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个春雨绵绵的夜晚，我又一次梦见了已去世十多年的朱雯教授。先生还是那样：中等个儿，不胖不瘦，花白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穿着深色中山装，拎着一只人造革黑色书包，神情温和而坚韧,步履缓慢朝教室走去。
古诗云：“衰暮思故友”。我已年逾古稀，脑际忽然飘出受教于朱雯教授的情景，历历在目。现在写下来，就此寄托我不绝如缕的思念吧。
1958年夏，原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与上海第二师范学院合并为上海师范学院。为加强学科建设，学校决定朱雯教授调入中文系，担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同时负责指导我的专业进修，由我负责教研室秘书工作。得知学校这一决定后，我非常高兴，便急着往他家里拜访。来到徐汇区湖南路一幢别墅面前，我忐忑不安按响门铃。门开了，先生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衣着朴素，戴着袖套，手中拿着一支笔。显然，先生正忙于备课，忙于写作。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他和蔼可亲的面容，平易近人的话语,还是很快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边给我泡茶边说：“听领导说，你刚从部队转业，解放军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我要向你好好学习哩。”我拘谨地回答：“不敢，不敢。您是著名翻译家，又是我的指导老师，我要向您学习。还在部队时，我就阅读过您翻译的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注：此中文译本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时曾作为礼品送给斯大林），十分喜欢。”他说：“是吗？我现在就送给你一套。”他随即步入内室拿出一套，签上名，半躬着腰，双手捧着把书送给我。我起身，也是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收受名家赠书，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静，随着书页从我指尖慢慢滑过，先生厚爱晚生的形象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望着满书橱的外国文学名著,我又禁不住上前抚摸书脊,不停逡巡。他靠近我说：“你想要看的,今天就拿去；我这里没有的，到上海图书馆去借。我有那边的专用书卡。”先生比我整整长了一辈，关爱之情，又一次让我动容。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
草创时期的外国文学教研室困难多多。先生认为必须先抓教材建设。通过编写教材，既可培养青年教师，教学质量也有保证。
一年又一年。1960年秋，新学年到来之时，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编著的教材《外国文学史》（上下册）。它是以先生的讲稿为基础，吸收同行意见编著出来的。教材内容丰富实在，切合实际，颇受学生欢迎。第二年，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也选用了它，成为三校共用教材，由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统一印刷。该书封面为浅蓝色，被戏称为“蓝皮书”。
“文革”时，先生被打入“牛棚”，监督劳动，打扫厕所。家中房子被造反派强占，先生一家被逼搬入朝北亭子间，夏天闷热难当。一天，先生突发高烧，妻子罗洪又暂住在北京的儿子家，好心邻居便把他安排在底楼洗浴间降温。正逢我给他送代领的工资，见他平躺在浴缸边的一张小床上，额头上敷着一块湿毛巾，微睁眼看着我，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见此情景，他反倒劝我：“要相信党和人民，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文革”后，先生恢复原职，常常对我们说，要尽快把耽搁的时间夺回来。于是，先生在临近古稀之年，率领我们写作了《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简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它以文学思潮为线索，通过社会背景介绍、思潮特征和发展概况、代表作家作品剖析和影响等章节，系统地总结了每一个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以至消亡。它特色鲜明，开国内首次以专著形式论述国外文学思潮的先河，影响深远。许多兄弟院校以它为教材，还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与此同时，先生还组织我们参加了教育部统编教材《外国文学作品选》（1-5册）的修订工作，为新时期外国文学的教学作出贡献。
先生几十年不离三尺讲台，视课堂为圣殿，传道、授业、解惑，从不懈怠。先生80寿诞，学校特为他在图书馆举办了展览会。其中，他用活页纸写得密密麻麻、字迹端正、一丝不苟的上百万字讲稿特别引人瞩目。先生的敬业精神展露无遗，为学校留下又一笔宝贵财富。
从1958年秋起，我跟随先生听课多年，言传身教，影响了我几十年教学生涯。常有一些生动细节，定格在我的脑海，让我时时感动。他上课从来不迟到，总是提前到教室写黑板。他上课语言简洁，音调不高，抑扬顿挫，余音袅袅；教学组织严密，师生互动，气氛活跃。授课时，十分投入，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学生脉脉而视，时有柳暗花明。他非常熟悉所讲内容，许多文学史上大小事件，如雨果戏剧《欧那尼》演出时古典主义派与浪漫主义派的斗争，拜伦献身希腊独立战争之情景，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初版与再版过程，等等，常脱口而出。他常对我说，历史上有些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往往是在讲课过程中完成的；我们一定要重视课堂教学，以情优教。一次听他讲授雨果的《悲惨世界》，在分析完男工人冉阿让、女工人芳汀和童工珂赛特的悲惨命运后，他特别提醒学生注意小说中描绘的画面：冬日，冰冷的早晨，六岁的珂赛特头发零乱，穿着破烂而又单薄的连衣裙，冻得通红的小手紧捏着扫帚，在旅店门口打扫，两只大大的眼睛挂着两串泪珠。先生说，凡有一点人性的读者阅读至此，无不为珂赛特的悲惨而一掬同情之泪。难道我们是没有人性的人吗？！说完，先生掏出手帕抹拭着湿润的双眼。学校东一阶梯教室里上百学生顿时鸦雀无声，肃穆宁静，每个人的灵魂都受到了撞击。先生就是这样，经常用诚挚的心，为学生心田注入缕缕清泉，洗涤污垢，保持纯洁。
十多年过去，朱雯教授常在我的忆念中。
来源：《文汇报》2010-12-04
古诗云：“衰暮思故友”。我已年逾古稀，脑际忽然飘出受教于朱雯教授的情景，历历在目。现在写下来，就此寄托我不绝如缕的思念吧。
1958年夏，原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与上海第二师范学院合并为上海师范学院。为加强学科建设，学校决定朱雯教授调入中文系，担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同时负责指导我的专业进修，由我负责教研室秘书工作。得知学校这一决定后，我非常高兴，便急着往他家里拜访。来到徐汇区湖南路一幢别墅面前，我忐忑不安按响门铃。门开了，先生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衣着朴素，戴着袖套，手中拿着一支笔。显然，先生正忙于备课，忙于写作。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他和蔼可亲的面容，平易近人的话语,还是很快拉近了彼此距离。他边给我泡茶边说：“听领导说，你刚从部队转业，解放军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我要向你好好学习哩。”我拘谨地回答：“不敢，不敢。您是著名翻译家，又是我的指导老师，我要向您学习。还在部队时，我就阅读过您翻译的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注：此中文译本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时曾作为礼品送给斯大林），十分喜欢。”他说：“是吗？我现在就送给你一套。”他随即步入内室拿出一套，签上名，半躬着腰，双手捧着把书送给我。我起身，也是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这是我有生以来首次收受名家赠书，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我的心再也不能平静，随着书页从我指尖慢慢滑过，先生厚爱晚生的形象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望着满书橱的外国文学名著,我又禁不住上前抚摸书脊,不停逡巡。他靠近我说：“你想要看的,今天就拿去；我这里没有的，到上海图书馆去借。我有那边的专用书卡。”先生比我整整长了一辈，关爱之情，又一次让我动容。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
草创时期的外国文学教研室困难多多。先生认为必须先抓教材建设。通过编写教材，既可培养青年教师，教学质量也有保证。
一年又一年。1960年秋，新学年到来之时，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编著的教材《外国文学史》（上下册）。它是以先生的讲稿为基础，吸收同行意见编著出来的。教材内容丰富实在，切合实际，颇受学生欢迎。第二年，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也选用了它，成为三校共用教材，由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统一印刷。该书封面为浅蓝色，被戏称为“蓝皮书”。
“文革”时，先生被打入“牛棚”，监督劳动，打扫厕所。家中房子被造反派强占，先生一家被逼搬入朝北亭子间，夏天闷热难当。一天，先生突发高烧，妻子罗洪又暂住在北京的儿子家，好心邻居便把他安排在底楼洗浴间降温。正逢我给他送代领的工资，见他平躺在浴缸边的一张小床上，额头上敷着一块湿毛巾，微睁眼看着我，我禁不住潸然泪下。见此情景，他反倒劝我：“要相信党和人民，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文革”后，先生恢复原职，常常对我们说，要尽快把耽搁的时间夺回来。于是，先生在临近古稀之年，率领我们写作了《欧洲近代文学思潮简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它以文学思潮为线索，通过社会背景介绍、思潮特征和发展概况、代表作家作品剖析和影响等章节，系统地总结了每一个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以至消亡。它特色鲜明，开国内首次以专著形式论述国外文学思潮的先河，影响深远。许多兄弟院校以它为教材，还参加了法兰克福书展。与此同时，先生还组织我们参加了教育部统编教材《外国文学作品选》（1-5册）的修订工作，为新时期外国文学的教学作出贡献。
先生几十年不离三尺讲台，视课堂为圣殿，传道、授业、解惑，从不懈怠。先生80寿诞，学校特为他在图书馆举办了展览会。其中，他用活页纸写得密密麻麻、字迹端正、一丝不苟的上百万字讲稿特别引人瞩目。先生的敬业精神展露无遗，为学校留下又一笔宝贵财富。
从1958年秋起，我跟随先生听课多年，言传身教，影响了我几十年教学生涯。常有一些生动细节，定格在我的脑海，让我时时感动。他上课从来不迟到，总是提前到教室写黑板。他上课语言简洁，音调不高，抑扬顿挫，余音袅袅；教学组织严密，师生互动，气氛活跃。授课时，十分投入，娓娓道来，如行云流水，学生脉脉而视，时有柳暗花明。他非常熟悉所讲内容，许多文学史上大小事件，如雨果戏剧《欧那尼》演出时古典主义派与浪漫主义派的斗争，拜伦献身希腊独立战争之情景，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初版与再版过程，等等，常脱口而出。他常对我说，历史上有些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往往是在讲课过程中完成的；我们一定要重视课堂教学，以情优教。一次听他讲授雨果的《悲惨世界》，在分析完男工人冉阿让、女工人芳汀和童工珂赛特的悲惨命运后，他特别提醒学生注意小说中描绘的画面：冬日，冰冷的早晨，六岁的珂赛特头发零乱，穿着破烂而又单薄的连衣裙，冻得通红的小手紧捏着扫帚，在旅店门口打扫，两只大大的眼睛挂着两串泪珠。先生说，凡有一点人性的读者阅读至此，无不为珂赛特的悲惨而一掬同情之泪。难道我们是没有人性的人吗？！说完，先生掏出手帕抹拭着湿润的双眼。学校东一阶梯教室里上百学生顿时鸦雀无声，肃穆宁静，每个人的灵魂都受到了撞击。先生就是这样，经常用诚挚的心，为学生心田注入缕缕清泉，洗涤污垢，保持纯洁。
十多年过去，朱雯教授常在我的忆念中。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