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家驹难民区与《日内瓦第四公约》 ——苏智良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大讲堂的讲演

　　1937年11月，法国传教士饶家驹在上海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饶家驹区，延续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被称为“难民之父”、“中国之友”。这个“上海模式”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乃至法国、德国，并推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战时保护平民成为各国的共识，从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他是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

　　我首先介绍一下饶家驹的简历。饶家驹（Robert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年出生于法国桑特市，早年加入耶稣会。1913年到上海传教。他在徐汇公学学习中文，也担任法文老师，教拉丁文;他还是化学家。但是很不幸，一次他帮学生做爆竹时，不慎炸断了右臂，所以他是“独臂神父”。

　　饶家驹身材高大，相貌英俊，颇具男子汉气质。他还非常喜好体育锻炼。同事们回忆，他“非常自信、爽朗，具有贵族气派”；学生们回忆这位老师“平易近人，是一名出色的教师”。在语言方面，法语是他的母语，英文和拉丁语非常流利，并且能够操一口漂亮的普通话，会说上海话，还有流利的日语。这些给他在难民保护方面与各界的联系沟通奠定了很重要的基础。

　　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兵荒马乱、动荡不安，这就给悲天悯人的饶家驹提供了用武之地。他参加了很多慈善救济，其中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创建南市难民区。

南市难民区的缘起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日两国先后投入近百万军队，在上海鏖战，这给上海这个中国最大城市带来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难民。战争对于民众来说是最苦难的事，大家纷纷逃到租界。但问题是，这么多的难民逃到租界以后，租界也难以接纳，所以租界把所有的路口封死，不让难民再像潮水一样地涌入。于是，难民只能呆在租界的周边，尤其是南市。因为南市原来就是个老城区，它有很多空房，大家希望通过那里进入法租界，但是法租界的大门已经关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救助南市的难民，就给政府、社会提出了问题。

　　上海的士绅开始参与救济民众。首先他们建立了一些组织，如上海国际救济会，名誉会长颜惠庆——非常著名的上海的士绅，下面有常务委员饶家驹等外国人和王一亭等中国人。到了10月2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正式成立，办事处设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国际饭店。它的使命也是救济平民。再到10月4日，难民救济委员会以饶家驹为主席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他们开始酝酿建立难民区。

　　11月2日，饶家驹向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出一块区域接纳难民。俞鸿钧感觉对于中国政府和民众来说，这是件好事，并表示中国军队不进入难民区。饶家驹很有智慧地首先说动中国方面同意，建立了一个难民区。

　　接着饶家驹马上去找日本军队和日本的外交官，说明中方已同意在南市建难民区，只允许难民进入。日本总领事与日军的高级将领磋商后也同意了。到了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11月8日，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议定区域，挂起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旗子。

南市难民区的始末

　　南市难民区正式建立是11月9日下午5点钟，它的位置南面以方浜路为界，北面是民国路（今人民路）。当天就在城隍庙、豫园、小世界以及其他的学校和教堂建立收容所，收容了两万人。难民们听说南市建立了难民区，纷纷迁入，所以不久这里面就超过了十万人。

　　南市难民区建立监察委员会进行管理，主席饶家驹。然后将南市难民区分成九个区，每个区设立一个区长，所以里面非常有序。

　　但很不幸的是难民区刚刚建立，就发生了危机。11月5日，日军第十军在金山登陆后，直插松江。中国军队撤离了南市。难民们也非常恐慌。他们一直聚集在法租界的大门外。12日，日军占领了南市。当时日本的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企图占领租界，但遭到日本外交官的阻拦，说如果占领租界，等于要跟英美宣战。日军因此没有进入租界。松井最终也同意日军不进入难民区。

　　难民收容所设在什么地方呢？五花八门的地方都有——教堂、城隍庙、佛教的庵堂、清真寺、学校、公所……只要有场所，大家都愿意建立难民收容所，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场所，安排了几十万的难民。有一统计，1938年前后收容的难民约30万，所以我们说，南市难民区至少庇护了30万中国难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建立难民区以后，难民们每天是要吃饭的，他们没有收入、没有职业，所以饶家驹的使命就是要赶快募捐。他非常有智慧。这个独臂神父从中国方面募集了很多钱，上海市政府也出钱了，上海的慈善机构、企业也出钱了。同时，他感觉到日本方面也有责任，所以他还去找日本人，结果日本方面也出资了。到了后来他还扩展到海外去募捐，1938年的5月2日，饶家驹开始海外募捐，首先拜访了日本，一方面是感谢，一方面希望日本遵守诺言，不要占领难民区。然后他到加拿大，又到了美国，5月26日见到罗斯福总统。罗斯福非常慷慨，给了他一大笔小麦和美元。当时上海的粮食来源困难，美国方面这些小麦运到上海，直接给这些难民，就使得难民区的维持更有保障。所以南市难民区一直能维持下去，维持了三年，这是很了不起的。法文版《饶家驹的故事》小册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令人敬佩的上海，这座以其无法估量的慈善捐助的城市，它是如此之慷慨，这似乎是不能再期望更多的了。”可以说，是上海的民众支撑了难民区的存在，当然，也包括其他各方面的支持。

　　难民区内的难民生病了，就要有医院，所以难民区内建立了各种难民医院。还有难民们要结婚、生子，所以还建立产妇医院、灾童医院。而且这些都是义诊，这又需要一大笔开销。我们设身处地地替饶家驹想想，一个法国人在上海难民区挑起了这么重的担子，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我们找到一位王阿婆，86岁，对难民区的记忆非常清晰。她是本地人，家就在方浜路的旁边。她回忆，那个外国神甫，尽管她没见过，但知道他，她们那个难民区是他建立的，他是个好人。她回忆说，方浜路的南面就有日军的岗哨，拿着大枪站在那里，中国人过去必须要鞠躬，如果谁不鞠躬，就要遭受殴打。

　　尽管有铁丝网，还是有日本人进来。日军的哨兵会进入难民区，驱逐难民，甚至有坦克开进去，还有一些中国女孩被拉出去强暴，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安全。比如说12月16日，一名中国的狙击手躲在南市难民区里面，打伤了日军的哨兵，日军就冲进去了。这时饶家驹神父赶快跟日军的一个中佐谈判，承诺将严格管理。最后日军还是让步了，同意由难民委员会继续管理难民区。

　　饶家驹每天坐着一辆黄包车，从吕班路到老北门到新开河，然后出法租界的铁门，进入南市难民区办公；黄昏的时候，再回到法租界的寓所，或在洋泾浜的天主堂休息。他日日工作，天天到难民区去，事必躬亲，巡视考察。只要他出现在安全区，难民们就心定。

　　这样一个难民区，有30万难民，也必然有共产党人活动。比如赵朴初当时就是难民慈善救助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周边有很多共产党员。这些共产党员在难民区，一方面救济难民，同时动员一些单身的男子参加新四军。确实，新四军一部分的来源就是上海的难民，他们通过地下通道，慢慢地把这些难民运送出去，名义上是疏散回乡，请饶家驹开证明，弄通行证，实际上这些人就跟着共产党到了苏北，加入了新四军。

　　1940年6月16日，饶家驹奉法国天主教会之命离开中国，回巴黎从事战时救济工作。这样南市难民区就没有了主心骨，因此到6月30日，南市难民区已经停止活动。

饶家驹与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

　　上海饶家驹安全区的出现，为中国其他地方的难民保护活动提供了范例。其后在南京、汉口、广州、吴江、福州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安全区。

　　饶家驹与南京安全区也有关联。拉贝等正是看到了饶家驹在“八·一三”以后在上海救助难民的义举，才萌动了建立一个国际安全区的念头，并且拜托饶家驹神父与日本方面联系，饶家驹成为拉贝等跟日本联系的纽带。当然最后日军拒绝设立南京国际安全区，所以这跟上海的模式又不一样，但是饶家驹还是引发、推动了南京安全区的建立。

　　饶家驹也推动建立了汉口难民区。1938年9月，他在上海与日本总领事进行了讨论，接着他跑到重庆去找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请中国政府提供救济基金;然后他又去找了英国、美国、法国的代表，建立汉口难民区，并亲自担任汉口难民区委员会临时主席，接管这个地方的行政。最后日军同意，不予轰炸，他又保护了在武汉的难民。

　　饶家驹回到欧洲后，又推动了欧洲的难民救助。所以他在上海建立的这个模式，在他的祖国法国，在德国、意大利进行了推广。譬如他回到法国以后，将上海的经验运用到了巴黎郊区，挽救了一大批难民。那时欧战已经爆发。到了二战结束时，受国际红十字会的派遣，饶家驹亲自到柏林，从事慈善救济，并推动法德和解。1946年9月13日，他因白血病在柏林去世，他的墓地现在还在德国柏林。

饶家驹与《日内瓦第四公约》

　　饶家驹从最初战时保护平民升华到人类一旦发生战争、能不能通过国际公约来达成大家共同保护平民；饶家驹区、饶家驹的案例——“上海模式”，对国际上建立保护平民的条约产生重大影响。

　　1907年的《海牙第四公约》，包括1927年《日内瓦公约》中，还没有保护战时平民安全的条款；但是到了1929年，有个法国医生保罗就提出战争时应该为平民、受伤的士兵建立安全区。接着瑞士人乔治看到欧洲的报纸介绍饶家驹在上海的义举，很受启发，因此他提出应该去推动、讨论；然后到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饶家驹区”作为战时保护平民的最成功的范例而被引入；到了1948年第17届国际红十字会大会，又通过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草案。再过了一年，也就是1949年8月12日，63个国家的代表制订了《日内瓦第四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一共有159条正文和三个附件。饶家驹的贡献是:在战争时期，如何保护平民，他在中国的实践、在上海的实践，写入了公约。

　　《日内瓦第四公约》有很多条款，譬如平民应该受到人道的保护，禁止破坏不设防的城市和乡村，禁止杀戮、胁迫、虐待和驱逐和平的居民。和平居民的人身、家庭、荣誉、财产、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一切情况下，都应该予以尊重。无论何时，被保护人应该受到人道的待遇，战争的双方都应该遵守这一准则，这就是上海经验、上海模式。公约还指出，要追究责任，如果违反,应该送交法庭等等。

　　在《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评注当中，对“上海模式”做了具体的说明和解释，也就是说，《日内瓦第四公约》是怎么出现的呢？就是因为有饶家驹安全区，这样一个成功的案例、一种经验的积累，使得国际上可以出台这个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日内瓦第四公约》的附件议定书是不断变化的，我这里要特别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2年7月13日声明予以承认，1956年12月28日递交批准书，1957年6月28日正式生效，所以中国是《日内瓦第四公约》的签约国。《日内瓦第四公约》现在成为国际法、国际条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找到一张上海国际救济会的第一收容所照片，非常壮观，里面有991人，这是我们现在找到的上海难民区里面人数最多的一张合影。合影中成年男子有343人，妇女儿童更多。饶家驹这样一个义举，推动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建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了不起的壮举，所以我们应该把饶家驹的理念以及他在中国的业绩发扬光大。

　　饶家驹的博爱主义、慈善行为、奉献精神、慈悲情怀的高尚人格超越了国家、种族、宗派、宗教和党派，他是20世纪世界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他被称为是“难民之父”、“中国之友”。他以他的独创、坚韧、才华和责任心创立了战时平民救助的上海模式——饶家驹区，成为一个典范。这个模式又推广到了南京、汉口、广州、法国、德国，推动了《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而且，饶家驹非常热爱中国。他回法国前曾深情地说：我在中国时间很久了，以中国为第二故乡，我爱中国的热忱不亚于中国人热爱中国，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此次虽然暂返欧洲，不久还是要回来（遗憾的是他一去再没有复返）。在上海的最后时刻，他把自己的中文名字饶家驹改名为饶家华。

　　这样一位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在中国却一直是默默无闻。历史不应该忘记饶家驹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中国人也不应该忘记这一位国际友人。值中法友好年之际，我们呼吁，在原南市难民区应该建立难民区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