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下午2点，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程光炜做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名师云讲堂”，在腾讯视频会议平台上带来了一场题为“‘出埃及记’：再读张光年的《向阳日记》”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董丽敏教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100多位教师和研究生参与。
《出埃及记》是西方圣经文学中最富艺术性的经典叙事文本之一，它主要讲述了英雄摩西带领以色列先民出埃及到西奈山领受“十诫”的故事。这是整个犹太民族共同谱写的关于自我救赎的伟大史诗，在人类历史记忆中烙刻上永久的印记。会议伊始，程光炜教授以此切入，指出在张光年的《向阳日记》（1972-1975干校后期部分）中同样可以解读出属于特殊历史时期一代人的“自我救赎”精神。随后，程教授结合丰富的史料为大家厘清了研究对象的范围与背景，细致介绍了其问题意识和研究动机的形成过程，并返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对张光年及其《向阳日记》进行了深刻剖析。
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演进，“五七干校”这一特殊的历史产物逐渐沉没在时代记忆的深处，程教授史海钩沉，在讲座的前半段引领青年研究者们廓清那段斑驳模糊的历史面貌，梳理了“五七干校”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知识分子与“五七干校”的种种关联。“五七干校”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间，为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将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场所，“五七干校”由此成为中国当代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以下简称“学部”）等单位的文化精英统统进入干校，其中，中国作协成员主要集中在湖北咸宁和天津静海（团泊洼）的两处“五七干校”，学部成员主要集中在河南信阳的“五七干校”。文革前，张光年担任《文艺报》总编辑，后被下放至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干校选址在向阳湖旁，干部们在此从事围湖造田劳动，张光年开启了六年的干校生涯（除去返回北京养病的时间，实际上是三年），《向阳日记》也由此命名。程教授择取其中写于1972-1975年的日记进行研究，他指出，《向阳日记》在1997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与写作时间相隔二十余年，修改幅度较大，其中必然渗透着日记作者与社会环境的种种博弈与反复考量。为了使得这段被挪动的历史复现得更为真实，程教授在研究过程中引用大量旁证作为画外音，又融入个人思考作为小注，从不同维度对这段即将被遗忘的历史进行了细致周密的打捞。
谈及缘何会对干校问题和这一代人产生研究兴趣并定为选题时，程教授主要做出了以下四点说明：其一，研究价值较大。“五七干校”中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后来都成为影响新时期文学的中流砥柱，没有六七十年代的积聚蓄势，也就不会出现八十年代的文学图景，因此这一代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如何勾连起过渡前后的两个历史时期意义十分重大；其二，个人成长经历的影响。程教授和师生们分享了自己的十年干校子弟生活，作为这段历史“间接的当事人”，既拥有触摸历史真实的条件，又能够拉开与研究对象的距离，留出作为研究者反思与想象的空间，因此，以多元视角勾画这一代知识分子群像的工作既属个人意志，也具备较强的可行性；其三，理论阅读的触发和历史感觉的驱动。程教授提到，自己在偶然阅读哈拉尔德·韦尔策（Harald Welzer）编著的《社会回忆：历史、回忆、传承》时，受到启发，形成了一定的历史感觉和研究思路；他还就此勉励各位青年学者，一个成熟的研究者要勇于跳出刻板的研究框架，逐步寻找和培养历史洞察力。最后，程教授表示，对张光年的研究只是自己计划撰写的“集体传记”中的一部分，而这部“集体传记”将会在个人记忆与群体记忆的碰撞中，以非苦难叙事的视角和方式被完成。
随后，程教授返回到张光年干校后期的日记文本中，沿着日记作者分布于咸宁—北京—静海等地的足迹，从时空的转换迁移说开去，还原张光年的治病归去来、读书与会友、在“解放”传闻中和滞留出版局等若干历史事件，关涉到“过去”、“今天”、“习惯”、“互动”和“反思”等几个关键词。程教授指出，从张光年的日记中可以发现，病痛不单是身体，而且蔓延渗透到了心灵世界。以当代美国学者苏珊·桑格塔（Susan Sontag）的“疾病隐喻”理论为参照，张光年疾病明显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张光年在日记中披露的十几种疾病；而更深层次的则是，身体的疾病内含着心灵的疾病，个人的疼痛隐喻着国家的危机。于是，干校既成为精英历史的终点，也构成了他们重新认识历史并调整与历史关系的新起点。最后，程教授总结到，在张光年的日记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隐含的主题——自我拯救，日记作者将出埃及记中摩西的英雄故事改装成自己蒙难、受难、自我拯救的故事，这也可以延伸理解为一代人的自我拯救历程。
董丽敏教授对本场讲座给予高度评价并进行总结。她认为程教授长期以来对 “当代文学六十年”整体视阈的建构、“当代文学历史化”的方法论意识以及“重返80年代”的研究实践探索，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化起到了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接下来她谈了自己的三点感受：首先，程教授的讲座虽然以张光年这一个案入手，但对史料的有效处理、对理论的恰切运用，使得隔膜的历史能够以更有现场感的方式被呈现出来；其次，这一研究不仅完成了大量史料的整理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把近年来“向下看”的微观史观、记忆史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张光年的《向阳日记》有机结合起来，对张光年个人记忆与社会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过程进行了系统解读，并将势、理下的情感、心灵的微妙之处呈现出来；第三，程教授的研究很好地诠释了一个人文研究者的转化作用，那就是如何把个人立场与研究对象进行更具分寸感的对接，使得过去的历史能借助研究者这一中介而对今天发挥作用。最后，程教授与各位师生进行了互动与交流，本场讲座在愉快的氛围中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张光年简介：张光年（1913.11.1-2002.1.28），别名光未然，湖北省光化县（现老河口市）人，中共党员，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并被选为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27年在家乡参加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30年代起从事进步戏剧和文学活动，1931年入武昌中华大学中文系，1935年在武汉发表歌颂抗日志士、反对卖国投降的歌词《五月的鲜花》，1936年到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到延安创作组诗《黄河大合唱》；皖南事变后赴缅甸主编《新知周刊》，组织华侨青年战时工作队；建国以后，张光年一直在北京从事文艺活动，先后担任《剧本》、《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
撰稿：郭如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