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12-23 13:59:46作者：舒运国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22日第871期
从目前的发现而言，人类最早的活动出现在非洲，非洲也被公认为人类的诞生地之一，但非洲的历史在西方文明视野里却屡屡遭到歪曲。
西方势力渗入非洲后，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作用下，基本对非洲历史奉行不承认主义，否认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历史。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信誓旦旦宣称：撒哈拉以南非洲“不是一个历史的大陆，它既没有显示出变化，也没有显示出发展”。既然没有历史，又何来记载历史的非洲史学？于是，非洲史学被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所封杀，在世界历史的大家庭中，迟迟拿不到出生证。在非洲大陆独立之前，西方出版的世界历史几乎不涉及非洲，1902—1910年出版的14卷《剑桥近代史》，以及后来出版的由海斯、穆恩、韦兰编撰的《世界史》就是不承认主义的代表作。
非洲大多数国家在1960年代获得独立，之后逐步建立起非洲史学科，而否认非洲存在历史的观点自然无法立足，但是“欧洲中心论”又代替了不承认主义，西方学者把非洲历史视为欧洲历史的附庸和延伸，非洲历史再遭涂改。当然，也有非洲本土的历史工作者和西方有良知的学者，在1960年代后，为恢复非洲历史的原来面貌，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且运用口述史料以及历史语言学、考古学、生物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手段，使非洲历史研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非洲历史的长期边缘化状态得到很大纠正。
中国的非洲史研究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起步较晚。新中国成立前，没有非洲史学科，更加谈不上非洲史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非洲人民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斗争的历史进行了一些介绍，但还谈不上研究。1958年，北京大学杨人楩教授首开国内非洲史研究之先河。但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刚刚开始的非洲史研究很快因受到“文革”的干扰而破灭。中国真正开始对非洲史进行研究，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一批有志于非洲史研究的学者自愿组织起来，于1981年成立了“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推动非洲史研究为宗旨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其后，中国的非洲史研究掀起高潮，但是研究重心仍然在政治史范畴，学者们聚焦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奴隶贸易、民族与部族、中非关系史等课题。艾周昌、陆庭恩主编的三卷本《非洲通史》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作，集中了全国近30位非洲史专家经过近十年辛勤劳动的成果，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非洲史研究的最高水平。199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非洲史研究进入低谷。到21世纪，随着中非关系的急剧升温，对于非洲史的研究再掀高潮，而研究领域也得到开拓，摆脱了单纯政治史的研究，开始涉及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妇女史、国际关系史等诸多领域。
直至今日，虽然我国非洲史研究获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要承认相较于国外研究水平，我们仍处于滞后状态。其具体表现为：第一，从国别史研究的角度看，目前中国非洲史研究只是星星点点地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国，如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南非等，距覆盖非洲全部国家，尚存在很大距离。第二，从研究时段看，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和现当代的少数领域，诸如西方的殖民主义统治和非洲各族的反抗、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发展等，而对于古代史的研究偏少。即便是对于近现代史的研究，研究课题也十分散乱，低水平的重复研究时有出现。由于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偏少，闭门造车的现象依然比较普遍。第三，从研究的成果看，中国非洲史研究成果的数量少，质量更是需要提高，且不说与国际学术界研究水平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就是与国内世界史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水平相比，落差也十分明显。
非洲史研究的滞后状态产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一是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讲，非洲史研究现状对于历史学科（尤其是世界史）发展极为不利。众所周知，古代非洲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近代非洲则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现当代非洲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力军，为自身的复兴和世界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非洲史是世界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系统、深入研究非洲史是历史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换言之，如果忽视非洲史研究，那么世界史学科将是残缺不全的。
二是从现实意义上讲，非洲史研究现状无法满足当下中非关系的急剧升温所提出的新的要求。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推动下，中非关系急剧升温，中非双方的交往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这种形势的发展，需要非洲史研究人员至少要做好两方面工作：第一，关于非洲知识的普及工作。当前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企业家、商人和其他人员进入非洲，他们迫切需要了解非洲。因此，提供包括非洲历史的普及性知识，是非洲史研究人员应该承担的工作。第二，服务国家对非战略。目前中非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领域，中国对非政策需要学术界提供理论支撑。在这方面，非洲史研究者既具有学术优势，也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在上述两个方面，由于非洲史研究的滞后状态，至今还没有看到令人十分满意的成果。
毫无疑问，为了推动学术研究，为了回应时代的要求，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改变非洲史研究的滞后状态。比如，在有条件的高校历史系，尽早在本科开设有关非洲史的选修课，培养非洲史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加快培养和加强非洲史研究队伍。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和交往，有鉴别地引进国外的前沿研究成果，缩小中国非洲史研究所存在的差距。鼓励国内研究人员集体攻关，选择已经有一定基础的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争取有所突破。
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对于非洲研究日益重视。社科基金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对于非洲史研究的支持力度；教育部已经把北京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的非洲研究中心作为中国高校非洲研究的基地；外交部每年发布“中非联合研究项目”，鼓励中非学者携手合作，共同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各方支持下，学术界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非洲史研究的落后状况一定能够改变。
（作者系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