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遗忘，一座城市“无声的抗战”
■本报记者 龚丹韵
【壹】
这是一段几乎被忘却的历史。
1937年的上海，当无数战士为抵抗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轰隆炮火的背后，上海这座城市的无数普通人也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抗战”。
他们与敌人斗智，与疾病、饥饿与恐惧斗勇。最终，他们拯救出一个个平凡而又鲜活的生命。在废墟中，他们与这些生命一起，从未放弃生活、学习，也从未放弃对未来的希冀。
这场抗战的战场就是“南市难民区”——战争爆发时，获得交战双方认可，最终保护了30万平民的避难区。它开创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先例；它是《拉贝日记》主人翁约翰·拉贝学习的母版。而继南京之后，它的模式继续在武汉、杭州、广州、福州、汉口等多地被复制推广，保守估计，至少让50多万中国难民幸免于难。1938年，这段事迹被美国《时代》杂志报道。
最重要的是，这一“上海模式”被写入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从此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于全球践行。
至今，在世界战火纷飞处，只要看到国际红十字会的身影，就依然能看到它背后深潜的上海历史记忆。
时隔70多年后，在南市难民区的故土上，或破损的老屋、或崭新的楼宇已无法诉说尘封往事。这块覆盖着城隍庙的地标地段几经变迁，如今依然是上海文化与商业的象征之地。九曲桥下每一块黑压压的石砖、每一道抹不平的刮痕，或许曾经都是难民的陪伴者和安枕处。它们在褪去岁月的沧桑后，涌动出的是热腾腾的繁华烟火气。这大概是多年前，难民们躺在此地风餐露宿时、摸着石头喃喃自语时，对未来生活最美好的想象。
抗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拨开历史的灰烬，以期告诉更多人，这段普通人的抗战故事。
【贰】
1913年，一名法国神父来到上海。从黄浦江远望时，他大概未曾料到，24年后，这里有30万人的命运与自己牢牢维系在一起。
他叫饶家驹。
他的右臂在徐汇教书时被烟火炸飞，从此成为“独臂神父”。《申报》报道说，他精通英、法、中、希腊、拉丁等语言，是天生的演说家。他有着一抹浓须，满面微笑，身躯颀长，且爱好交际，与盘踞上海的各方势力私交甚笃。关键是，他乐意运用这些关系救助难民。
1931年长江水灾，饶家驹积极救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为被困妇孺四方奔走； 而当时间流走至
这一天，满目疮痍的城市，浸满死亡与恐怖。侵略的日军在焦土中继续烧杀掠抢。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哀嚎声在狭窄的街巷与弄堂里此起彼伏，人们死于轰炸、死于饥饿、死于无力救治的疾病、死于妻离子散的晕厥。
而难民们的信念只有一个——逃出上海，或躲进租界。租界顿时人满为患，最多时集中了70多万难民。全城的难民如蚂蚁般密密麻麻，迅速填满外滩、外白渡桥，几乎没有一丝缝隙。露宿街头的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逾百，儿童死亡人数翻倍。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均表示“束手无策”。
公共租界指示：“不要卷入难民事务，而是把这个问题留给国际红十字会，其他国际组织，以及传统的中国救济组织。”法租界更是干脆，与华界交界口安装起铁栅门、架设铁丝网，阻止难民继续涌入。“大批民众被摒门外，万头耸动，号泣救援，秩序混乱已极。”
无数难民集聚在南市。他们挤在民国路（今人民路）上，眼巴巴地望着法租界的大门，缺衣少食，处境悲惨。
救济会的收容所难以为继，救济组主任饶家驹想出了一个主意——“就商于中日军事当局，将方浜路以北一带，划为安全区，为难民避难所”，这便是
【叁】
斡旋于每一方的顾虑和利益，最初的谈判无比艰难。
饶家驹需保证，安全区不会成为扩张的租界，不会成为中日双方的军事用地，不会成为任何一方的“后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要赞同、中方要赞同、日方也要赞同，交战双方都签署书面协议，安全区方名正言顺。
这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然让饶家驹凭借高超的交际技巧办成功了。
书面协议的好处马上体现出来。
烽烟蔽日中，7根竹子支撑的临时帐篷缓缓撑起，充满希望地出现在震旦大学校园里。7000多名难民挤在一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门诊部、难民登记处、培训班、分发定额食物处、煤供应部等基础服务设施紧张有序地建立起来。
而南市难民区开放的第一天，城隍庙、小世界、学校、公园、教堂、寺庙，但凡有空间，收容所就如雨后春笋一个个冒出来。
安全区面临的是另一种孤岛般的挑战：一个被围住的区域，生活着几十万惊慌失措的难民。维持秩序，相当于管理一座中等城市。
安全区是自治的，监察委员会首先成立，饶家驹任主席，各国外籍人士任委员。这是高明之举。不少委员其实在租界、商会担任要职，他们独特的身份便于协调矛盾，更便于募集资源。
难民区被划成9个分区。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査、医务等职，工作人员均由中国人担任。总办事处下设难民组、居民组、警卫组、卫生组、给养组等。财政预算分4块：食物、衣服、医院和其他。
这哪是“小小的难民区”，这几乎就是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日子久了，难民们自己发动起来，与慈善组织分工合作。最终，大家一起让这个孤岛社区拥有了行政机构、警察、医院、学校、手工工场甚至刑事法庭。
南市难民区能被写入《日内瓦公约》，其独特的范例价值正在于此。因为它不仅孕育而生，而且还创造了一套战时难民管理体制，这套制度至今都在世界范围产生影响。
【肆】
起初，难民们闻讯涌入，人口迅速超10万。然而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水没电、少粮少衣。委员会和法租界协商，法租界的水电供应延伸到难民区。最终，安全区建立了24个开水房，为104个收容所提供服务。
接着是吃饭问题，形势不容乐观。每一天，通往法租界的西大门口，隔着厚厚的铁栅栏，难民们总是伸出手乞食。
法租界居民出于同情，有时会隔门给难民投食。但结果总是年富力强的人抢到食物，有人因此受伤，也有人把食物再转卖给他人牟利，弱者和儿童永远得不到食物。委员会出面阻止这种做法，尽量把食物送到捐赠中心。
而饶家驹的头等使命就是募捐。
上海的慈善机构、企业、官方机构都纷纷出钱。饶家驹觉得日本负有责任，甚至还去找日本人要钱。然而在战火中，这座工商业城市已经凋零，快被掏空，几乎捐无可捐。
他先去了日本，变相“敲打”日本继续遵守诺言，不要占领难民区。然后他又去了加拿大、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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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委员会紧张的是医疗卫生。安全区内一旦暴发传染病，后果难以预计。这个工作太繁重，任何一个组织都无法单独处理，于是责任被分摊给各善团。生病的难民实在太多，就连路边被遗弃的婴儿，时常都染上性病。
夜晚，火光和轰鸣时不时从毗邻处冒起，这样可怕的景象让安全区的治安形势格外严峻。法租界每晚派中西侦察员若干在区内巡逻，以防小窃和骚乱。每天白天，委员会的成员都会在安全区出现，他们一旦出现，难民们就心安了。
【伍】
每天，总有一辆黄包车，迎着晨光，从吕班路、老北门、新开河，出法租界铁门，一路行驶进入南市难民区。车上坐的正是饶家驹。
南市，像是一个由狭窄街道组成的迷宫。当两辆黄包车彼此驶过，都要小心翼翼。街道因铺有尖利的石头而崎岖不平。难民们涌入这里后，迅速占据所有空房，填满每一个角落。
饶家驹事必躬亲，他每天必到难民区，因为管理再妥善，也总有疏漏。
第七区区长任希彭虚报难民数额，克扣难民口粮。事发后，从他家中搜出赈米若干、赈衣百套、绸布棉被百余条，他受到了严厉处罚。
1939年4月，难民区委托恒达洋行采购糙米1000包，其中数百包搀入稗子、砂石。
难民区内还会发生吸毒、赌博、酗酒、斗殴等违规事件。刑事法庭因此而设立。
上海市档案馆里，至今还保存着一份珍贵材料，由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所写，上面描述了难民区的生活图景：商人们从浦东那里带回蔬菜、水果、肉类、大米； 他们更喜欢将商货运输到南市去卖，因为在南市商品卖得更快更直接； 道路两边摆了许多食品摊位，有猪肉片、成堆的橙子和蔬菜。商品价格则受到中国商会的控制。
大部分难民都携带一些钱财。由于南市几乎与周围隔离，这些钱只能在安全区内流通，它类似于一个孤岛社区。监委会做出种种努力，鼓励店主重新开店。这些“店铺”不单单只卖食物，还令人惊讶地销售由陶瓷制成的饰品、铜制品、廉价的刺绣以及卷轴字画，这些物品都是安全区第一次开放时发生的大肆抢劫的结果。
可以说，是上海的民众和国际友人共同支撑着难民区。它靠救济竟然维系了30万人口生活了近三年，不少研究学者都感叹“实在了不起”。
法文版 《饶家驹的故事》小册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令人敬佩的上海，这座以其无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
安全区里，时而有低吟的读书声飘荡。是儿童与成年人，他们席地而坐，或找来粗糙的长凳、铁皮饼干筒坐上，听难民学校的老
编筐、结草绳、做纸花、编草鞋、做鞋、裁缝、刺绣等手工艺课纷纷开设出来。因为大家认为，总有一天，在某个值得期待的和平未来，难民们能用上这些手艺。
这里是让人绝望的战区，这里也是希望之地。
【陆】
尽管有铁丝网，日本人还是进来了。
虽然表面上承认难民区“不受武力攻击”，但日军的觊觎始终存在。不久，日军找到了借口，说自己的士兵在难民区外巡逻被人打伤，他们不顾国际救济会的申辩，强行开进难民区搜查。
翌年底，日军又使出了新花招：难民区总办事处通往租界的电话线被剪断了，也是经饶家驹据理力争，后来才由工兵接通。
后期，日军加强控制，难民居住的区域缩小至小世界、青莲庵、庙前救火会、豫园、内园、珠玉业公所、露香园等7处。难民区出入口仅剩淘沙场和陈士安桥两处。
根据一位老人的回忆，日军哨兵进入难民区时，不仅驱逐难民，还有一些中国女孩被拉出去强暴。但总体上，这里还是比较安全。
在这样一个难民区，必然有共产党人的活动。难民区里就曾建立起党支部。赵朴初是慈善救助的重要人物，周边聚集了不少共产党员。他们一面救济难民，同时动员单身男子参加新四军。
根据学者后来的考证，新四军一部分的来源就是上海的南市难民，他们通过地下通道，慢慢把这些难民运送出去，名义上是疏散回乡，请饶家驹开证明，弄通行证，实际上这些人就跟着共产党到了苏北，加入了新四军。在这个难民区里，后来培养出一批共产党的骨干，如曾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的周克、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杨堤等等。
【柒】
1940年，上海形势好转，大部分难民返乡。
6月，欧洲战场吃紧，饶家驹离开上海，返回法国。他的祖国也在遭受战争，他要回去帮助他的同胞，就像帮助上海的同胞一样。
《申报》 在
“南市难民区”缺乏主持者，6月底宣告结束。
饶家驹不知道的是，他离开后，上海的难民们一直想为他铸立一座铜像，还想把城内的方浜路改为饶家路、方浜桥改为饶家桥。
但《申报》说，“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既无金钱，又无势力。”
1946年，饶家驹因病死于柏林，享年68岁。
然而无论如何，安全区的成功，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转轮。
国际红十字会高度关注，在南市安全区成立后不久就派人前来参观。
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饶家驹安全区被视为战时平民保护的成功范例。
1949年，63个国家代表制定《日内瓦公约》。其中，第四公约就是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文件两次提起“饶家驹安全区”，把这一“上海模式”作为公约的范例，这在国际公约中极为少见。
从这一刻起，国际人道主义法里，正式有了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条款；从这一刻起，南市难民区的意义跨越了时代和国别，成为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环。
遗憾的是，饶家驹病逝于1946年的柏林，没能见到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但是上海的南市难民区，却以这种方式永远记住了他，记住了和他一样慷慨、仁爱，在抗战中与侵略者斗智斗勇，保护无数平民的人们，也记住了这座海纳百川的慈善之城所散发的人道主义荣光。
（参考资料：阮玛霞 《饶家驹安全区》一书，苏智良、张化、姜玉春等多位学者的论文）
特刊学术支持：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
化研究中心
饶家驹，以“上海拉贝”之名归来
■本报记者 黄玮
2014年的那个夏日，站在阜春街上，苏智良如同站在历史的悲欣交集处。
白底黑字的文献告诉他，这是抗战时南市难民区残老院旧址所在的阜春街，他终于来到这里与历史相见；灰墙上大红“拆”字提醒他，这是即将被城市的日新月异湮没的阜春街，相见亦告别。
历史的在场与缺席，同时光顾了苏智良，光顾了上海那个寻常夏日。
那个夏日，距离抗战史专家、上海
一个陌生的名字
20多年前，苏智良在搜集“八·一三”淞沪抗战史料时，遇见了一个陌生的名字——饶家驹。一位法国神父，1913年来到上海传教，抗战时设立南市难民保护区，救了很多中国人。
心里一动。但他急于查找手头研究课题的史料，未曾在与这个名字相关的历史上停留。
多年后，美国学者阮玛霞研究二战期间到上海避难的外国难民历史时，在文献中数度遇到饶家驹这个名字。
对人的好奇或者说研究的兴趣，吸引她深入历史，去打捞这位法国神父的中文名字背后的命运与风云。她辗转法国、日本、瑞士等国家，在各国的卷帙浩繁间捕捉这个名字的闪烁。
当阮玛霞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上海时，一位学者给苏智良打来电话：有位美国学者来了解抗战时期法国神父饶家驹在上海建立难民区的事，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你有没有兴趣和她聊聊？
那个曾让苏智良心里一动的名字，被唤醒了。素昧平生的中美两位学者，带着彼此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坐到了一起，谈论这个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历史人物。
2008年，阮玛霞的《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的难民》一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此书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巧的是，中文译者白华山是苏智良带的第一位研究生。
在书中，阮玛霞重现了饶家驹的东方传奇。但在书外，这个名字似乎仍被岁月的尘埃遮盖着。或许，依然如白华山在《译者的话》里所写的：长期以来，饶家驹的名字“既不为研究中国历史、战争暴行、救援组织和难民问题的学者所知，也不为研究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的学者所知”……
饶家驹似乎被历史遗忘了。
67年后的纪念
2013年，德国约翰·拉贝交流中心驻北京办事处代表姜玉春，为推动一项关于饶家驹的纪念活动来到上海，“很多上海历史学家都不知道饶家驹这个人，不知道他的存在。但是
是在广为中国人所知的《拉贝日记》中，姜玉春得知了饶家驹其人其事，尽管在中译本里这个名字叫作“雅坎诺”。“当年拉贝的南京安全区是仿照上海模式而创建的，饶家驹本人也在上海参与了南京安全区的筹建，这些在《拉贝日记》中都有记载。”2013年，他赴德国柏林搜集关于饶家驹的史料，在当地历史学家克劳斯·佩格勒的帮助下，几经周折找到了饶家驹1946年病逝柏林后的安息地。
隔着67年的光阴，伫立在饶家驹墓地前，这位跨洋而至的中国人感慨万千，一种“不该遗忘饶家驹”的使命感，让他产生了在柏林为饶家驹竖立纪念碑的念头。
为此事，姜玉春来到上海。
与之“一拍即合”的苏智良，做了两件事：一是请上海历史学会为将在柏林举办的饶家驹纪念碑落成仪式发去贺信。二是筹备2014年有关饶家驹历史研究的国际研讨会。
当年9月10日，饶家驹逝世纪念日，一个关于他的纪念仪式，走过长长的岁月，走过长长的路，在柏林圣湖公墓举行。秋雨绵绵，洒在中外纪念者身上，洒在饶家驹墓碑上“仁者爱人”四个汉字上。
那一轮半月
2014年夏，苏智良带领研究生王海鸥、胡皓磊、陈斌和李玉铭等，在上海追寻饶家驹“仁者爱人”的历史痕迹。
上师大宿舍里，一气呵成读完《饶家驹安全区》的王海鸥，激动且忐忑：自己年轻的脚步，还能否追赶上已被光阴推远的历史？
清晨6点多，她和师兄李玉铭一起出发了。坐公交946路，转926路，再步行5分钟，走到上海档案馆，两名青年学子走向他们无比期待又无法预测的饶家驹历史调查。
竟然有惊喜。在重复而枯燥的检索与阅读之后，他们找到了一本法文版小册子《上海法租界警务处关于南市难民区的材料》。两人不识法文，但有“笨”办法：轮流依葫芦画瓢地抄写，抄了整整一个星期。
法文版手抄本经由苏智良的学生、向明中学教
在抗战的烽火连天中，那轮半月张开臂膀，庇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安顿那些惊魂不定的心。
但70多年日新月异，今天的苏智良和他的学生们已很难重温当时月色。
由于多年的商业开发和市政动迁，南市难民区一些重要旧址如今已面目全非，另有部分旧址位置存有争议。
特别是当年饶家驹办公所在地，即难民区的中枢机构北区救火会旧址，今天究竟存在与否，说法不一。有学者认为其“在早年的豫园商业区改造过程中已被拆除”，而民间则有北区救火会就在方浜中路的说法。
调查中，他们就此问题咨询有关专家，有的认同方浜中路说，有的又提出旧址在豫园……莫衷一是。
只好另辟蹊径，去问问沉默的文献资料。很幸运，苏智良找到了一份《上海市行号路图录》，他们在这张1937年开始绘制的地图上，发现了北区救火会的地址。而当年的《申报》关于北区救火会也留有“在安仁街的一侧”的记录。地图与文字互为印证，答案水落石出。
今天的方浜中路235号、安仁街路口，北区救火会旧址所在地。早年居住在南市的少年苏智良，曾不知多少次到此。但那都只是漫不经心的路过。而这一回，历史学家苏智良重返这个熟悉的路口，多少有点心潮起伏。毕竟，这并非又一次的漫不经心路过，这已是寻寻觅觅后历史的洇渡。
眼前，曾经的建筑已被新的五层楼取代，汇集了多家食肆，热热闹闹弥散着生活的烟火味。
人来人往。
但没有人知道，7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拯救历史记忆
总还会有一些人，知道这件事，甚至亲历过这件事。
苏智良迫不及待想找到他们：“我们要拯救这一重要事件的历史记忆。当年的难民年纪最小的现在也80多岁了，再不做，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找起来，谈何容易？
70多年沧海桑田，人海茫茫，他们唯一可以尝试的路径，就是去当年南市难民区所在的老城厢碰碰运气。或许，有些难民此后一直生活于此，且仍在世。但城市改造的洪流，已席卷了老城厢的大部分，即使在尚未动迁的里弄中，大部分住户也都是解放后搬入的，他们的命运不曾与那段往事有过交集。
不容易，也得试试。
拿着学校开的证明，带上摄像机、笔记本等调查工具，王海鸥、胡皓磊和陈斌到难民区旧址相关的所有居委会一一拜访，询问是否有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再找老人们问问是否知道此事。
“没听说过呀！”“有这个事吗？”听闻他们的来意，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反应大抵如此。
广福居委会一名工作人员，引着他们在辖区里弄兜了一大圈，问了五六位年逾八旬的老者，都说不知道。
接连这样走访几个居委会，也都无果。
盛夏骄阳下，年轻的调查者们走在迂回的弄堂间，一路心情跌宕——抱着希望而去，带着失望而出。王海鸥说当时他们“几乎要绝望了。但既然来了，就再多跑几家”。
那就再多跑几家。古城居委会是其中之一。听说他们的来意后，有人指着办公室里一位妇女说，“她婆婆100岁了。”
当即，那位妇女给自己的婆婆余阿姣打了电话，问知不知道南市难民区。电话那端的回答是，知道。
居住在安仁街的余阿姣，已100岁高龄，住在父亲留给她的老宅里。她思路还清晰，用带着宁波口音的上海话给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知道”：1937年，我就住在这里，这里被铁门和铁丝网封锁起来了。日本兵进来后，不让我们从前门进出，还不让开灯，水井也被他们占据了……
如此这般大海捞针，调查者又找到了第二位亲历者，家住南王医马弄86岁的王晓梅。王晓梅没有见过饶家驹，但“有一个神父，一直做好事，帮助中国人”的印象却铭记至今。
上海拉贝
尘埃，被缕缕拨开。
历史，为今天的研究者展露不轻易示人的深沉模样。
研究者觉得，有责任要把历史的深沉力量和那个理应被记住的名字，传递给公众。
2014年11月，由上海市历史学会和上海师范大学主办的“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中法友好年项目”之一在上海举办。阮玛霞从美国来了，还有许多学者从法国、德国来了；姜玉春自北京来参加研讨会，还有许多上海本地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中外学者一致认为：这位在抗战中救助难民的法国神父，堪称“上海拉贝”、“中国辛德勒”。
研讨会上放映了上海音像资料馆制作的《饶家驹与战时难民保护》 历史纪录片，作为难民代表出席研讨会的王晓梅老人，看完激动不已，为专家们讲述起自己在难民区的往事。黑白影像与亲历者的讲述，重现了那段非凡的历史，让今天的人们动容。
80岁的刘复田老人在新闻里看到研讨会消息后，径直赶到研讨会现场，他要倾述自己的记忆：“饶神父在南市救济难民，对我而言是记忆犹新，幼时的我非常敬佩饶神父。”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饶家驹当年付出慈悲、作出壮举的城市，举办关于他的纪念活动。
沉寂那么久之后，这位书写传奇的法国神父，终于以“上海拉贝”之名，重返这座城市，重获人们的敬意。
其实，正如苏智良所持观点：饶家驹是拉贝的师傅。他首创的战时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日内瓦条约》修订，这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
姜玉春也别有一番感受：当年饶家驹的知名度要比拉贝高，是他帮助拉贝筹建南京安全区的。现在则是拉贝的知名度要比饶家驹高，起码2013年我为饶家驹柏林纪念仪式而奔波时，是以拉贝的口碑来为他做宣传的。当年饶家驹帮助了拉贝，而今天拉贝帮助了饶家驹。
德国总领事和法国副总领事在研讨会上共同致辞，这让与会者觉得，“这再次证实了饶家驹历史的广泛国际性，以及历史与现实意义。”而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汤重南的解读则更为直接：从饶家驹、拉贝等国际和平友好人士的事迹，可见中国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此主办方发出了2015年在上海豫园—城隍庙一带建立饶家驹及难民区纪念设施的倡议书，被一致通过。
历史归来。
今天的人们正努力给历史一个恰当的回应，让蕴藉其间的伟大情怀和深沉力量，延绵向前。目前，饶家驹及难民区纪念设施正在筹备中，即将对世人开放。
而苏智良更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把饶家驹南市难民区与犹太难民收容区打包申遗。“一个是外国人救助了我们中国人，一个是中国人救助了犹太人，这都是发生在上海的传奇。它们互为应和，相得益彰，展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人道主义光芒和伟大精神，理应成为值得我们珍视与传承的文化遗产。”
言至此，苏智良深深停顿了一下。
他或许觉得，其实，2014的那个夏日，站在阜春街上，自己如同站在历史与未来的相逢处。
看到历史的一个动人侧面
■本报记者 黄玮
解放周一：历史研究题材如此丰富多彩，已被历史遗忘的饶家驹为何偏偏打动了您，吸引您不断深入历史去追寻他的足迹？
苏智良：历史是人创造的，正是风采独具的各种人物，构成了丰富多样的人类历史。饶家驹最吸引我的，是他悲天悯人的奉献精神，超越国家、种族与宗教的大爱。他凭借着智慧、坚韧与技巧，促成了难民区的建立。此后，饶家驹等创造的战时保护平民的“上海模式”，推广到南京、汉口、巴黎等地，并被载入 《日内瓦公约》，从而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所以，历史不应该遗忘饶家驹，中国不应该遗忘饶家驹。
解放周一：在寻找饶家驹历史的研究过程中，最为艰难的是什么？
苏智良：最为艰难的是搜集资料，再现历史。搞历史的常说，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在这一年半中，我们团队克服各种困难，在国内外寻找到大量的档案、报刊、图片、影像，然后去伪存真，去芜存菁。
历史学的魅力之一是能够再现历史的细节。比如，我们看到资料说，在寒冷的冬天，饶家驹要求国际救济会将热饭装在厚纸袋里，再用棉絮包着纸袋放置在木桶里，以保证难民们能吃到温热的饭菜。在调查当年的难童教育时，我们找到了一张幼儿园课程表，上面详细记载着课程：国语、作文、新文字9节，史地、常识、算术13节……可见义务教育工作者当时是多么认真地在做这件事。
解放周一：1949年被载入《日内瓦公约》的这一“上海模式”，对今日世界还有什么影响？
苏智良：《日内瓦第四公约》对“上海模式”进行了定义，并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关于保护战争或武装冲突受难者的“国际人道法”的法典。现在，这些国际人道法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接受，加入该公约的国家有194个。安全区的概念也被普遍使用，联合国安理会建议并批准推广安全区来保证战时平民的生命安全。
饶家驹曾指出，“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向难民提供救济这个问题是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天的世界。战时建立中立的难民区这一“上海模式”，无疑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解放周一：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们纪念这位“中国辛德勒”、“上海拉贝”有何特殊的意义？
苏智良：饶家驹是二战中成功解救难民的典范，他使得30万难民免遭日军屠戮与迫害的命运。在难民区穿梭的饶家驹也曾多次面对险境。通过他不平凡的经历，今天的人们可以看到历史的一个动人侧面，并且认识到中国抗战的世界性。
我认为，在世界史中饶家驹的地位应该是超越辛德勒和拉贝的。这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骄傲。
解放周一：目前您正计划为这一可称为“上海这座城市的骄傲”的历史事件申遗，这会对上海的城市发展带来什么样的意义？
苏智良：上海正在迅速发展为全球城市，有些指标已超越东京等大都市，但仍有一些短板，其中之一就是尚无世界文化遗产。
上海如何申遗？外滩固然是上海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但从申遗战略方面来权衡，我以为，较合适的、应优先考虑的，是上海二战难民区项目，也就是将南市难民区和犹太人难民区打包申遗。
上海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大的难民城市和拯救难民非常出色的城市。上海不仅接纳了3万犹太难民，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而且，创造了战时保护平民的“上海模式”。当年饶家驹振臂高呼，中国、法国、英国、美国、瑞士、挪威等各国爱心人士共同构筑的南市难民区，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难民救助案例。
两个难民区案例，共同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申遗的过程将大大提高我们保护这些城市文脉的积极性，而对这些遗存的保护与延续，不仅体现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多样性，还可以更好地延续这种可贵的城市精神。
难民口述：就算再苦，也要坚持活下去
■本报记者 王一
今天的方浜中路，城隍庙大门口所在地，寸土寸金商铺林立，是上海最著名的旅游地标之一。
然而，1937年，这里却是生死相隔的分界线——马路的一边是断壁残垣的战场，另一边是数万难民扎堆的“安全区”。在这条生死线的两端，曾经发生了什么？在难民区里，又有多少苦痛，多少慈悲，多少坚忍，以及多少不应忘却的往事？
父亲曾与“大胡子神父”并肩战斗
口述/刘复田（80岁）
对于80岁的刘复田老人来说，他幼年时光的斑驳记忆，几乎都与南市难民区有关。
去刘复田家中拜访，他反复拜托记者：“一定要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不能忘啊。”
家被炸掉了
只剩一堵墙
我的祖父、父亲和我都出生在上海南市区（曾为上海市辖区，包括上海老城厢的全部及现在的陆家浜地区、浦东上南地区等）的小东门。祖父从事皮货业，在小东门东街开了一家小店，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父亲刘槑一出生于1905年，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前，他与人合伙开了一个酱园，当账房先生以补贴家用。
当时，我父亲还是南市区救火会的义务救火员。他为人正直，在南市区有一定的声望，邻里间有什么纠纷都会找我父亲调解。后来，赵朴初先生担任了中国佛教协会的秘书长，还特意聘任我父亲做理事。父亲比赵朴初先生小两岁，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在我出生不到3年，即1937年，日军的炮火将我们的家夷为平地。我七八岁的时候还去那里看过，门房都被炸掉了，只剩一堵墙，到处都是瓦砾。
没办法，我们就搬到了当时法租界的瑞金路（以前叫金神父路）步高里。当然，要住在法租界并不容易，我们是经父亲朋友的介绍才寄居在那里的。也是在那里，父亲认识了金神父，他和饶神父一样，是法国神父，也发动救济难民。父亲也一直致力于救世救民，便跟着金神父一起建立难民救济所。
后来因为父亲属于佛教系统，与赵朴初先生商量后就回到了南市。回到南市后，我们住进了青莲庵。青莲庵分上下两层，我们住在楼上，下面住着难民。我们有时候也下去看望他们。虽然我们也不富裕，但只要有一点吃的，就会拿给楼下的小朋友吃，因为在难民区生存下来十分不容易。
住到这里以后，我父亲就跟饶神父一起工作了。这件事在《上海时人志》中也有记载：“刘槑一……参加饶神父筹划成立难民区工作，并兼上海难民救济会总务职……”
我父亲有三个妹妹，我二姑妈和小姑妈与我父亲一起参加了难民区的工作。
几万难民
吃是最大难题
我曾见到过饶神父，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大胡子神父”。我经常听父亲谈到他，当时就感觉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难民区与法租界的大门平时是开着的，可以自由进出。日本人不能进入难民区骚扰、加害难民，破坏难民生活。难民可以出去买些东西，日用品之类的，也可以去租界劳动，挣些钱。
饶神父还在难民区组织生产。我记得，有一次饶神父不知从哪里拿回来了很多鹅毛，我们小孩子就把鹅毛上的绒撕下来整理好，然后卖出去，再把这些微薄的收入捐给难民。
我父亲赞叹，“外国人为救济难民而奔波，我们中国人难道不能做些事情吗？”
他确实也在身体力行，和饶神父一起办了很多义务小学，就设在庙里，放些破桌子、破椅子，老师也不固定，谁来谁就讲一讲，难民的孩子就跟着学学。
我姐姐比我大6岁，还给小难民们讲过课。当时也没条件办正规的学校，难民们能生存下来，能给孩子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二姑妈在难民区里做一些服务工作，我小姑妈是护士，在难民区的卫生所里为人包扎、打针。
我所住的难民区就有几万难民，吃饭肯定是最大的问题。
当时买不到米，我的叔父就和几个朋友乘电车到现在的闵行区买米。买了米后，就把米包好裹在棉袄里。进铁门时日本兵要搜查，看到我叔父衣服里鼓鼓囊囊的，就用刺刀刺过去，米撒了出来。
叔父就被带到一个堡垒一样的地方关了起来。这堡垒是法国人留下来的。父亲知道叔父被关起来后，托了很多关系才把他给保了出来。
我们当时吃的米里有很多石子。我们还把面粉加工成面条，晾在竹竿上。时间长了面条发霉了，我们仍旧把它吃了。
我经常见到日本人对难民营实施戒严，一戒严就将铁门关死，城里城外不能通行。铁门有时候关闭不止两三个小时，可能会达两三天之久，这样城内外没法交流，什么吃的都没有。
当时法租界的中国人买了很多大饼，从法租界靠人民路一侧的窗口把大饼往下扔。有些饼上沾了大便，人们也照样吃。
还有的扔衣服下来，不管是衬衫、棉袄还是短裤，通通扔下来给难民。有的人家前门开在法租界，后门开在南市，人们就从这里进出，但得偷偷的，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到了冬天，不少人被冻死了，那时候冻死、饿死的人太多，我们都司空见惯，也不感到害怕，直接把尸体送到同仁普育堂收容所。
日本人骑着摩托车
朝我们撞过来
小时候，我非常害怕日本人，也痛恨他们，有好几次我都差点因为日本人没了命。
有一次，我和奶奶、哥哥到浙江路走亲戚，回来后难民区的铁门锁住了，不让进。城外有很多人，城内也有很多人，想出来的出不来，想进去的进不去。我奶奶听人说新北门还开着，就带着我们哥俩往那里跑。在人民路那里，日本人骑着三轮摩托车朝我们撞过来，我拼命地往人行道上跑，这才幸免于难。
我们时常活在恐惧之中。我小时候就在青莲庵附近上学，回家的时候经常戒严。在经过日本人的时候必须向他们鞠躬，否则就要挨踢。有一次日本人突然戒严，我就待在青莲庵边上叔父开的杂货店里。
杂货店在戒严后也要关门，叔父把门板上起来，只留了一个小孔。当时是夏天，街上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正对面是一个老虎灶，因为戒严后不能在路上走动，因此路上的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在老虎灶边上等。过了一会儿，这个年轻人看街上没人，就想问我叔父买包烟。我叔父向他示意那边有日本人，但他没有看懂，就跑了过来。他还没有站稳，日本人就朝他打枪。所幸子弹打在了墙上，没有伤到他。但在当时，即使日本兵打死了人，也是不用负任何责任的。这个人当时吓坏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赶紧跑了。
1940年，饶神父去了武汉、南京，后来回国，我父亲与他的联系就少了、中断了。但是饶神父与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这样的精神超越了地域和国界，难能可贵。
不敢和日本人抢水喝
口述/余阿姣（100岁）
从豫园管理处往弄堂里走100来米，就是安仁街，这里曾是南市难民区的一部分。
100岁的余阿姣就生活在这里。路过的老人小孩都会叫她一声“阿婆”。老人思维依然清晰，叫得出弄堂里每个熟人的名字。“1937年，我就住在这里，知道有个神父，人很好。”
整条街都成了施工现场
1915年农历十一月初九，我出生，今年有100岁了。我出生在安仁街81号，3岁的时候搬到了安仁街161号，算起来，我在安仁街几乎快居住了一个世纪。
我小时候，家里是做生意的，爸爸在山东南路问别人借了一间房子，开一家卖筷子的店。当时爸爸是店里、家里两头跑，店里要顾，家里也要顾。有时我也会去店里帮忙，跟着爸爸一起两头跑。
那时候，安仁街非常安静，邻里之间也都互相照顾。然而，到了1937年，日本人来了，直接把我家住的地方封锁起来了。后来，日本人把我家这边的房子炸了，又重新改造。他们把很多两层的楼房加盖一层，整条街都像施工现场，根本没有路可走。日本人还在路口造了铁门，平时有日本兵拿枪把守，一开门日本兵就会用枪打。
整个安仁街都被封锁了。
1937年11月南市难民区成立，安仁街被划分在第二区，出入口依然被日本兵封锁。
我们这个难民区第二区，根本没有自来水，只有几口井，所有人都只能靠井水过活。日本人也需要用水，他们也来提井水，我们哪敢和日本人抢水喝？所以有的时候就好几天都喝不上水。
难民区里也没有饭吃，街口有扇门能通往十六铺，我就穿小路逃出去，买一点鱼、买一点米。有一次回来时铁门被日本人锁掉了，我回不去，只能住到我叔叔家里，我叔叔住在新城隍庙（现今的连云路延安东路金陵西路之间的48路公交终点站附近）。我在他家住了两夜，终于又等到了铁门打开，才回到难民区里。
按照当时难民区的情形发展下去，很多人是会饿死的，但有个好心的法国神父，一直在接济难民，定期送些吃的过来，很多人才维持着活下来。
当时的生活非常苦，实在无奈，我就和爸爸逃到了宁波乡下。但是妈妈因为行动不方便没逃掉，还住在那里。我们逃到了宁波后，在那边借了房子住下来。
夜里不敢开灯
虽然名义上是“安全区”，但难民区里的日本兵也经常胡作非为。
那时，妈妈在家非常害怕，晚上哪个房间有灯开着，日本兵经常会把那个房间的玻璃窗敲掉。我妈妈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夜里不敢开灯，只能偷偷用油灯。吃的喝的都靠饶神父的救济过活，很不容易。
之后的几年时间，我都在宁波生活，根本没有家里其他人的消息，但难民区的生活，我却一直不能忘记。
那么苦，中国人都坚持着；那么难，还有善良的人帮助着我们。
难民区里的小姐妹
口述/王晓梅（85岁）
“东洋兵要想到上海，几十只兵舰开到黄浦滩。‘八·一三’东洋兵冲进闸北来，杀我伲老百姓、炸我伲火车站。我伲老百姓大家要拼命，不管老不管少要打退东洋兵……”85岁的王晓梅说，这首童谣曾经她身边的每个小伙伴都会唱。
任晓梅住在豫园街道南王医马弄，“1937年日本人进上海时，我只有7岁”。
必须向日本兵点头鞠躬
我父母是浦东人，爸爸出生在三林塘，妈妈是川沙人。他们结婚之后就搬来了南市区，就在南王医马弄弄堂对面开了个裁缝店做衣服。
我6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姐姐在外面做工。为了生计，我们还去虹口日本人的军衣厂里做过，待遇不好，上班没有工资，只是有时发点赤豆、蚕豆。当时，人们出行根本没有交通工具，我们都是走到虹口区周家嘴路上班，所以经常全身酸痛。
7岁那年，我刚刚上了半年学，日本人就打来了。我还记得有位邻居和我妈妈说：“要打仗了，你们家里孩子多，快点去逃难吧！”虽然我们离法租界很近，但里面根本没有房子住，我们只能逃到当时相对安全的浦东亲戚家。亲戚家的粮食连他们自己都不够吃，所以住了没几个月我们就又回到了南王医马弄的家里。
后来，我从小长大的这块地方就成了难民区。我记得当时方浜路南面就是由日本人占领的，知道日本人要来的消息后，住在那边的人也都逃掉了。当时日本人在方浜路设立了一个岗哨，有日本兵带枪守卫。路经此地，必须向日本哨兵问好、点头鞠躬，如果戴了帽子还必须先要把帽子脱掉。如果忘记脱帽，就会招惹到日本人，日本人会用枪瞄准你，或者往你头上浇冷水。大家都很害怕，因为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所以还敢走出来，我姐姐比我大几岁，就不敢出来了，怕被日本人抓走。
打开洋伞接馒头
那时，很多难民聚集在这条弄堂里，我和我的姐姐、妹妹住进了难民收容所。我的父母年纪大了，睡不了地铺，所以住在了家里。
当时我们都知道有位饶神父，听说这位神父人很好，一直做好事，帮助中国人。在收容所里，吃变得非常困难，基本没什么东西吃。城隍庙附近有家茶馆叫得意楼，经常救济难民，免费供粥给难民们喝，据说这就是饶神父推动的。我们每天早上拿一个很大的碗去喝粥，还能领到一些青菜和萝卜。一天也就这一顿能吃饱，到了晚上再自己想点办法。有时候，我还和我姐姐走到漕河泾买点米背回来，一袋米是16斤，要是在路上先卖掉一些，还能赚点钱。
在东新桥那边（今浙江南路人民路口），还有些法租界的好心人特意做馒头给难民们吃。馒头一个个递进来太慢了，所以他们就往难民区里哗哗地扔进来。我们姐妹一获悉开始扔馒头的消息就冲过去捡，但我们还太小，一次拿不了多少，又不敢在人堆里挤。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去捡馒头的时候带上一把洋伞，在接馒头时把伞打开，就可以多接到几个馒头，否则不够吃。
喝水倒没什么问题，门口斜对面就有一口井，弄堂口也有井。因为井水喝起来有点咸，所以主要用于洗衣服、洗菜。有的地方自来水还要买的，一个铜板一桶。但后来这些井都被填掉了。
难民收容所里面也是有学校的，是一所从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小学，学费非常便宜。我就是在那里读书的，我姐姐在这所小学读到了四年级。在打仗的时候，学校也是开着的，也有人去读书。现在回想，在那种环境下，还有上学的地方，真是不容易。
难民区也有小医院
到现在，一提到日本人，我还会想到那可怕的一幕幕。记得有一次，我们邻居家的阿公没有对路口的日本哨兵鞠躬，日本人哗地冲过来就朝他额头开枪，好在子弹没打着，打在了墙上，他幸运逃脱了。
日本人还在这边强奸妇女，平时妇女都不敢出来，怕被日本人“抓花姑娘”抓走。当时在我们弄堂口就有一个姑娘被日本人强奸了。
当时还有日本飞机轰炸，我家这边没有被炸到过，其他地方有。我有一个堂哥，住在南市。有一次轰炸，炸弹掉下来，我堂哥的头部受伤了。我们看到他当时捧着头，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是头被弹片打破了，于是跑到对面一个红十字会去包扎伤口。这个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我们难民所里面的，平时也都开放，不收费。
难民区也有小医院，但是医疗水平实在有限。当时我的一个小妹，手上生了一个疖，发高烧，就去医院看，但是大概由于医院里的医生技术不高，那个疖还没熟就开了一刀，结果炎症越来越严重，后来我妈妈送她去看中医的时候，在黄包车里过世了。
那些建筑那些路，无声的讲述
■本报记者 沈轶伦 制 图 柳友娟
旦华小学
大境路15号为今天的上海市实验小学。在“八·一三”事变后，这个当时是旦华小学的所在成为国际救济会的办公场所。该会由上海华洋义赈会、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上海青年会、中国红十字总会等慈善团体联合设立。在旦华小学，救济会负责向附近的难民发放粮食。救济会成员在饶家驹区四周各个路口竖立旗帜，旗帜上有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中英文名称。工作人员也一律佩戴同款袖章。
大境路福顺收容所
大境路上私人设立的福顺收容所起初收容了约300多名难民。但很快人们发现此所所长、担任饶家驹区内第七分区的负责人任希彭克扣难民粮食、奸淫妇女，其子无恶不作，竟然偷盗难民区内居民的家具以及死尸的棺木敛衣。饶家驹调查认定情况属实后，通知警察局南市分局将任氏父子拘捕。事发后，在其家中搜出赈米、赈衣和绸布棉被百余条。
灾童医院
慈安产科医院
最初，难民们的脚气病严重，由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担任难民给养后，科学调整了膳食，加入了黄豆、整麦或蚕（扁）豆，脚气病人数量日益减少。难民区成立半个月后，区内马上设有3座难民医院，还专设一座产妇医院和一座灾童医院（安仁街9号，今已无）。
方浜路
今日熙熙攘攘、商铺林立的方浜路，1937年曾是分隔生死的界线。界线外是日本军队荼毒生灵的战场，界线内则是30多万难民获得963天喘息的“中立区”。带刺的铁丝网，圈起了以人民路、小东门、方浜桥和方浜路为界的区域。中方称此为“南市难民营”、日军称之为“支那难民收容所”，最后，名称得到了最名副其实的称呼——“饶家驹区”。建立的第一天，就收容了2万余难民。
民国路
民国路（今人民路）的东北西均为法租界。当时，因为渴望涌入租界得到庇护，大批难民滞留此路。露宿街头的难民，惨状异常，成年人每日冻饿死者超过百人，儿童每日死亡约200人。法租界当局沿路装上铁栅栏和铁丝网，军警站岗放哨阻止难民进入租界。饶家驹区成立后，难民终于得到了救济和安身的去处。但日军虽然表面上承认饶家驹区“不会受到武力攻击”，实际上一直对此觊觎。
城隍庙
战乱中的城隍庙真正承担起了庇佑一方百姓的责任。位于方浜中路249号的城隍庙大殿，成为1937年秋给难民和居民发放大米的场所。难民区内建立了票证系统，所有贫困难民都享有获得口粮的权利。境况好的时候，每人一天能领到6
梧桐路137号老天主堂
难民区内不仅有生存的挣扎，也有生活下去的努力。公共租界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
豫园
饶家驹区成立后，豫园内挤满了难民。触目所见，遍地哀嚎。今日风光如画、游人如织的走廊和九曲桥上，当时都收容着难民。从人间美景顿时成为人间炼狱，战火中的故土令人痛心。清末豫园败落后，城内个个行业集资修复，故此豫园允由出资修缮者使用，因此许多行业公所落户豫园。一夕战火袭来，行业公所也纷纷开放。豫园内铁业公所、糖业工会、豆米业工会分
饶家驹办公地点
饶家驹每天都出现在南市难民区内。一次，有人站在高处分发馒头，几十个饥肠辘辘的难民一哄而上。饶家驹推开那些饥饿的手，要求他们要排队领取。看到向来温文尔雅的神父大声训斥，被斥的难民丝毫不动怒，他们知道这个外国人是来帮助自己的。他的口袋里总有糖果，会分给难童吃。一次站在交界线上，神父的黑色法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用枪顶着他，但他毫不畏惧。在饶家驹神父的支持下，难民利用黄浦江在夜晚仍能通行的特点，组织宁波和苏北籍贯的难民回家。许多难民，后来都加入了抗日武装队伍。
封面下图、本版最左最右图
和饶家驹肖像均
桑麟康 绘
一位传奇女子的抗战行动
■本报记者 陈俊珺
在记者对南市难民区进行寻访的过程中，一个名字一次次出现在不同受访对象的口中、浮现于一纸纸泛黄的资料里。
她就是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总干事黄慕兰，这位传奇的女子是饶家驹难民区营建的重要推动者、参与者、亲历者。
现居杭州的黄慕兰，还有两个多月，就将迎来她109岁的生日。她的女儿陈大中说：“母亲虽然小病小痛不断，但精神很好，只要聊起抗战的事，总是很兴奋。”
1937
在营救与护送中度过
1937年7月，战火肆虐，上海周边地区近70万难民向租界涌去，他们扶老携幼，饥寒交迫。
位于马斯南路也就是今天思南路的原震旦大学操场上，搭建起了数个大竹棚，每个大棚能容近400人，这里就是上海国际救济会的第一难民收容所。
竹棚虽然简陋，但基本的生活设施却很齐备，炉灶、厕所、医务室、病房、收容所办公室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
随着难民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这一方操场，成了上万人的避风港。
在这个避风港里，作为难民收容所总干事的黄慕兰，终日忙碌着。
黄慕兰出生在湖南浏阳，他的父亲黄颖初曾与谭嗣同等人一起被并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期间的“浏阳三杰”。
19岁那年，黄慕兰就加入了共产党，在汉口参加红十字会的救助工作，并担任汉口妇女部的部长。
1929年，她被秘密调往上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曾参与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
抗战爆发前，黄慕兰决定改名黄定慧，家人很不解：难道你要做尼姑吗？他们并不知道，改名定慧是为了以宗教、尤其是佛教名义掩护黄慕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营救狱中的同志。
1936年冬天，上海发生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串通上海巡捕房，以“危害民国”的罪名，秘密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七位爱国志士，黄慕兰的丈夫陈志皋参与了律师团，义务为七君子辩护，而黄慕兰则积极推动七君子的营救工作。
除了这次举国关注的营救，黄慕兰和丈夫还先后参与了不少爱国人士的营救工作。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沦为了“孤岛”。宋庆龄、沈钧儒、邹奋韬、郭沫若等抗日救亡团体领导人必须分批秘密离开上海。
由于日军已经封锁长江口，为掩护他们安全撤退，黄慕兰和丈夫陈志皋等人向抗敌后援会建议，请饶家驹神父与日军司令部打交道，以撤退难民的名义要求放邮轮进来，且沿途日军不能开炮拦击。
当时日本尚未与英、美、法宣战，他们答应了饶家驹的要求。
临行前，饶家驹建议，为确保人员的安全，不要在码头开盛大的欢送会。负责送行的，只有黄慕兰一人。
当年11月27日，望着老老小小一船“难民”成功撤离上海，黄慕兰的心这才安定下来。此时，又有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悬在她的心头，她牵挂的，正是国际第一难民收容所。
秘密发展党员
掩护他们投奔新四军
“八·一三”前夕，在法国天主教神父饶家驹、陈志皋等慈善界人士的推动下，上海国际救济会诞生了。这个救济会聚集了当时上海各界反法西斯人士，他们中有天主教、基督教，也有来自租界工部局的力量，尽管他们的身份不尽相同，但在黄慕兰看来，大家救助难民的意志却是一样坚定，因此结成了暂时的同盟。
第一难民收容所先后一共接纳难民达4万人次，这么多人的给养是一大难题，除了一部分由工部局的纳税华人负担外，其余的都由华洋义赈会来解决。
随着难民的增多，粮食供应一度成为困局。
在一次国际救济会的会议上，委员们正在商量是否要再度削减粮食供应。黄慕兰急了，她说：“在座的先生们、太太们，你们每天吃的是鸡蛋、水果，甚至还有牛排，面包少吃点，不会饿肚子。但看看难民们，他们每天只是两餐稀粥、一餐干饭，如果减为三餐稀饭，你们怎么忍心？”
不久，为了减轻粮食供给的负担，国际救济会向租界当局提出，动员各收容所里的青壮年难民返乡生产。这次动员一方面是为了解决难民所的实际困难，另一方面，则使收容所里悄悄成长起来的抗日进步青年有了投身抗日的机会。
在难民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以及难民中，潜伏着不少中共党员，他们有的是从狱中被释放来到这里，有的则是受上级指示来开展工作。收容所建立不久，一个党支部就悄然建了起来。
据黄慕兰回忆，当时的上海国际第一、第二难民收容所，以及由赵朴初所代表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的50多个难民收容所，成为了党的特殊群众工作阵地。黄慕兰也在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和难民中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鼓励他们参加新四军。
在党组织的周密安排下，这批新党员接受了短期集中训练并进行了身份登记。最终，组织决定由八路军的刘少文和新四军的李一氓负责集训和输送。
国际救济会向当局提出，“为了减轻上海的粮食负担，收容所里的青壮年难民返乡生产”。这一提议很快就获得了法国的驻沪参赞夫人的附议，并在工部局会上获得通过。
人能出租界了，那遇到日军怎么办？黄慕兰请饶家驹出面，请他向日军司令部交涉，要求日军在难民返乡途中不得阻挠，保证他们的安全，日军同意了。
为了保证从水路撤离的“难民”能安全离开，黄慕兰又想办法租用法商轮船，并在船上挂起红十字旗帜作掩护。
看到救护包
就会想起黄慕兰
在参加新四军的难民们动身前夕，黄慕兰在自己的家中为他们开了一个秘密的欢送会。
那晚的情景她70多年后依然记得：她把临别礼物一一递到年轻人手中，那是一个红十字会的救护包。黄慕兰对他们说，明天起，你们就要抗日杀敌，报国仇家恨！
解放后，曾经送这批年轻人参加新四军的老党员戴映东告诉黄慕兰，当初从难民所走出去的这批年轻人有的在抗战中立了功，有的还当上了司令员，还有许多人壮烈牺牲了。现在，只要看到这个救护包，
他就会想起难民收容所，就会想起黄慕兰。
难民区里的“解放区”
■本报记者 任春 口述/周克（99岁）
在“那个时候，正年轻啊。我们与难民同吃同住，工作起来，不分白天黑夜。讲抗日消息、讲时局、宣传教育、组织动员……难民所里，就像个小小的解放区！”
回忆起3年多在难民所中工作的日日夜夜，原上海市委组织部长、99岁的周克老人，仿佛又回到了风云滚滚的青春岁月。
难民吃什么
我们吃什么
1937年下半年，我接受党组织的安排，与我哥哥朱启銮一起参加难民工作党委，担任宣传委员，改名周新民。后朱启銮调离上海，1938年8月，我接替汤镛任难民党委书记，一直到难民工作最后结束。可以说，我参与了难民工作的全过程，这也是我第一次从党组织那里接受一项全局性的群众工作。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在四马路仁济堂设立了救济处。赵朴初同志是收容股主任。我们就是他手下的工作人员。
开展难民工作，首先便要急难民之所急，想难民之所想。
难民逃进租界后，开始只能待在马路上，吃了上顿没下顿，很凄惨。战争爆发以后，租界里商店基本上处于半停业状态。饭店不开门，旅馆没人住，影戏院也打烊了，学校里没人上课……于是我们组织大家，带着难民打开电影院、学校、旅馆的大门，安顿难民们住进去。电影院里的座位、戏台，学校里的课桌上，几乎能落脚的地方，都睡满了人。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一样，跟难民一起因陋就简，什么地方都能睡。我那时自己有个临时住所，是个亭子间，最多一晚上，有十几个同志一起“凑合”。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了同志帮着慈善救济会一起给难民济粥送饭。难民吃什么，我们跟着吃什么。真正叫同吃，同住，同工作。
回想起来，那时条件那么艰苦，但好像大家浑身都是劲，干起工作来，不分白天黑夜。
外面看是租界
里面像个小解放区
难民区开展工作，事情很杂，包括登记难民名册、安顿难民生活、发放食品、搞公共卫生等。
当时难胞们整天蹲在难民所里，没什么工作可干，我们便抓紧时间，在各大难民所里，开展一切形式的抗日宣传。
那时，有不少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团体都到难民所里来了，非常活跃。救亡歌唱队、演剧队，还有各种短期的游击训练班和救护训练班之类的。我们通过在难民所的工作，向社会号召，希望大家都来捐赠衣、物、钱，实际上是在展开广泛的社会统战工作。
此外，我们在难民区里做了大量细致的管理工作。难民工作党委第一任书记朱启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规范了所有难民收容所里的组织，在他的提议下，每个难民所里都设立了主任，或者一个副主任担负主管责任，下面设管理组、教育组、财务组；管理组下面还有办公室、总务、纠察之类。
每个收容所下面都从难民中挑选出壮丁组成三个队，一个叫纠察队，维护所里的秩序、防火、防窃、门卫保安等；第二个是给养队，负责运粮食，发放粮食，发放衣、物、被、药等；第三个是卫生队，负责所里的卫生打扫，处理难民们的大小便。我记得那时候很多所里都没有粪缸，而大小便则要随时处理，否则容易引起疫情。
我们把一些积极分子、骨干分子都组织进纠察队、给养队、卫生队中，加强难民工作管理。后来在这批人中，出了很多党的领导干部。
在众多的难民所里，群玉难民所、工华难童收容所、慈愿难民所这三个所的工作颇有特色。我记得慈愿所的“小茶馆”联谊工作很有趣，到了规定的时候，工作人员自己带点碎茶，所里的老先生、妇女、小孩子们都可以去说书场一道听书、“嘎山胡”（上海话：聚会闲聊）。说书场其实就是一个临时搭起来的大草棚子，说书先生也是进步人士，经常挑些《岳飞传》等爱国故事，激励大家的革命热情。那时，我的夫人丁佩瑜也常在棚子里给难民们读报、讲时事、讲抗日消息。每个星期，说书场都有一次大活动，场面非常热闹。外面看着是租界，里面其实像个小小的解放区。
移民垦荒“临时家庭”巧过关
当时皖南新四军军部曾对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输送一些青壮年干部或者革命积极分子到新四军去，充实力量。江苏省委将这个任务，落实到了难民工作党委的同志身上。
人员不是问题，听到要去新四军的消息，难民所里的青壮年积极分子都十分向往，一些党员也积极要求前往。
运送途中，隐蔽身份成为一大难点。第一批从报名者中选出的700多人，首先其难民身份不能令租界当局产生怀疑，否则第一关他们就不会放行；接下来要过日本兵把守的关，租界周围都是日本人统治着，吴淞口更是被日本军队把控着，一旦他们对这批难民的身份生疑，危险自不待言；第三关是这一行人到达目的地，必经国民党控制的地区，当然也不能让他们发觉此次移民的真正意图。
赵朴初决定用“移民垦荒”这个理直气壮的口号——不能让难胞们都闲置在难民区里吃救济，难民区里也养不起那么多人，所以要开赴到后方去垦荒，并决定由朱启銮带队。
这样正当的理由，连租界当局都觉得是帮着他们疏散了难民，便爽快地答应给这批难民放行。
考虑会途经日本兵控制的地界，我们想，移民垦荒的队伍中如果没有妇女、老人和小孩，只有清一色的壮汉，肯定会引起日本人的疑心，恐难过关。所以经过细致的沟通工作，在主动表示愿意去军部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中挑选了一批，和部分“主力军”组合成“临时家庭”。事后证明，这个家庭组合形式的障眼法，果然奏效，大大提高了首批“移民垦荒”队伍的安全性。
出吴淞口前，汤镛等30多位带队党员“潜伏”在700多名难民积极分子中，时刻警惕着事态的发展。当船一出长江口，全船顿时活跃起来，抗日的歌声此起彼伏，一船人都在热烈畅想着未来的生活。
在温州登岸后，难民们分成12个大队，分别由党员骨干带领，经青田、丽水，到达金华。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前，还要经过好几个国民党县政府，必须和县长们打招呼，给难民们提供食宿供给。
当时负责联络的是丁公量同志，他那时是新四军军部的交通员。凭着一张“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交通股”的名片，丁公量机智地与那些国民党“县老爷”们斡旋，施压有术，妙语不断，比电视剧里的情节还要精彩呢。
终于，一个个关口，顺利拿下。难民们得以在沿途丽水、寿昌、歙县、岩寺、太平等地就地休养，再继续翻山越岭跋涉，终于安全到达了云岭。
令人格外欣慰的是，700人历经近一个月的“移民垦荒”，绕道浙江，连过租界、日本兵和国民党三道关卡，跋涉中没有一个人掉队，其中包括40多名年龄不到16岁的孩子。此后，我们又运送了第二批、第三批。
记者手记
银白相间的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灰色的拉链衫，熨得平整清爽。
没有拐杖，不见轮椅，99岁的周克老人，站在洒满春阳的客厅里，微笑着，迎候我们。
并没有按着事先准备的提纲，老人寻着自己记忆的深浅，回忆着他在上海组织难民工作的几个重要节点。
3年多的难民工作，情势复杂，境况多艰。
讲到激动处，老人的双手在空中挥动着，仿佛在帮着他一起用力，回到那段令人惊心动魄的岁月；讲到心酸处，老人停下来，伸手慢慢地将茶几上的白色纱布手帕取过来，捏在手里，捏了好一会儿；讲到兴奋处，老人的眼睛里，闪过青春的光，迸出激越的火。
一个多小时的连续叙述，对一位99岁的老人来说，不啻是一场马拉松。
临别，他不忘叮嘱记者：“别把我个人写得太高了，你们小年轻是没经过那段日子，觉得很了不得。真生在那个年代，遇到过哪怕再多的动荡和苦难，许多同志都是凭着对党的信念，凭着对抗日必胜的信心，凭着一股子革命的劲儿，咬咬牙，都挺过来了。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近一个世纪的革命风雷，在老人从容的语调里，轰烈着，于无声处。
记者手记
难民区成了党的另一个“根据地”
潘光：潘达（潘大成）之子，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市世界史学会会长。
■本报记者 顾学文
“多救济一个难民，即为民族多充实一份力量；能减少敌人蹂躏一个同胞，即为建国多保持一份元气。”
难民区里共产党人喊出的这句口号，激励了很多人。
为了帮助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难民，也为了给革命储存力量，难民区里成立了党支部，凭着一颗真心，地下党员们把难民区建成了党的另一个根据地。
“我父亲手中就送出去了不少。1938年春节前后，50多名青壮年被送到浦东参加游击队；夏天，又有400多难民被送去皖南。在此前后，还有几位直接去了延安”潘光说。
地下党员
是他们的另一重身份
潘光的回忆，从
同一天，他的父亲、《大晚报》记者潘达，报名参加了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协会同志关照他：“今晚七时，你去辣斐德路X号（今复兴中路上海电影院旧址），找
当晚七时，潘达到了黄定慧家。
简单交谈后，黄定慧问潘达：“你搞难民救济工作行不行？”潘达同意了。
震旦大学操场上已经有了两个用竹子搭起的大棚。棚子，还在继续搭；难民，还在继续收；管理机构，尚在建立中。
管理机构也有了：饶神父任所主任，黄定慧丈夫、律师陈志皋任副主任。黄定慧以总干事身份，任命潘达和姚潜修为副总干事。一个月后，姚潜修离开。1938年春节后，改由潘达负责全所一切事务。
在国际一所开展难民救济工作的潘达，暗中急切地寻找着什么。
原来，中共地下党员，是潘达的另一重身份。
而实际上，在国际一所工作、和潘达拥有同样身份的还有陈烈源（陈东华）、陈一（周康）、岑闻、潘明、沈涛、徐克强等。
但当时，党员之间并无组织联系，彼此并不了解对方的政治面貌。
因为，自1935年后，中共上海中央局多次遭受破坏，几近覆灭。经过艰难重建，1937年11月上旬，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了新的江苏省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江苏省委决定，在上海不再按地区建立区委，而按不同系统分别建立工人、职员、学生、文化、难民等委员会，实行垂直单线领导。
“难委”就是这时成立的。1938年初，潘达与“难委”取得了联系。
在主持难民救助工作的同时，潘达一直在暗中努力重建党支部。1938年6月，国际一所率先成立党支部，沈涛为支部书记，徐克强、陈烈源和潘达为支部委员。此时，所内党员面貌全部清晰，共27人。
国际一所党支部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其他难民收容所的党员。
黄定慧曾回忆，慈联会（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的50多个难民收容所和国际一所、二所，“成为党的特殊群众工作阵地”。
把难民所领导权掌握过来
“难委”在上海难民工作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在国际一所特别突出。
“八·一三”前后，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刘少文便通过黄定慧和陈志皋，与饶神父建立了联系，协助饶神父建立国际一所。“难委”领导人周克、黄浩等也给予指导和支持。因此，中共党员在国际一所中的力量最强大。除黄定慧和潘达两位所领导外，教导组组长蔡磊，收容组组长沈涛，骨干魏瑞英、吴永清、沈昭明等均为中共党员。
共产党在难民所开展工作，不止于国际一所，也不止于饶家驹安全区。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难民成批逃进租界。据当年 《立报》所载，1937年10月初，上海的难民不下130万人。他们露宿街头，缺衣少食，挣扎在死亡线上。
难民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多救济一个难民，即为民族多充实一份力量； 能减少敌人蹂躏一个同胞，即为建国多保持一份元气。”
这句口号，道出了党对难民的阶级情：难胞们来自战区，亲眼看着家园被毁，亲人被杀。这些苦难的群众，既需要关心和救助，但同时，怀着国仇家恨的他们，也是一支巨大的抗日救亡的储备力量，是党要争取的有生力量。
但共产党对难胞不抛弃、不放弃，继续开展难民救助工作。
“张闻天和毛泽东当天就指示潘汉年、刘晓，要求上海地下党立即将工作重点由单纯整理党组织，转到组织领导各界民众支援前线抗战的战略部署上来，要求将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与领导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结合起来。”潘光介绍说。
难民收容所，成为当时重要的工作阵地之一。但要开展工作，先得进入“阵地”。
潘光说，父亲曾经告诉他，当时地下党主要通过两个渠道渗入各个难民所。
一是通过
二是在饶神父的默许下，黄定慧和潘达不断地把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吸纳入国际救济一所、二所、三所和四所，以及后来成立的五所、六所。
同时，抗战爆发前后，经过斗争，国民党释放了一批关押的中共党员，其中很多人被暂时安顿在难民收容所里。
“到1938年底，党在全市21个收容所建立了党支部和1个党总支。到1939年10月前，又在另外5个所建立了党小组。领导机构先后有5届，即4届‘难委’和最后一届的难民工作总支。1939年冬，‘难委’改为总支。周新民（周克）代表省委联系总支。”潘光报出的这些数字，便是日后燎原的星火。
从1938年8月到1939年底，约一年半的时间里，难民所党员数量从“难委”初创时的30名发展到了390多名。当时，能够集中如此规模的革命力量的单位不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部分掌握了难民所的行政领导权，大多数难民所的正副所长，都是党员。
党员身上长满“革命的虱子”
“父亲在世时，常说这么一句话，‘在难民所里发展党员，争取人心，党靠的就是一颗真心，没有其他’。”这句话，像是用刻刀刻在了潘光的头脑中。
真心何鉴？
首先是保证难民有吃有住。当时难民吃的是救济饭：主食是用糙米、绿豆、赤豆、玉米混合烧成的，里面都是石子，吃一顿饭，要花半天时间捡石子；所谓的菜就是咸萝卜干、咸菜头，有时是青菜汤。难民普遍营养不良，抵抗力下降，易得传染病，死亡率很高。
针对这一情况，党员们动脑筋求改善。在慈兴难民收容所，他们向铁业工会募捐2000元，每天为难民供给2000只馒头。后来又和国际红十字会商议，争取到每人每天五合米、三合黄豆。又从铁业工会募来大铁锅，并把原来每天2000只馒头改为相应分量的面粉，组织难民垒锅烧水、和面蒸馒头，使难民伙食大为改善。
住宿方面虽然很难改善，但党员骨干带领难民搞卫生，灭蚊虫，减少了疾病传播概率。
潘达负责的国际一所是千人以上的大所，他和其他党员想办法在所里设了10多张病床，小病不出所，大病送广慈医院，尽量让难民有病能及时治。
各所党员还组织难民生产自救。慈联会收容所下设生产组，组长是职业界协会派来的党员张一帆（张蓬），他带领各所干部四处游说，从工商业主处争取到原料和加工业务，共计16个难民所组织了11种生产活动，制作手提袋、拖把、袜子等。
“国际一所开展手套、棉衣、擦鞋、缝纫等生产活动；二所开设木器工场； 六所开设成衣工场，后又增设缝袜、草织工场。三个所共有1379人参加了生产自救。”潘光说，这些父亲生前都记得很清楚。
和难民同吃同住，交人交心，党员们身上长满了虱子、跳蚤，有党员笑称：“这是革命的虱子。”
难民们称党员为“先生”、“老师”，党员把难胞们视为自己的小弟、小妹、阿伯、阿妈。有难胞说：“我伲做工，种田，日本强盗打过来，没办法，逃进收容所；你们放着家里的好日脚不过，和我伲一道过苦日脚，真是菩萨心肠，好人。”
难民所里 抗日歌声不断
党的难民工作重点是抗日救亡宣传。
宣传内容“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进识字、歌咏、戏曲等难民喜闻乐见的活动中。
例如教难童认识“中国人”、“小孩救国”等字，边教边问：“你们为什么会进难民收容所？是谁害你们的？”
又如妇女班教材，其中有一课 《难民的话》 是这样的：“现在家也烧了，当的当光，卖的卖完，几天尝不到饭的味道，肚子饿得咕咕叫，最可怜的是小孩，跟着我们受冻饿，书也没有读……这都是东洋人害的。”读着这样的文字，哪个难民的心不受触动？
对一些有文化基础的青年，党员们辅导他们阅读《西行漫记》《论持久战》 等进步书籍和文章，并在课后组织大家写感想、出墙报。如此艰难的环境下，有些难民所甚至组织起了读书会，每一周或半月组织一次学习心得交流讨论会，有时还邀请进步学者、社会名流，来给难民做专题报告。
教育效果最好的是歌咏。歌声能唤起人们的激情，且易学易会。一些民歌被填了新词，如《马灯调》：“八月呀十三，东洋兵打到上海滩。机关枪，手榴弹，大炮毒瓦斯，杀我同胞千千万。”再如《苏武牧羊》：“矮子想待上海，大炮隆隆开，飞机掼炸弹； 杀我老百姓，炸我火车站； 全国同胞团结起来，打退侵略者。”潘光还依稀记得这些歌词。
许多难民本来就会哼这些曲子，配上的新词，都是难民们亲身遭受的，唱到动情处，常常歌声、哭声、怒骂声混成一片。
一些革命根据地的新歌也开始传入难民所，如 《大刀》《救亡》《义勇军进行曲》《抗敌歌》《新四军之歌》 等。一时间，难民所里抗日歌声不断。“在‘孤岛’上面有根据地，在租界上面党也有根据地，根据地就是一个个难民收容所。”
“只要有群众的地方，我们就要去做工作，发展新党员。有党员的地方必然有党的组织。”这是当时在难民所工作的党员们的信条。
正邪不两立
与流氓、三青团作抗争
党在难民所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不断受到干扰。
当时有流氓冒充难民居住所内，不仅食宿由所内供给，还克扣难民给养，为他们白天在所外经营交易盈利。不仅如此，这些人还偷盗、敲诈、吸毒、强奸妇女，拐骗儿童给日寇当佣工。
“多年之后，父亲和我说起这些时，仍是义愤填膺。”
比如泰利难民所，在方知达等党员进入之前，该所实际为地痞流氓把持。
当方知达等党员团结难民，赶走流氓后，这些人又勾结巡捕、汉奸、日本宪兵，继续来捣乱，并控告方知达、吴南青等人是抗日分子。方知达他们与这伙人开展斗争，同时组织青年难民成立警卫班，由党员带领，日夜值班，保证全所安全。
“地痞流氓还不是最棘手的，更棘手的是国民党、三青团等顽固派的干扰。”潘光说，“火热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让他们十分忌恨。彼此间爆发了尖锐的矛盾。”
但是，党十分注意斗争策略，力求有理有利有节，有效制止了他们的破坏活动。同时也在内部加强保密措施，保证组织安全。
一批又一批
为党输送新生力量
党在难民所开展工作的三年，放手发动群众，为党大量输送革命新生力量。
为将大批志愿参加抗日的难民安全送往皖南新四军，朱启銮与赵朴初商议决定，租用外国轮船，经温州，把人送走。
方案得到了新四军军部的同意，军部也派来余立金同志以到正大收容所当管理员为名，实际协助输送难民工作。
大批人马出行，首先要有合法名义。几经商议，最后定为“移民垦荒”，并就此上报上海国际救济会和国民政府。这种说法获得了租界方面的支持，免费发放衣物、路费给被遣难民。
其次是联络交接工作。“难委”先后派焦明、朱启銮提前一步去南昌、屯溪，与新四军办事处、中共东南局取得联系，研究队伍行进的具体路线，及与新四军的交接方案。
第三是组织动员，对外宣扬是“移民垦荒”，对内则以秘密方式，个别动员积极分子去参军。
最后，对参军的难民，“难委”帮助他们做好家属工作，安排好家庭生活，同时关照他们怎么应对沿途各种盘问。
1938年8月，一条轮船驶离上海，船上是第一批700多名优秀青壮年、少年难民及部分党员干部。为了掩护，船上还安排了不少乞丐、流浪汉、老弱病残。船到温州，这些人员被另外安置，精锐部队继续由朱启銮、汤镛带队，前往新四军军部。
紧随其后，又有了第二批、第三批，三次共为皖南新四军输送了1200多名青年，其中党员80多名。这些人经军部教导队短期培训后，被送到活跃于大江两岸的苏南、苏北、皖南、皖北的各个武装部队，成为当时部队军事、政治、后勤、医务卫生工作和机关工作中的骨干力量。
“父亲在世时，常说这么一句话，‘在难民所里发展党员，争取人心，党靠的就是一颗真心，没有其他’。”这句话，像是用刻刀刻在了潘光的头脑中。
教育不止，因为他们从没放弃未来
■本报记者 徐蓓
“有了教育，这些儿童将成长为国家有用的公民。有了教育，各收容所的难民会变成有益于社会的人们。”这声疾呼，发自现代著名教育家、上海国际救济会难民教育委员会主任陈鹤琴。
在南市难民区，陈鹤琴和当时的不少有识之士富有远见地意识到，难民问题不能光靠给吃给喝给衣穿来解决，更要有面向未来的眼光。教育则是重中之重，它关乎国家能否在挫折中再次站立，关乎人们能否走出困境走向明天。
生命不息，教育不止。教育家和难民区的人们，用行动为未来积蓄力量。
“原来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爱国、有正义感的教育家，但现在我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陈一心说，“他是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未来，视野非常高。”
从医病到医人
被称为中国“幼教之父”的陈鹤琴先生共育有7个子女，陈一心排行第六。
“父亲总是微笑着的，他是一位慈父、严师和益友。”在陈一心的眼中，作为儿童教育专家的陈鹤琴对于孩子有着天生的喜爱。
陈鹤琴1892年出生于浙江上虞县，家境贫苦。他从小热爱读书，后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1914年，他与陶行知一起，考取奖学金赴美留学。他原是想学医的，但反复思考以后，觉得要挽救贫穷的祖国，必须从教育人做起，而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
“父亲当时说，‘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于是，父亲下决心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
1918年，陈鹤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后回国，任教于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实验性幼儿园——南京鼓楼幼稚园，并主持起草全国幼稚园课程标准。
1925年“五卅运动”后，国内掀起了第一次革命浪潮，对帝国主义的声讨此起彼伏，国人纷纷要求收回租界的教育主权。当时上海有两大租界，一个是公共租界（由英国和美国的租界合并而成），另一个是法租界。公共租界里的最高权力机构叫工部局。迫于形势，上海工部局聘请陈鹤琴出任华人教育处处长，主持华人教育工作。1928年9月，陈鹤琴来到上海赴任。
在此之前，上海租界里的学校以教会学校为主，一般都是由外国人当校长。而在陈鹤琴任职的11年间，他先后创办了工部局东区、北区、西区等6所小学（均附设幼儿园），1所女子中学，以及工人夜校、简易小学等，这些学校，都是由中国人当校长。同时，他在学校中大力推行具有民族精神的科学性的教学实验，亲自编写各类爱国主义教材和课外读物。
“我记得上小学时，原来学校里不能升中国旗的，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交涉，学校里每天都可以升起我们自己的旗帜了。”陈一心自豪地说，“我父亲为中国人争得了教育主权，他是一位有正义感的爱国教育家。”
陈鹤琴的疾呼
陈一心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6岁时站在自家楼房阳台上看到的一切：“日军的飞机轮番向地面俯冲，机翼上涂着大大的太阳旗，隆隆的轰炸声震撼着大地。”
他拿出一本厚厚的图片资料，指着其中一张照片说：“你看，这是在南京东路外滩，有人被炸得横尸街头。仅
陈一心在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查阅到一份档案史料，即1938年刊布的《上海国际救济会六个月工作报告》，档案自
在这份历史档案中，还有一幅“上海国际救济会组织系统”示意图，从图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上海国际救济会常务委员饶家驹同时兼任难民救济委员会主任，他与难民教育委员会主任陈鹤琴，其实是真正的同事与国际友人的关系。
当时在上海有许多救济机构对难民进行收容和救济，除了上海国际救济会，较大的机构还有由上海民间慈善团体组成的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陈鹤琴也在其中担任难民教育委员会主任，刘湛恩（沪江大学校长）任副主任，朱启銮为教育组长，他们实际上领导着数百个难民收容所的难民教育工作。
1937年11月初，国民党军队退出上海，日军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市区，租界成为“孤岛”，更多难民挤在租界铁栅栏外等待进入。
陈鹤琴曾这样描述难民收容所的情形：“现在他们（指难民）都集中在难民收容所里，除了吃饭、睡觉之外无事可做。”
陈鹤琴开展难民教育的初衷，是基于国家的前途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正如他在《上海的难民教育》 一文的结语中疾呼：“最后我必须声明，现在难民的情形实在是为难民服务和谋幸福的良好机会。在人口密集的收容所里，整千整万的难民预备受教育。有了教育，这些儿童将长成为国家有用的公民。有了教育，各收容所的难民会变成有益于社会的人们。”
铁罐为凳硬纸为桌
虽然处于非常时期，但在陈鹤琴看来，对于难童的教育，永远是置于第一位的。而且，他始终没有放弃将儿童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
难童教育学习的课程是如何安排的？教材又有哪些呢？
据陈一心从上海图书馆查到的上海国际救济会简报，上面所记颇详：“本会所属各收容所之教材与课本，国语采用儿童书局出版之儿童国语课本，算术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复兴算术教科书，常识采用自编常识纲要，唱歌采用大众歌集……儿童教育班之学级编制，依照小学六年制组织，在第五所中设幼稚班。教学方法大体均用班级教学法，各级编定日课表，按时上课，时间自上午8时起至下午4时止，各所教学时间，每节自30分钟至40分钟不等。”
对于难民中6～16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根据程度分班，免费提供课本和文具用品。由于难民收容所人满为患，十分拥挤，没有适合的教学场地，儿童们上课只能坐在地上或站着，陈鹤琴和难民教育委员会成员就出面到附近小学借教室上课。同时，他们还因地制宜组织儿童们自己动手创造学习条件，如用装饼干的铁罐做小凳子，用硬纸板放在膝盖上当桌子。
由于教师不够，在教育过程中实行大先生制和小先生制。大先生制指的是高年级的学生在接受老师讲的内容后再去教初学者，小先生制则指的是先教一批儿童，这些儿童再到难民棚中去教其他儿童。
当时，在震旦大学操场上的大棚难民收容所内，还设有一所难童“国际中学”，共有约100名学生。分设两个班，陈鹤琴担任名誉校长，还亲自给中学生上课。
关于这所国际中学，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院顾问、《饶家驹安全区——战时上海难民》一书作者阮玛霞女士所提供的影像资料中，曾有过鲜活而生动的记录。银幕上，一些学生在分班之后，排着整齐的队伍，井然有序地走进教室学习。在另外一个片断中，难民乐团的学生们在练习鼓乐，他们一个个神情专注，训练有素。这些难民乐团的学生年龄大约在十二三岁，他们经常到南市难民区和其他区的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救亡演出。查阅当年出版的《战事画报》，其中所刊载的关于难民乐团演出的新闻报道就多达14次。
一边卖报一边上学
在难童教育中，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陈鹤琴创办的报童学校了。
“当时，因为战争的原因，街上有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童，他们没有父母，衣食无着，我父亲看见后很着急，于是就想出一个办法，把孩子们组织起来卖报。”陈一心介绍说，“先是在河南路天津路口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里，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办了第一所报童学校。”
申报馆发给每个报童一件草绿色的背心，每天一清早，报童们就到申报馆去领报，然后在全上海走街串巷。“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这首 《卖报歌》，84岁的陈一心唱得激情昂扬。
之后，报童学校一个接一个办了起来。从外滩到静安寺，从杨树浦到曹家渡，因地制宜，分点设校。最后全上海一共发展到10所报童学校，有大约3000名报童一边卖报、一边上学。
就这样，在上海国际救济会所属的难民收容所里，有90%以上的儿童没有因为战火而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施舍往往只能产生乞丐
“茅屋济济教多士”，这是“慈联会”负责人赵朴初为陈鹤琴所题的词。
这句话生动地描绘出抗战时期陈鹤琴开展难民教育的一个场景：在一张张芦席搭建的大棚里，难民们团团围坐着，他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
陈一心介绍说，上海国际救济会的章程规定，难民教育除了儿童教育，还包括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
在这方面，陈鹤琴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组织难民自救上，希望他们学习一技之长，将来可以融入社会，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为此，他的态度很明确：“难民问题是不能单靠给饭吃、给衣穿和给住宿就能全部解决的。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应该被最好地运用。只有慈善的施舍，而没有教育和工作，就可能产生乞丐，因此给难民适当的教育和有益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难民中的成年人，根据程度及性别不同分设男、女班，进行为期3个月的简单课程教育，其中包括课堂指导、讲课、体育锻炼、看电影和讲故事。教育委员会的专家们还苦思冥想设计了很多方案，让难民参加各种工艺生产。如组织难民中的妇女在商家的指导下绣花、织袜、织麻袋等；组织20名年轻力壮的男性难民组成推销队，在经过一定指导后，推销贩卖当地产品以谋生。此外，还有编草、缝纫、制花灯、制拖把等工作，随制随卖。既让难民们学到了职业技能，又实现了让其自食其力的目的。
难民区里的扫盲实验
在难民教育中不得不提的，还有陈鹤琴大力倡导的新文字运动。
“新文字”是指从上世纪30年代初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在群众中推行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新文字运动的高潮正是1938年上海难民教育时期的新文字实验。
抗战爆发后，大量从郊区逃难的难民来到市中心，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文盲，普及识字难度很大，陈鹤琴就提出在难民中开办新文字班，帮助他们学习识字。有资料显示，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间，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的倪海曙等人在全市40所难民收容所、3万多名难民中进行扫盲实验，成绩显著。
在推行新文字的过程中，陈鹤琴还亲自编写了新文字《民众课本》2册，《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肯》等中外历史名人故事15册等。著名文字学家、教育家倪海曙先生后来专门撰文述及当时的情景：“为了在难民收容所开展大规模新文字教学实验，（陈鹤琴）先生亲自设计了一种徽章，这种徽章是圆形的，中间画有一把象征开启知识之门的钥匙，徽章上有‘扫除文盲’4个汉字，周围有一圈新文字和汉字对照的话语：‘我能看书写字’。读书识字的难胞们学会新文字后，就奖励他一枚这样的徽章。”
家里也办起识字班
抗战时期的那段特别岁月，在陈一心当时幼小的心灵中，曾烙印下几个难忘的画面。
“我记得在家里的客堂间，办过一个街童识字班。父亲把附近失学而流浪街头的儿童组织起来，大约有十几个孩子，来家里学习认字。父亲让我的三个姐姐当 ‘小先生’，去教孩子们识字、唱歌。”说起这段往事，陈一心清晰如昨，“我那时很小，家里有一块黑板，我搬一个小凳子，和其他孩子一起踩着凳子在黑板上面画画。所以说，父亲搞难民教育，首先是从自己家里做起。”
还有一件事让他记忆犹新。一天，陈鹤琴扶着一位黄包车夫回到家，那位黄包车夫是农村出来的，他的脚被玻璃划破了，鲜血淋漓。坐下之后，陈鹤琴对孩子们说：你们去把红药水、棉花取来。他拿一个钳子轻轻地夹去那个人脚上的玻璃，然后洗干净伤口，再涂上红药水，包扎好。临走时，陈鹤琴还送了黄包车夫一双新鞋，并叫了一辆车子送走他。“这件事对我一生的影响很大，让我从小就懂得要爱人，要关心人、帮助人，特别是要爱劳苦大众。”
为了还原父亲在抗战时期从事难民教育的往事，陈一心遍访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等处，整整查了半年的资料。当这些尘封的历史重现眼前时，他对父亲的敬佩更深了。
“原来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位爱国、有正义感的教育家，但现在我对父亲有了新的认识。”陈一心说，“他有一种大爱精神、博爱思想，他主持的难民教育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而是从国家的未来这个角度出发要把儿童教育好，所以他挖空心思自己写教材、自己跑难民收容所、在自己家里办识字班，整天忙忙碌碌的。他是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民族的未来、国家的未来，视野非常高。”
同时，作为上海国际友人研究会的会长，陈一心对于陈鹤琴和国际友人饶家驹的合作给予了很高评价。“他们曾经是同事，也是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上的伙伴。他们精诚合作，一起救助了几十万难民，据我所知，这在国际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本版图片由苏智良教授提供）
镜头下的昨天和今天
曾经睡满难民的豫园九曲桥，今天盛满游人的欢笑。 本版照片 邵剑平 摄 资料图片 方浜路235号，曾是南市难民区监察委员会的办公处，今天早已旧貌换新颜，原楼消失在历史的变迁中。 原来的小世界已经变了模样，70多年前，这里曾一度作为难民收容所。
跟随镜头，重返当年的南市难民区。
曾经的痛楚悲苦，都已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悠然明媚。
人们骑行着，漫步着，高歌着，欢笑着，凝望着……
一切仿似都不曾发生。
只有那些建筑，安静地提醒:
70多年前，这里曾经经历过什么。
饶家驹区
成立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