年希树一块纪念碑——出版一本陈年希纪念文集。

  我把我的想法对年希的妻子徐伟群、儿子陈鸣和好学生刘强说了,他们都很赞成。又得到了欧阳健、曲沐等生前好友的支持和帮助;刘强报效师门,辛勤努力,论文集终于编成。

      上海师大人文学院是年希曾经立足、容身和休息的地方;文集编成以后——年希便与这个世界脱离了一切关系,并永驻在自己和学生、朋友用文字搭起的热气腾腾的帐篷里。

      虽然青松肃穆,时间也失去意义,阳光照不透你——比夜还深的睡眠。但学生、朋友的哀思和我说的话,从灵前飘动的旗幡上可知,你已在冥冥中感知。

      最后的心愿是——这本书的出版,来得及在明年的清明节,放一本在你大理石般的额前。

 

                                                                   2011年12月12日恢复高考纪念日

                                                    于上海伊莎士55号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