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应镠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历史教育家，青年时代相继在燕京大学与西南联大学习，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而后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他在昆明与上海投入民主运动。1949年以后，程应镠先后在在中学与大学担任组织领导工作，他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的创立者，也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奠基者。他的史学成就、教育业绩与人格精神，是留给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
一、得失久谙关世运：生平事迹
1、斗争文字疾风雷：1949年以前
程应镠，
1928年，程应镠去南昌，半年补习完考中学的课程。次年考入江西省立二中，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他的读书面大为拓宽，生理卫生、植物学都使他感到前所未闻的惊异。1932年，他以成绩优良免试直升本校高中，就读理科。南昌当时是“新生活运动”的中心，教育也颇受这一运动的影响。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风岛社”，开始向刊物投稿。 1933年，他写过一篇《我们的西北》，投寄给在南昌出版的《汗血周刊》，次年正式发表，时仅十九岁。因新任教务主任有意为难，指责他和几个同学不服管教，1934年，他被迫转学到南昌私立心远中学。这个学校的历史教师讲中法战争，讲甲午战争，讲戊戌变法，常讲得流泪，而他也听得流泪，影响之下，喜欢上了历史，决定弃理学文。
1935年夏天，20岁的程应镠考取了燕京大学历史系。秋天，他负笈北上，赋诗说“异乡月好不须圆”，抒发了开拓新生活的豪迈胸襟。一入大学，他就如饥似渴地沉溺于俄国小说、古典诗词和《世说新语》之类的著作中。然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受抗日民主运动的影响，他渐渐感到蒋介石所说的抗日是靠不住的，便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并成为
1936年年初，程应镠参加了北方左翼作家联盟。这年，燕京大学成立了“一二·九文艺社”，他成为负责人之一，主持名为《青年作家》的文艺刊物。当时大家都希望得到著名作家的支持，推他作代表去找沈从文。于是他初谒这位倾慕已久的作家，沈从文为《青年作家》的创刊号写了一篇几千字的长文—－《对于这新刊诞生的颂词》。其后，两人保持着终生的交谊。这年春夏之际，他与燕京大学同学王名衡、刘春发起组织“大学艺文社”，出版《大学艺文》的杂志。他还代表燕京大学“一二·九文艺社”和“大学艺文社”，参加由清华大学发起组织的北方文学社成立大会。他当时是艺术至上论者，强调写什么都可以，但必须“情欲其真，景欲其切”，才能打动人心。这一主张，遭到刘春的尖锐批评，撤消了他出席“北方文学会”的资格。这年，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年底，参加上海妇孺慰劳团赴绥远，同行有柯华、周游、李植人、李植青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程应镠留在北平，一度想去西山找游击队，没有成功。8月初，他经天津至秦皇岛，由海道在
1938年4月，柯华从八路军总部来到686团，他打算搞一个火线通讯社，刊发八路军战地消息和照片，邀请程应镠参加。征得领导同意，他们同去延安。延安有关方面同意他们去武汉，一方面向国民政府办理通讯社的登记手续，一方面采购通讯工作所需的器材。南下途中，在耀县碰到周游，便邀他一道参加通讯社工作。5月，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接见他们，认为国民党不会批准通讯社立案的，要求他们等延安电示再定行止。在武汉待命期间，程应镠写了一些记述八路军抗战的报道、散文和小说，主要有《汾水的西岸》、《我们怎样在这里生长着》《黑夜的游龙》和《姑射山中的风雪》等，他还以八路军的战地生活为题材，写过一本名为《一个士兵的手记》的小书。6月底7月初，他趁待命的机会回家省亲，在故乡组织大塘读书会，举办过农民识字班，教唱救亡歌曲，刷写抗日标语，还演出过短剧《放下你的鞭子》。其后，读书会有些成员分别去了延安和新四军，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当他返回武汉时，柯华、周游已奉命北返，他便由江西经湖南、贵州辗转到昆明。
自1938年9月起，程应镠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继续学习，阅读了大量中国历史要籍，为以后的史学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大约十月，经友人徐高阮的创议，他参加创办了联大第一张壁报，名为《大学论坛》。这是一份同人刊物，作者都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青年，其中王永兴、李宗瀛是北平学联的负责人，徐高阮、丁则良是地下党。第一期的主要文章由徐高阮执笔，丁则良写了一首七言古诗，题为《哀联大》，诗中有讥讽，有对学海无波的忧虑。这批年轻学子，对联大也不满意，与前线血肉搏战相比，这里犹如一潭死水，他们渴望波澜壮阔的生活。课余，程应镠继续向报刊写稿。1939年，因沈从文推荐，他参加了昆明《中央日报·平明》副刊的编辑工作，结识了凤子和孙毓棠。不少联大的学生在这一副刊上发表他们的处女作。他自己也发表了《秦皇岛上》、《副官》、《故乡小景》和《澂江小记》等大量文学作品。他在联大两年，除了学习，便是写小说和散文，内容多与抗战有关，也充满了对故乡的思恋。这些文章，一部分收入《一年集》。这个集子作为章靳以主编的《烽火丛书》的一种，1940年由沈从文推介出版。1949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将其列入《文季丛书》改版重印。
1940年夏天，程应镠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之前，他已在联大所属师范学院的史地研究室参加过一个时期的工作，师范学院有意留他担任助教。就在这时，燕京大学同学赵荣声从洛阳来信，他当时是共产党员，正在洛阳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当秘书，希望程应镠也去那里。于是，程应镠决计重返抗战前线。8月初，由昆明间关赴洛阳，行程十分艰苦，从重庆到宝鸡几乎走了一个月。到西安时，他因痢疾猛袭，几度昏迷，多亏途中结识的国民党某军副师长蔡剑鸣将他送入医院，才转危为安。到达洛阳后，他担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同上校秘书。1941年夏季，转入第一战区第13军任同上校秘书，仍驻洛阳。这一期间，他到过叶县、郑州、登封、密县、新郑，招待过记者，参观过名胜古迹。工作之余继续小说、散文、旧诗的创作，有的寄到重庆《大公报》，有的则在洛阳《阵中日报》和《北战场》上发表。在《北战场》上，他发表了长篇小说《京儿与小庆》的部分章节。洛阳的军旅生涯离他的追求相去颇远，他在诗里抒发内心的不满：“萧条山市堪沽酒，寥落军书好醉眠”；“何时弃此冷官去，独向湖边赋索居”。同时，他对抗战前途和民生疾苦依旧投以殷切的关注：“民困应知征调久，边烽频报捷书迟。诸公好画平戎策，莫任苍生靡孓遗！”
1942年年初，他为了营救军中一位受迫害的女译电员，避居13军在临汝的办事处。3月，化名上官灵亡命安徽太湖县，匿居赵荣声故里半年有余。在大半年避匿索居的日子里，他读了《宋元学案》等大量史籍，一种对历史专业研究的向往之情时时油然而生，《病余》一诗反映了这种心境：
病余岁月似还山，得意希罗古史间。
损益可知千载事，蹉跎已负一官闲。
希罗多德真吾业，凯撒庞贝失旧颜。
怀古怀人情不浅，短灯挑尽意犹悭。
10月，他结束避难，返回洛阳担任第一战区政治部主任张雪中的私人秘书。1943年初，他将战区政治部所属抗日宣传演剧一队和原13军政工队的演员合并，成立了《北京人》剧团，在洛阳连续演出《北京人》一剧达20天。后来还准备排演《蜕变》，被政治部主任秘书等造谣诬指为共产党。见洛阳已难立足，而赵荣声夫妇正从太湖经过洛阳去成都燕京大学复学，程应镠便与他们同赴成都，然后经重庆去贵阳花溪清华中学任国文教师。这一选择决定了他今后将转向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当时他很满意自己的角色转换：
三年奔走空皮骨，到此能安且作家。
止酒不愁贫无俸，著书可待笔生花。
溪山有约行千里，学殖何须富五车？
羁绊一官抛弃早，报书应向故人夸。（《三年》）
1944年8月，程应镠与李宗蕖在贵阳结婚。不久，他携妻移居昆明，担任云南大学文史系助教，并在私立天祥中学任教。因丁则良的介绍，他与闻一多、吴晗相识，和民盟发生了关系。由于吴晗的介绍，他与丁则良虽都不是盟员，但参加过民盟邀集的座谈会。《民主周刊》发行后，程应镠写过《一二·九回忆》和《一个十九岁的上等兵》等文章，都是交给闻一多，由他拿去发表的。1945年6月起，因沈从文的关系，他开始编辑《观察报》副刊《新希望》。闻一多认为这个副刊脱离政治，不赞成他编这样的副刊。闻一多和沈从文原来是老朋友，这时，闻一多转向激进，认为沈从文还是老一套，没有进步。程应镠对两位师长都十分尊敬，认为他们都是好人，还打算调和他们的关系。回顾程应镠后来的治学与为人，不时可以看到这两人对他的深刻影响，追求慷慨壮烈的事业与向往潇淡自然的情趣，是他性格深处看似矛盾却依傍共生的一对因子。
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政治现状并不符合程应镠所追求的民主社会的理想。这年岁末，昆明“一二·一事件”深刻教育了程应镠，他与广大学生一起投入了民主运动。1946年，他曾任天祥中学训导主任。不久，学校迁往距昆明七、八里地的小坝，迁校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都是由他主持的。他请当时在校任教的冯契写了一首迁校的歌词，以后成为这个学校的校歌。他在天祥中学时，向学生大力宣传“独立不惧，朴质自然”的人生精神。1946年4月，闻一多希望程应镠也能和他一样勇敢地过问政治，他因而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西南漂泊佳人死，忍泪脱从虎口来。
契阔死生诚梦寐，斗争文字疾风雷。
望门投宿思张俭，酹酒临江吊楚闾。
家国阽危忠义绝，江声东去隐沉哀。
8月，程应镠挈妇将雏回乡探亲，1947年2月由故乡抵沪，任新陆师范学校教员。8月起改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在这里他结识了孙大雨和戴望舒。这年秋天，他们介绍他参加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上海教育界当时发表支持反饥饿、反迫害和反美扶日的宣言，他与大教联成员都签了名。9月起，程应镠兼任市立师范专科学校的训育主任，因站在学生方面与贪污学生伙食费的校长董任坚作斗争，11月被当时的市教育局撤去兼职。从9月起，他兼任上海法政学院教授；为生计所迫，他还在培明女中和越旦中学兼课。1948年，因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市立师范专科学校解聘，但仍在法政学院任教。这年9月起，因张芝联介绍，聘为私立光华大学副教授，继续参加民主运动。1949年春，他由尚丁（孙锡纲）接上了民盟上海市组织关系。4月的一天，他正在光华大学上课，有人告诉他，国民党在市立师范专科学校贴出逮捕的名单，第一个便是他。他当即去找张芝联，请他用光华的车把自己送走。他蛰居了将近两个月，除了几个最亲近的人，谁都不见面。从1947年到1949年的三年间，他在《中国建设》和《启示》等杂志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路》《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论持久和平》《民主主义的真谛》《论新中国文化的创造》等长篇政论，还写了《帮忙与扯淡》、《痴人说梦》和《停战乎？和平乎？》等杂文，宣传民主政治，抨击专制独裁，揭露国民党的和平阴谋。在避难的日子里，他迎来了新旧政权的更迭。
2、报国谁知白首心：1949年以后
对新政权的诞生，程应镠当时是由衷高兴的，有《闻解放军云集江岸喜成一绝》。1949年5月，程应镠仍在光华大学和法政学院任教，还担任民盟上海市支部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他后来被任命为民盟上海市支部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委员，还兼任过组织委员会的副主委，积极参加民盟在上海的活动。例如，
1949年9月，上海市高教处指定程应镠担任光华大学的政治教授，同时，上海市军管会中教处派他前往高桥中学任校长。次年年初，他辞去《展望》的编辑部主任，以便集中精力专任高桥中学校长。他平生有两大愿望，一是办刊物，二是办学校。出长高桥中学，满足了他办学的宿愿。他本来就有一套办教育的想法，到了高桥中学，便把这些主张付诸实现。在极端困难的经济条件之下，他从办公费中节撙款项，购置图书。其后几年，图书费成倍增加，学生已能在图书室里阅读到各种中外文学名著。他努力贯彻“教学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口号，把升学率作为衡量办学好坏的标准。到任不久，他还抓了学生劳动建校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短短数年，高桥中学就成为闻名沪上的浦东名校。
1951年2月，在仍任高桥中学校长、光华大学教授的同时，教育局一度命程应镠兼任上海工业专科学校秘书长，负责行政领导工作，但他在暑假后就辞去这一兼职。这年冬天，教育局组织部分中学的行政负责人和教师去安徽宿县参加土改工作，他被派在宿县王堂村工作了一个多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他辞去了原先兼任的光华大学的教职。这年，他参加上海市思想改造学习，通过以后，即由教育局指定兼任高桥中学的高中政治教员。思想改造运动，是新政权成立以后第一次触及旧知识分子灵魂的政治运动，树立了执政党的绝对权威。程应镠感到自己不是党员，不适宜做行政领导工作，几次向教育局辞职，打算回高等院校搞教学和科研，都未获准。1953年，他写了《屡求去回高校任教不获忽四年矣因春感赋一律》，表达了自己在社会变动新旧交替之际的喜悦、迷茫和追求：
万里春风喜莫加，卅年委运恨如麻。
回天力已成诸夏，起死恩今感万家。
快意恶除萧艾尽，会心人惜蕙兰花。
自怜才薄当斯任，有志难谐鬓渐华。
1954年暑假，他从高桥中学调至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任历史科主任。在其后三年间，他代理过一年教务主任，担任过校工会主席，但主要负责历史学科的建设工作。1956年7月，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成立，程应镠出任历史系主任。这年，他当选为民盟上海市委委员，任市民盟高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6年，当双百方针提出时，程应镠以儒家理想的“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主张来诠释这一方针。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解，使他毫无顾忌地批评时政，而终于运交华盖。在一次民盟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他公开批评说：“学校现在权威太多，党委书记是权威，校长是权威，一级一级的领导，都是权威，只有教授不是权威。而学术问题，真正的权威是教授，是每一门的专家。不去掉这些权威，学术就不能发展。”1957年鸣放期间，他大力宣传北大民主墙，认为这是一个新五四运动。反右斗争开始后，费孝通在报上被点了名，许杰也在上海被点了名，他在公开场合认为许杰在民主革命中是左派，不会是右派。还说：“倘若这样，以后知识分子都不能讲话了。”不久，他自己也被上海的那位“好学生”点名划为右派。他坚定认为自己并没有“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和某些党员干部相处不好，只是个性脾气，决不是反党。他声明：“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当右派。”但一个知识分子在狂暴的政治风雨面前，是多么渺小孱弱和无能为力。他也想到过自杀，只因儿女尚在童稚，才没有走这条绝路。直至这年8月底，在强大压力下，他见一向比自己进步的一些朋友也都沦为右派分子，才被迫承认自己是右派。从7月份起，他被免去历史系主任的职务，入资料室工作，等待所谓处理结论。
1958年9月，程应镠参加了由上海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的部分右派分子劳动学习班，地点在上海县颛桥乡。1959年2月起，他又参加了上海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的“学习”。7月结业，回上海师院历史系工作，从教授贬为中文系马茂元等人的助教。仍须一方面在校学习，一方面在市委统战部和民盟市委学习，每月还必须向党组织汇报思想，这种汇报持续了三年。在这些阴霾的岁月里，他几乎每天都写思想改造日记，自题为《严谴日记》。1957年以后直至1960年摘去帽子，他除了和母亲、姐弟还偶有通信，与一切朋友都音问俱断。工资已被割得难以养家糊口，1959年之后，为贴补家用，家里的藏书一批一批地卖去，所剩已经无多。这对以学术为生命、以图书为资粮的学者来说，是最不堪忍受的。
1960年9月，程应镠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允许正式授课。他感到作为教师还必须有点真才实学。从1961年秋天开始，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到如何重理旧业，掌握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资料，为著书立说作准备。他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准备作论文。从1962年起，他因原任民盟市委委员，就不再在学校进行政治学习，而是直接参加由民盟上海市委组织的政治学习。直到1965年春夏之际，他才由民盟市委通知仍回学校学习。这一期间，只要一有余暇，他就埋头于史学研究，尽管当时没有学术刊物会发表他的文章，但他还是陆续完成了《农业劳动力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田制的变化关系》、《魏晋南北朝民族略论》和《拓跋部汉化过程中问题述论》等论文。他有一首诗反映了在政治运动的夹缝里偷闲治史的情景：
少逐声名翰墨场，晚于青史识苍凉。
九年蝶梦迷归路，三斛纯灰净秽肠。
绿色侵帘瓜豆蔓，好风穿户午荫长。
夜窗卧看星河落，清露无声枕簟凉。
由于周游和吴晗的促成，约程应镠在一套《中国历代史话》中选作《南北朝史话》。1963年，他写完了南朝部分，把稿子寄到出版社，吴晗通读了全文，回信鼓励他：“就按这个样子写下去。我们打算把它印出来，作为担任其他各朝史话作者的参考。”写作过程中，吴晗和他通过四、五封信，讨论的问题，大的如民族融合，小的如斛律光父子，吴晗都明确表示了意见。1964年春，《南北朝史话》完稿，不久看了三校样。1961年和1962年，对于历史问题，不同意见屡见诸报端；1964年初夏，学术界正在酝酿一场大批判。作为一位历史学者，程应镠对当时讨论或批判的历史问题，是有自己想法的。经过《史话》的写作，这些想法更为明确，他很想为《史话》写一篇序，阐述自己对有关史学问题的系统看法。但这个念头只在脑子里转了一下，便放弃了。书稿交出半年之后，这年初冬，终因政治大气候，出版社正式通知他不能出版。
1965年9月，程应镠参加上海师院农村学习访问队，去松江城东公社学习访问，住了40天，参加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一些会议，主要是成立贫协的会议。访问结束时，学院领导号召写家史，他也参加了两篇家史的讨论，写了部分初稿。回校不久，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文章。当时，他以为吴晗的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也希望是个学术问题。但在表示意见时，却非常慎重，他想：我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不能再犯错误。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了《吴晗与胡适》，他不仅感到吴晗问题已经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预感到又一场阶级斗争风暴的来临。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希望自己能够保住平安，被迫把吴晗1963年的来信交给了历史系党总支。
风暴终于来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阶段，他每次去看大字报时，总是担心大字报会集中揭露自己的问题。吸取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他主动交代了和吴晗的关系，和周游的关系，交出了周游和自己的全部通信。师院的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抄去了他的图书和诗稿，还准备烧毁文物陈列室的珍贵藏品，把他与魏建猷和张家驹等人挂牌游斗，沉重的铁质游斗牌压坏了他的颈椎神经。他认为红卫兵全面地否定过去的文化“太过分”，也“不合法”。运动初期的惊涛骇浪过去以后，他作为牛鬼蛇神被送到学校附近的桂林二队劳动改造。每天，他送蔬菜去市场，到梅陇镇去拉砖瓦，去七宝镇车酒糟，在桂林路和漕宝路上拉粪车……。这一期间，他与亲朋好友都断绝了往来。晚饭后，和妻子一灯相对，唯一可以排闷的，便是读书。从中学便已熟读的《资治通鉴》成为他唯一的精神伴侣。他常常是坐在破沙发上，翻到哪里，就读下去，时而沉浸在历史之中，忘记了一切，时而古今对读，发出会心的苦笑。
1968年元旦，程应镠是在写检查交代中度过的。这年5月，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他也没完没了地写交代，现存有日期可查的交代计就有十余份。1969年2月，他一度被隔离审查。
海上涛来云似墨，天边雁字月如霜。
夜窗犹忆惊风雨，老眼婆娑泪万行。
大约从这年岁末起，程应鏐转到松江佘山劳动。1970年5月，转赴江苏大丰“五七干校”，继续那种无休无止的改造和学习。
1971年，上海师范学院与华东师范大学等五校合并为上海师范大学。这年4月，工宣队发还抄家取去的书物，而程应镠所珍爱的诗稿本却不见踪影，于是他凭借着记忆默录出部分旧作。
从1972年起，程应镠结束了在大丰“五七干校”劳动，参加上海师范大学二十四史标点组，先后参预标点了《宋史》、《尉缭子》、《荀子简注》、《国语》等，尤以《宋史》标校用力最多。1975年，《宋史》标校完毕，次年，在他的促成下，二十四史标点组开始标校整理宋史研究的另一要籍《续资治通鉴长编》。
十年动乱中，程应镠私下里只与魏建猷、张家驹仍有往还，患难之中保持着十分感人的友谊。1973年，他们三人还结伴携妻出游苏州，成为那黯淡的岁月中鲜见的亮色。1976年春天，天安门事件的消息传来，他有《丙辰清明偶成》，表达了对政治阴晴的密切关注和乐观情绪：
日里几番晴雨晦，夜来月色暗还明。
黄梅时节江南客，头白昏昏醉复醒。
10月，他听到粉碎四人帮的喜讯，也有诗纪事道：
谁知覆雨翻云手，搅得周天阵阵寒。
易直果能当大事，未须甲兵即平安。
易直是宋代大臣吕端的字，他一向被视为“大事不糊涂”的名相。程应镠谙熟宋史，他预感到一个灾难深重的历史时期即将过去。
1977年，程应镠仍在二十四史标点组工作，该标点组后来改为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由他主持工作。9月，他应北京出版社之邀，赴京为十余年前的旧稿《南北朝史话》作修改定稿工作。不到京华已经21年，见到阔别已久的师友，抚今追昔，既感慨，又高兴。在北京的50天里，他往往上午校改书稿，下午去访寻古迹，或看望朋友。一星期中，大约有两次去小羊宜宾胡同探访沈从文。他还去探望了吴晗的遗孤，吴晗是促成他写《南北朝史话》的师友之一。稿子修改完毕的那一天，正碰上北京少有的蒙蒙细雨，他独自坐在窗下，写了一首怀念吴晗的诗：
地下能相见，生逢不可期。秋深云漠漠，风老雨丝丝。
遗札当三复，淫威逞一时。劳人还草草，寂寞待春归。
诗的意思很明白，但在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当时，他还不敢轻易示人。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首届历史专业的本科生入学，同年四月，上海师范学院复校。这年岁末，程应镠改正右派错划，出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一副主任，仍主持古籍整理研究室工作，为历史系的重建和古籍整理事业殚精竭虑，忘我工作。同时，他的学术活动和社会兼职也日渐增多。1979年，程应镠被选为新一届的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成为全国第一批恢复招生的中国古代史硕士点学科带头人。这年3月，他在为即将出版的《南北朝史话》所作的《后记》里说；“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还应当在我的晚年为我国史学作出一点什么来。”他确实是以这种精神鞭策自己的，迎来了自己学术和事业的最后收获期。写完《后记》，他赶赴成都参加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宋史研究会，并推北京大学邓广铭、暨南大学陈乐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郦家驹和上海师范学院程应镠组成筹备小组，责成上海师院负责具体筹备工作。12月，他去天津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辑会议，与北京大学邓广铭同被聘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主编。1980年8月，他赴太原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会议决定分卷出版《中国历史大辞典》，希望宋史卷能作为断代史的第一部在1983年出书。会后，他全力投入了《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的组织工作。10月，他与邓广铭、陈乐素发起组织的中国宋史研究会在上海师范学院举行成立大会。会上，他代表筹备小组介绍了宋史研究会的筹备经过，并被选为秘书长，主持宋史研究会秘书处工作。这年，他开始为撰写《范仲淹新传》作前期准备。
1981年，程应镠完全摆脱学校里的工作，夜以继日地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审稿、定稿。1982年4月，他查出患上了鼻咽癌，被迫住院治疗，但梦牵魂绕的却是尽量夺回十年浩劫损失的时光，为史学研究多做贡献。他有两首诗最能说明这种心境：
忧患余生最自珍，病魔潜袭已兼旬。
文章又见流传日，议论终须不傍人。
得失久谙关世运，荣枯每惧损天真。
莺花三月江南夜，怀远思亲一怆神。（《友人问疾诗以答之》）
老去移山志未伸，汝曹宜自惜青春。
传经我爱他山石，报国谁知白首心？
秋入园林思塞马，梦回长夜忆青襟。
登临敢说兴亡事，太息当年苦避秦。（《示儿》）
盛夏出院，程应镠继续擘划《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有关事宜。与此同时，他进一步着手《范仲淹新传》的写作准备工作。盛夏休息在家，便浏览家藏的宋人笔记，有关范仲淹的则随笔录下。约10月开始，作范仲淹传记长编，断续花了一年时间。
1983年，程应镠在原古籍整理研究室的基础上创建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出任第一任所长，并把上海师院的古籍整理专业建设成为上海市首批文科重点学科之一。 10月，他赴昆明参加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并与妻子重游昆明、贵阳等旧地。返沪后赴无锡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11月，又赴江西吉安参加纪念文天祥逝世七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西南之行，故地重游，令他感慨和兴奋，为此他写了一组《重游西南杂事诗》。江西是他的故乡，他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文天祥和方志敏，欧阳修和陈寅恪，以“气节文章堪继往，江山人物自开颜”的诗句来颂往勉今。他频繁地参加各种重要的学术活动，几乎令人难以相信他是一个癌症初愈的年近七旬的病人。这年秋天，他开始写作《范仲淹新传》。写作之前，他对怎样研究历史人物的问题考虑了很久。上海师院校庆，他在古籍整理研究所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学术报告。10月去贵阳，在贵州大学又讲了一次。十一月去南昌，又在江西师范大学讲了一次。回到上海，他收到《历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的征文约稿函，便写了《谈历史人物的研究》。《范仲淹新传》的写作，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论述思想的一次实践。
1984年初夏，程应镠赴京参加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会议，被聘为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这一时期，他还是上海市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这年10月，上海师范学院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11月，程应镠赴无锡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会议。是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成都成立，他与谭其骧、周一良、唐长孺、何兹全、王仲荦、缪越、田余庆、韩国磐、吴泽等同被推为顾问。这年岁末，由他与邓广铭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出版面世。这年，为推动海内外宋史学术交流，他还创办了《宋史研究通讯》作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的会刊，并题写了刊名。1985年 7月，《范仲淹新传》完稿。1986年 4月，他赴杭州大学参加国际宋史讨论会。月末，赴贵阳参加清华中学恢复旧名活动。10月，《范仲淹新传》出版，自去年定稿后即着手《司马光新传》的写作。自是年起，改任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名誉所长。1987年9月，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上增补为副会长，仍兼秘书长。
因十年浩劫中被揪斗时伤及颈椎，颈椎压迫症引发多种疾病而住院治疗。这时，他的《司马光新传》已经完稿，惟传主事迹著作编年仅成其半，征引史料也未及覆核，遂委托助手完成。自此，他久困病榻。卧病期间，偶以笔墨书录昔年所作旧诗。1991年8月，《司马光新传》的出版，给他带来了一丝快乐。
二、历史教育家的成功实践
1、历史教学
相对于历史学家的声名，程应鏐更重视他作为历史教师的身份。他多次对人说过：“我首先是一位教师，不是什么学问家”，可见教师生涯在其人生历程与自我评价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从中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中学校长到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历史教育园地里耕耘了半个世纪之久，培育桃李无数。任何时候，在他身边都会聚集着一群青年学子，平时，他关心他们的学业和为人，关键时刻，他总是忘我地保护他们。他在传道授业的同时，以自身的道德风范和人格力量，教育、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作为长期从事师范教学的历史学家，程应鏐对历史教学和学生培养有自己的见解和特点。他曾经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学生对历史课没有兴趣？他以为，学校对历史教学不重视，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得不好，历史教师缺乏专业训练，等等，都是导致学生不爱上历史课的原因。而高等学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历史教学和研究又直接影响着中学历史教学。因此他特别反对把历史研究与教学简单化，“简单化的结果，就使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剩下几条筋，无血无肉，干瘪得像瘪三，青少年是不会有兴趣的。”他还反对以一成不变的理论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中贴标签，在他看来，贴标签“是不会有说服力的，就会使得学生以为历史味同嚼蜡”。他主张历史课可以通过讲人物，使学生了解过去。比如讲秦汉，就要讲秦皇、汉武，项羽、刘邦，陈胜、吴广；讲均田制，就要讲文明太后、魏孝文帝；讲改革，就要讲王安石、司马光；讲淝水之战，不能只讲战争性质、双方力量对比，要讲苻坚、苻融、谢安、谢石……通过人物的讲授，使历史课变得津津有味，才能使学生从中获得教益，否则，“要激动青少年的心大概是不可能的”。
程应鏐在大学先后讲授过世界史、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宋史、国学概论、中国历史文献学、史学方法论等课程。很多学生说，听他讲课，如同一种艺术享受。他的历史课既有理论上的开掘拓展，又常常在关键处旁征博引，中西比较，信手拈来，适时点化，使学生在豁然会悟、欣然有得中感受其中的深度和广度。他讲课时，感情十分投入，有时激越雄辩，使人奋立；有时深沉低徊，令人感慨；或描摹人物，或引据诗词，高屋建瓴又挥洒自如，把学生带入应接不暇的不同境界。20世纪70年代末，他曾为中文、历史两系讲授中国通史，大梯形教室为之爆满，以致走廊、门厅处都临时加座。他对自己的历史教学的最高要求是：“每上完一节课，就像是写了一首诗，完成了一篇创作。”为了达到这种深度和魅力浑然一体的教学境界，数十年中，他始终要求自己把每堂课要讲的每句话写成讲稿，及至走上讲台却又不带讲稿，其中，需要付出多少创造性的艰苦劳动！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要上好历史课，最主要的还是学习，比在大学读书时还要学习得认真，为培养人而学，为未来的建设者而学，为那些将来要超过我们的人而学。”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不懈的追求，正是他几十年历史教学常讲常新的源泉所在。
2、筚路蓝缕创建历史系
程应镠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创立者。1954年7月，他从高桥中学调至正在筹建中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出任历史科主任，负责创建工作。1956年，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分为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与上海第二师范学院，程应镠担任第一师院的历史系主任。直到“反右运动”以前的短短三年间，他筚路蓝缕，不辞艰难，把全部精力都放到历史学科的创建上。在此期间，程应镠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组建精干出色的师资队伍。
到任以后，程应镠一方面凭借自己广泛的学术关系，引进了不少骨干力量，包括著名的宋史专家张家驹，出身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季平子、朱延辉，还有李旭等教师，另一方面，他倚重比他略早到来的魏建猷，并把师从贺麟与金岳霖的徐孝通从中文系调入历史系，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人才大都出身于清华、北大、联大或燕京大学，当时颇有议论说程应镠用人只重学识，不重政治。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些教师，构成以后上海师院历史教学与科研的领军人物。
其次，创建服务教学的图书资料室。
当时，诸事草创，资料室缺少基本图书，程应镠通过关系，购买了诸如《明实录》、《册府元龟》等基本史籍。为了加强图书、资料、教具的建设，他一方面从当时的地图出版社聘请专职的历史地图绘制员，为历史教学绘制挂图，一方面物色了徐先麟、吴秉文等专业翻译人员，从事外文史料的翻译工作，为世界史教学与科研服务。这在当时，是相当有远见与魄力的举措。即便在被迫等待所谓“反右”结论时，程应镠为了资料室的建设，仍不计一己之荣辱，主动提议整理先前购入而未及整理的碑帖。他在“交代检讨”间隙，白天赴上海图书馆查核资料，入夜则伏案运思，挥毫作跋，终于一帖一跋，悉数完稿，交系资料室存用。
最后，筹备藏品丰富的文物陈列室。
与此同时，他认为历史教学必须充分利用实物，于是开始筹建历史文物陈列室。程应镠首先向学校领导力陈文物在历史教学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争取到一万元作为文物收购经费。然后，他通过已转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自己的老师沈从文，托他在北京收购博物院不拟收购的文物。当时文物收购价格低廉，再加上沈从文的关系，许多有价值的教学文物陆续从北京运来，入藏我校的文物陈列室。他还邀请沈从文来校，对文物陈列室与文物管理员作了具体的指导。沈从文也因程应镠的关系，把他自己珍藏的乾隆宫纸与数种丝织物赠给了我校陈列室。1957年，文物陈列室正式建成，其藏品至今为止仍是上海高校中最多最好的（现已改建为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
反右运动以后，程应镠被迫离开系主任的位置，这时候，历史系的建设已奠定了基础，初具了规模，走上了轨道。他对接任系主任的魏建猷说：“我们关于历史系教学工作的想法是一致的。由你来接手，我就放心了。”即使在遭到不公正对待时，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历史系的建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历史学科，程应镠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3、为振兴历史系而殚精竭虑
1957年反右以后，直到1978年复校以前，程应镠被剥夺了教学与科研的权利，当然更谈不上对历史系建设的发言权。1978年，高考恢复以后，随着首届历史专业本科生的入学，程应镠也复出工作。这年岁末，他被改正所谓“右派”错划，出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一副主任（主任为魏建猷），并主持日常工作。他十分珍惜自己“忧患余生”的晚年，但仍把这最宝贵的生命余晖奉献给了上海师范大学，为振兴历史系与创建古籍研究所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程应镠主持历史系工作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历史系百废待兴。他主要抓了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健全教学秩序，推进教学改革。
程应镠首先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入学的新生制定了教学计划。为了培养出更多基础知识扎实、创造思维活跃的优秀学生，他在历史教学上推行了许多有力措施。他依旧主张：必须让最有经验的老师上基础课，让学生接受最好的基础教学，他为此亲自担任了历史本科专业《中国历史文选》的教学；他认为，不仅历史系，中文系的学生也应该学中国通史，于是亲自为78届历史系与中文系的本科专业上《中国通史》的基础课。他强调改革基础课，在削减基础课课时的同时增加选修课，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他把走出校门考察历史文化古迹，列入了教学计划；他主张实行真正的学分制，让学有余力的学生多学早学；他多次主持学生的学术讨论会，引导学生积极思维，早出成果；他的课外答疑，使学生受益非浅，以至启发他们走上研究之路。总之，他的办学主张与他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为的是培养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才，在提倡素质教育、开拓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今天，他的历史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也依然是行之有效、值得借鉴的。
第二，重建师资队伍，加强专业培训。
程应镠主持工作后，十分重视历史系师资队伍的建设。一方面，他采用或引进，或召回的方法，聚集起了一批骨干教师，其中包括江辛眉、李伯勉、王育民、李培栋等。江辛眉出身无锡国专，文史兼通，尤精古典诗学，因划为“右派”而未展其学。李伯勉是邓广铭推荐的宋史学者，长期困顿市井。王育民长于历史地理学，也因“右派”问题而沉滞在中学。李培栋原是程应镠欣赏的学生，留校作为助教，终因程应镠划为右派，而逐出了大学。他们很快成为复校以后历史系的主要师资力量。此外，还聘请了徐兴业、李家骥等为兼职教师。另一方面，程应镠采取送出去培养与老教师辅导的两手办法，加强对原有师资队伍的培训。他借助自己的学术人脉，让从事清史教学的老师北上中央民族学院，跟随王钟翰学清史；把从事考古文物教学的青年教师送到四川大学去进修。在系里，他先后请江辛眉、沈熙乾等老教师为中青年教师开《左传》、《说文》等研读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他坚决主张通史课应该由一位教师主讲到底，这对提高主讲教师的业务能力大有好处。他还亲自多次听中青年教师的上课，不能对于不能胜任大学教学的对象，坚决从教学岗位上将他们撤下来。总之，程应镠经过大刀阔斧的整顿与卓有成效的措施，短短几年，历史系的教学就回归了正轨，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崭新气象。
第三，培养优秀学生，发现学术尖子。
程应镠知道，恢复高考以后入学的77届与78届本科生与其后不久入学的第一二届硕士研究生，是十年动乱中积存的优秀人才。在他看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历史学科的将来，应该在这些学生里面去发现人才，构筑梯队。对本科生，他鼓励他们养成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学风，常常在自己的客厅里与来访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平等地展开讨论。在研究生培养中，为了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他广请全国著名学者邓广铭、王永兴、胡道静、苏渊雷等前来举行专题讲座，并聘请王永兴、胡道静等作为兼职导师。他善于发现苗子，甘为人梯，及时扶植，严格要求，多方保护。经他推荐，本科生在学期间发表有质量的学术论文有刘昶、虞云国等人；研究生则更多，有严耀中、吕友仁、张荣明等人。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本校或外校相关学术领域里的知名学者。对留校拟任助教的几个77届毕业生，程应镠不仅逐篇调阅了他们已发表的论文或毕业论文，还都一一召来，亲自面谈，了解各人的业务与为人，最后才与系主任魏建猷决定去留。由他发现与培养的这些学术尖子，后来成为历史系承先启后的骨干力量。
4、为创建古籍研究所而鞠躬尽瘁
程应镠复出以后，原设在上海师范学院的二十四史标点组改为古籍整理研究室，由程应镠主持工作。当时，《宋史》已标校结束，正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标校宋代要籍《续资治通鉴长编》。程应镠认为，新时期的文化建设需要一支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力量，而通过对《宋史》的标点整理，上海师院已经形成了这样一支研究队伍。于是，他就开始了创建古籍研究所的规划工作。经过几年艰苦的努力，1983年，上海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成立，程应镠出任第一任所长。在这一方面，他主要做了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奠定了基本建制与研究力量。
程应镠以原有的研究队伍为基础，结合成员的研究专长与当时的研究需要组建了史学、文学、辞书三个研究室。史学研究室以校点整理宋代要籍与笔记为重点；文学研究室则以楚辞、唐诗以及宋代文学研究为主要方向；辞书研究室当时以配合《汉语大词典》的编纂为主要任务。同时，为了加强研究队伍，他还聘请我校中文系的马茂元，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陈伯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钱伯城、魏同贤以及中国科技史与文献学家胡道静等知名学者担任古籍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一方面大大推动了古籍所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古籍所的知名度。
第二，开创了古典文献学的本科专业。
程应镠始终把培养专业接班人放到战略高度去规划与运筹。在创建古籍研究所的过程中，他得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有意向在全国高校中设立四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便主动请缨，要求将其中一个设在上海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获得批准以后，他就在我校历史、中文两系低年纪本科生中亲自遴选优秀学生转入古典文献专业学习。同时，他一面抓古典文献专业的课程设计，除了古委会规定的主干课程，他强调要多开古籍原典选读课；一面延揽合适的教师来为新生上生僻的专业课，例如音韵学，就请中文系许威汉来上。他还亲自讲授了国学概论，讲稿后收入《流金集》（学术编）。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的设立，不仅对我校文科的学科建设赢得了声誉，也大大提升了我校古籍研究所在全国同专业中的地位。
第三，抓好图书资料的基本建设。
古籍整理与研究，在图书资料上有不同于一般古代史研究的特点，而图书资料是古籍所赖以运转与发展的首要条件。程应镠一方面通过校图书馆，调拨了古籍整理亟需的图书资料，一方面派人从古籍书店或相关单位采购了《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与《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影印本等珍本丛书。其后，他又通过关系，辗转从台湾购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与《笔记小说大观》（全四十五编450册）等大型图书。同时，他还让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代为古籍所选购日本汉学著作，以供进一步研究之用。经过短短几年努力，古籍研究整理必须的典籍图书基本齐备，这些凝聚着程应镠心血聚集起来的图书，为古籍研究所资料室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成功申报上海市重点学科。
古籍研究所成立的次年，程应镠再接再励，将我校的古籍整理专业成功申报为上海市首批重点学科。这也是我校文科第一个市级重点学科，极大提高了我校文科在上海高校中的地位。1986年，《续资治通鉴长编》由他定稿的那些分册获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著作一等奖，由他与邓广铭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获得了著作类二等奖，这些成果也成为市重点学科建设的坚实内涵，使其后重点学科建设以优异的评价通过了验收。
从1986年起，程应镠担任古籍研究所的名誉所长，但仍关心着由他亲自创建的研究所的发展。他先后创立了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这两个系所不仅构成了我校历史学科的全部基础，而且也成为我校文科的重要品牌之一。程应镠不仅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的开创者，而且对我校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历史学家的丰硕成果
1、史学思想方法
在史学思想上，程应鏐既受传统史学的濡染，又汲取了新史学的理论方法，两者交融结合，形成自己的治史特色。他充分肯定由刘知几首倡、章学诚补充的“史学四长”之说，认为“现代能写出一本可称为史学的著作的，也必须具备这四长。”在史学的功能与作用上，他主张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故而对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司马光的“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都极为推崇，以为他们“以古为鉴的作史目的，实际上也是在史学的领域对古今关系的一种解决”。他所主张的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有两层涵义：一是指历史研究应该找出规律性的动向，以帮助当代人认识历史发展的方向与大势；二是指总结历史上某一方面的具体的经验教训，作为当代相关问题的借鉴。
程应鏐强调“学问之道，在于求真”，因而十分重视史料功夫。他自述大学时代所受的史学方面的训练，“考证、校勘占的份量颇重”。这种传统史学的早期训练，以及后来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研究的经历，使他在治学方法上尤其重视史料的作用。他认为“考证的目的在于求真”，赞誉司马光的《通鉴考异》“在某种意义来说，开创了我国求实的学风”，肯定清代朴学中有“一种科学的精神”。他主张，“学历史是要有点‘考据癖’的”，任何史料史实上的疏忽偷懒，都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一再告诫学生要抵御名利思想的侵袭，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作为座右铭，静心坐下来认认真真多读几部中国古代基本史籍。他让研究生第一年以逐字逐句研读《资治通鉴》为日课，就是要求他们打下研治中国古代史的深广扎实的基础：通过查找《通鉴》的史源，初通目录版本之学；在比勘相关史料时，校雠之法也得以略涉门径；在史料比较和溯源的同时，既可观摩司马光和胡三省在史料运用与考辨上的精当，若偶有讹误发现，又可粗知考证的门道；而《通鉴》正文和胡注涉及的典章制度、史事人物更是研治中国历史必不可少的基础知识。
然而，程应鏐治学并不局限于史料考据促迫烦琐的天地中。五四以来的新思潮促成了他治史方法的另一侧面，即重视理论，推崇会通。他认为：“史料不等于史学，不论他掌握了多少史料，都不能说他是史学家。”“霸业千秋余古迹，议论终须大手笔”，说出了他对史学研究中理论的高度重视。他所强调的史学理论修养，有特定的内涵。首先，要有理论追求的勇气。他曾指出：“迷信神，迷信鬼，迷信领袖，绝不是科学的态度”，还经常引用张载“剖破藩篱是大家”的诗句，来提倡好学深思，不为前人与他人所囿，也不为自己所囿。在他看来，剖破藩篱，解放思想，是提高史学理论修养的前提。其次，对理论的的追求是不应该有止境的。他认为：理论是随着事物的变化发展而逐渐完善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永无止境，理论的完善也没有尽期。因此，“认为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理论，是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其三，他所说的史学理论并不仅仅狭隘地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传经我爱他山石”，这史学理论的他山之石，包括了人类思想宝库中一切对历史研究有参考价值的理论遗产。他曾向学生推荐过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丹纳的《艺术哲学》等名著。“议论终须不傍人”，他在史学研究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总是以有无新见解来评价当代学人与自己学生的史学成果的。
程应鏐自幼养成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至老不衰，青年时代又从事过文学创作。这种爱好、修养与经历，使他在治学方法上特别讲究文字的表达。他相当钦佩和推崇史学名家张荫麟那些“不用引文使人读起来十分有味的历史名篇”。他的史学论著《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和《司马光新传》等，无不形象生动鲜明，文字清峻雅洁，绝无斧凿的痕迹，却有一种文情并茂、摄人魂魄的魅力，堪称史学和文学相当完美的结合。但鲜为人知的是，为了追求史学著作在表述上的信达雅，他让当时还是初中生的女儿读他《南北朝史话》的稿子，以推敲行文是否通俗生动，而其中《崔浩之死》一节竟先后属稿达11次之多。他招研究生，都必须经过作文考试方得入其门下，文章优劣是录取与否的最重要参数。这种做法在历史专业研究生招生中是别具一格的，其理由正如他说的那样：“不能设想一个文理紊乱的人将来能进行思路清晰、识见敏锐的科学研究。”
总之，程应鏐强调扎实的史料功夫，却不主张仅以罗列史料为能事；推重理论，但也反对游谈无根的空疏之论。他认为：历史研究，无论宏观微观，都应当是具体的。他不止一次指出：研究历史应该从微观搞起，只有把微观搞清楚了，才能准确把握与清晰鸟瞰整个宏观的历史。他认为：宏观理论与微观研究的结合，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的结合，卓特的史学成果与生动的文字表达的结合，是可以也应该在一个优秀史家身上完成的。他所推许的剖破藩篱的史学大家，应该在史实史料方面具有广博精深的素养，并能把握历史发展中带有普遍性或关键性的课题，以新的理论和方法，通过精炼优美的文字表述，作出新的概括和总结，从而取得超越前人的卓越成果。
2、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经过近二十年的学术积累，从20世纪70年代末叶起，程应镠才有机会将自己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陆续刊布。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思维方向、学术观点、研究结论上，在当时都有独到领先之处。
其一，论述魏晋南北朝塢壁的性质、特点和作用，为深入了解当时人民的生存状况提供了真实的历史场景。对塢壁现象，陈寅恪、范文澜、唐长孺等学者虽各有涉及，但进行全面深入论述的，则首推程应鏐的《四世纪初至五世纪末中国北方塢壁略论》。他克服了史料分散的困难，几乎把当时所能找到的相关记载都钩辑齐备，然后完整地勾勒其来龙去脉，称得上是一部塢壁简史。文章实证了塢壁在相当时期内是北方大多数人民的生存处所，对塢壁的各个方面，包括居民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塢壁的军事属性和生产劳动情况等，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他认为，“塢壁对胡族统治者的斗争，客观上促使了胡族的汉化”；“永嘉乱后，汉族先进的生产事业被塢壁保存下来了”；“《齐民要术》所总结的生产经验，实标志着塢壁生产的水平，而不是均田制制度下生产的水平”，都是精彩而独到的见解。他在《论北魏实行均田制的对象和地区》中指出：“永嘉乱后，我国北方最重要的一个力量，是以塢壁为主的地方势力”；而他在《农业劳动力与三国两晋南北朝田制的变化关系》中强调：“五胡十六国真正统治地方的是坞壁主”。这些论点也都发前人所未发，开辟了一条以前人生存环境来揭示社会结构的研究路径。
其二，以考实均田制在北魏实施的具体情况，来把握少数民族统治下的胡汉关系。北魏均田制历来众说纷纭，但注意力多放在制度本身的研究上。程应鏐在《论北魏实行均田令的对象与地区》里独辟蹊径，把研究方向着重放在与其关联的胡汉关系上，表现出对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经济体制与民族关系之间的独到洞察力，为理解与阐释当时土地制度提供了新视角。他的结论是，均田制是民族矛盾发展的结果，适应北魏鲜卑政权统治中原汉族人民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和坞壁主所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展现了当时胡汉关系的多重形式。从现存史料来看，尽管不能断言北魏均田制的其他说法难以成立，但并不见得比程应鏐自成一家之说的论证更有道理。
其三，通过对劳动者名实关系的探索，对魏晋南北朝社会结构进行全面的剖析和全新的阐述。魏晋南北朝社会矛盾交错复杂，人们的社会地位升降不定，决不可以将社会构成简单归结成诸如统治与被统治、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所谓两大阶级的矛盾。程应鏐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劳动者的名实关系是了解当时社会结构真相的绝佳途径，便发表了一组系列文章，作为个案研究的切入点。其中《释幹》是对幹的身份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对北齐的幹与食幹制的论述，至今为止，不仅独树一帜，而且最近历史真相。《释吏》一文则认为“佃客和部曲，兵和吏，在这个历史时期内，是主要的劳动阶层；他们的身份、地位和欧洲中世纪的农奴相似”。与泛泛而论农民阶级是主要生产者的说法相比，这一结论无疑要深刻得多。他在《释新民》里指出，“新民”是北魏统治者将各地被征服者迁徙到平城来进行农业生产的定居者，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农奴，这一观点也是卓尔不群的。
其四，撰写《南北朝史话》，为史学通俗读物树立一个成功的样板。程应鏐的《南北朝史话》完成于1964年，直到1979年才得以出版。但15年的延滞，却未丧失其学科的前沿性。她一经问世，即誉满京华，周一良推许其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的。该书先后荣获过全国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优秀奖和全国优秀青年读物奖，成为当时历史通俗读物的一个范本。这本书的特点，一是涵盖了南北朝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大事要点，是一部较全面的通俗简史；二是文笔简练明快，生动流畅，整部书仅12万字，一气呵成，引人入胜；三是字里行间充满着历史的智慧和强烈的爱憎，充分发挥了史学著作的社会教育功能。
3、宋史研究
上海师范学院的宋史研究，是由张家驹奠定基础的，他是中国宋史研究开创期的重要学者之一。1973年，张家驹去世以后，上海师院的宋史研究顿时少了一位带头人。为了使上海师院的宋史研究能够继往开来，更上层楼，程应鏐毅然放下了对自己来说是轻车熟路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转向了宋史。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不仅把上海师院的宋史研究推进一个新高度，而且使其成为全国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宋代史籍整理是程应鏐对宋史研究的主要贡献之一。1972年，他结束了在大丰干校的劳动，参加了上海师院承担的《宋史》点校工作。《宋史》在二十四史中向以卷帙浩繁芜杂而著称，陈寅恪为邓广铭的《宋史职官志考证》作序时就说过：“宋史一书，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数百年来，真能熟读之者，实无几人。”点校整理这样一部史书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当时，上海师院集中了中文、历史两系几乎所有可用的人力，还从上海历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借调了研究人员，而程应鏐自始至终参与主持了这一艰巨的工作。他常常为了确定一个顿号或专名号，废寝忘食，遍阅群书，反复多次才能肯定下来。尽管如此，程应鏐对整理本《宋史》仍留有一份遗憾，认为还存在问题，“标点、校勘、分段都有问题，更不必说此书原来已经存在的自相矛盾的那些问题了”。通过整理《宋史》，他进一步认识到：“宋代史料整理的工作，是大量的，没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不认真组织人力，是整理不完的。整理是为了研究。整理研究的目的，那就是弃糟粕而取精华，继承宋代优秀的文化遗产。”（《杂谈宋史研究》）于是，在他的组织协调下，上海师院和华东师大两校学者开始标校宋史研究的另一要籍《续资治通鉴长编》，他还亲自为前189卷定稿。该书后获1984年上海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稍后，两校又共同承担了《文献通考》的整理。《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文献通考》三大书的整理出版，是宋史研究中功被后世的盛事，程应鏐在其中起了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
编纂宋史辞典是程应鏐对宋史研究的另一贡献。在整理《宋史》和《长编》的过程中，许多词语和典制令人不甚了了，他痛感编纂宋史辞典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全国史学规划会议上决定编纂《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委会约请邓广铭和程应鏐出任《宋史卷》主编，由程应鏐负责组稿，希望《宋史卷》能在1983年成书，成为断代史辞典的第一部。于是，他又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从设计词目、邀请作者到审读定稿，他都每事躬亲。考虑到宋代的名物制度最难索解，他决定对食货、职官、选举、兵刑等词目尽量兼收并蓄，一些官职的简称、别称也加以收录。有关人物的词目也考虑得较周全，文官中参知政事以上的都收录，有著作流传至今的人基本上也都有一席之地。仅仅词目的收录工作就进行了一年有余，在他看来，“要使一部辞典适合于读者的需要，首先就必须在收录词目上下功夫。”初稿写就后，审稿、定稿是更艰巨的任务。他集中邀请了近二十位专治宋史的学者来进行这一工作，要求“一切据《宋史》所写的名物制度，除查对原书，还要核以《宋会要辑稿》和《文献通考》，其据宋人笔记以成文的，也必须参校他书。宋史人物，据《宋史》者必核以《东都事略》及有关行状、墓志”（《编辑〈中国宋史大辞典·宋史〉卮言》）。这样就使许多《宋史》成书以来包括人物生卒、籍贯、俗语解释等失误得以大量改正。在这一阶段，他集中全部时间审稿。有的稿子要重写，有的稿子要补充，还必须根据需要增补词目、编写释文，工作之繁重，以“宵起旰食，殚精竭虑”来形容当不为过。在稿件三审时，他被查出患上了鼻咽癌，住院治疗期间，依然关心并指导着审稿工作的继续进行。治疗刚告段落，他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审读样稿。1982年秋天，《中国历史大辞典》决定停止若干专史分册的编撰，宋史卷须酌量增加有关方面的内容。他一边断断续续地看稿子，一边约人编写新增词目的释文，1983年暑假送出全部稿件。1984年岁末，《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终于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断代史专业辞典，也是第一部宋史研究工具书。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似乎又经历了一次青年时代完成一篇创作时的那种喜悦心情。”《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后来荣获1986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程应鏐不止一次地说过：编写年表、索引、辞典，包括整理典籍，如同前人栽树，能为学术研究起“开路搭桥的作用”，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为此，他甘愿为后学作人梯，置自己大量亟待整理的旧稿于不顾，投身于宋代典籍整理与宋史工具书编纂。
4、历史人物研究
在程应镠的学术研究中，历史人物研究占有相当的比重。早在1957年后，他就萌生了为范仲淹写传记的强烈冲动，但命运阴差阳错，直到1980年才有机会实现夙愿。1984年，他撰写了《谈历史人物的研究》，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这篇论文因对当时历史人物研究中的拨乱反正和理论探讨有推动的作用，而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他在1986年和1991年出版的专著《范仲淹新传》和《司马光新传》，则是对文章中所论述思想的成功实践。
其一、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首先，他从“研究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是分不开的”的角度，强调“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应当重视的”。在他看来，每个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缩影与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研究完全可以通过一个人物反映一个时代，例如吴晗的《朱元璋传》，邓广铭的《王安石》。其次，他从史学的社会功能充分肯定历史人物研究的价值和作用。较之于某些较专门的史学课题（例如制度史、经济史等等），历史人物传记无疑具有最广泛的读者覆盖面，社会上一般男女老少了解历史的最简捷途径就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了解。最后，他从历史人物的教育作用出发，强调“选取历史人物中的精华，作为教育青少年一代的教材，是我国教育史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培养人才，是当前建设的大需要。研究历史人物，有助于我们培养人才的借鉴。”
其二，强调历史人物的研究必须全面。所谓全面研究，在程应镠看来，至少有四个层面。第一，研究历史人物，必须深入全面地研究他所处的时代、所活动的地域。不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对历史人物的业绩、行事和思想，就会解释得不合理。但同一时代，因地域不同，其人物亦不同，对此“不能仅从自然地理方面去说明，更重要的还须从这些地方的经济、交通、教育或者别的什么方面去究其原委”。第二，应当深刻把握历史人物的局限性。他说：“任何一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除了这种局限之外，还有生理的、心理的、教育的局限”。研究历史人物，应全面研究他的行事，人是复杂的，而不能只注意那些大事、好事。第三，历史人物留下的著作是进行研究的第一手资料，而研究一个人的作品则要求全，否则对人物的了解就不全面。在两部《新传》的写作中，他努力实践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尽管稔熟宋代史料，但重新研读了《范文正公集》和《司马温国文正公集》，遍阅相关的宋人笔记与文集，充分全面占有传主资料，写出传记长编，这才正式动笔。第四，有了对历史人物的全面了解，写起来才会有血有肉。他还认为，对经历曲折复杂，行事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在着力表现传主思想、事业最本质、最主流的那部分的同时，对其性格、情绪等其他侧面也应努力发掘，以凸现一个完整无缺、有血有肉的传主形象。例如，他在《司马光评传》中甚至并不讳言司马光在元祐更化废役法时的固执，体现了对历史人物必须全面研究的一贯主张。总之，他认为，只有对历史人物的全面研究，才能使传主达到黑格尔在《美学》中所推崇的“这一个”的最高境界。
其三，关于研究方法与表现手段的探索创新。他尤其着力于历史人物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发掘，即不仅仅关心于研究个体本身，而且更专注于开掘研究个体的各种各样人际关系所特有的具体性。他认为，像范仲淹、司马光这样的时代巨人，前者倘若离开了庆历新政中的人际关系，后者倘若离开了熙宁新政与元祐更化中的人际关系，是既反应不了时代，也烘托不出传主的。在历史人物传记的叙事方法上，他往往不是对传主进行浓墨重彩的正面描写，而是在传主与同时代人的关系网络中展现所研究的个体。他认为，借助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来研究和刻画传主，是对历史传记旧模式的突破，完全符合“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社会学著名原理的。这种研究方法和叙述风格，更能使传主形象克服扁平性，增强立体感。
其四，关于历史人物传记的叙事风格。有关历史人物的研究成果，其表现形式一是论文，一是传记。对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程应镠也是富有个性的。他自幼养成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至老不衰，青年时代又追随
总之，对于历史人物研究，程应镠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史学家，给后人留下了富有启示性的史学遗产。
程应鏐的史学著作主要有《南北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79年）、《范仲淹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司马光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学术论文结集为《流金集·学术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文学作品有《一年集》（收入《烽火文丛》，1940年；文化出版社，1949年），其他散文、杂感、政论与旧体诗词结集为《流金集·诗文编》（私家版，2001年）。另有《严谴日记》等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