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的江西萍乡，春寒已退，抗战老兵刘慈珍从湖南岳阳专程坐了3个多小时火车来见妹妹。2017年6月她们时隔近30年重聚。去年，刘慈珍过了90大寿。妹妹刘蓉芳说好要来却没来。今年年初，妹妹又中风了。
“你怎么没带那块勋章呢？”谈话间，刘蓉芳突然问姐姐。一旁的志愿者陈良想起，两年前见面时，刘慈珍戴着一块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当时妹妹将勋章捧起，摸了又摸。
“现在时代好了，你把你的事情都跟他们说了，也能拿到一块。”刘慈珍说。
陈良觉得刘慈珍一定是搞错了。刘蓉芳并没有参加过抗战，而勋章是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颁发给约21万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和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的。
但她口中，妹妹的“事情”是什么呢？
随后他意识到，刘慈珍是抗战老兵，但同时也是被确认的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之一。刘蓉芳极有可能也是一位“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
2019年5月10日，刘慈珍（左）专程坐火车来看妹妹刘蓉芳（右）。
从2013年接触刘慈珍起，陈良在湖南一省已发现了多位“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她们中的大多数最初都不愿启齿。自身的痛与耻、外界赋予的标签，折磨着这群“失语”者。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有一面墙，随时更新“慰安妇”受害幸存者的数字。数字会根据逝去和新发现的人数发生变动。如今，这个数字是17位。
包括陈良在内的志愿者、学者、民间调查员、“00后”学生，依然走在寻找、帮助“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路上。“再过10年，她们基本就都不在了。但历史，永远都在。”
沉默
村庄的尽头是一道斜坡。坡上是三间土屋，白色土坯墙，还保留着几十年前湖南乡间的模样。
一位老人靠门坐在屋里，眼睛望着门外，像是在看门口那棵十多米高的大樟树，又像什么都没有看，只是对着屋外出神。
刘慈珍总是坐在中间那扇纱门里往外看。
2013年，陈良第一次找到刘慈珍时看到的就是这幅画面，村庄里还没人知道刘慈珍的故事。
最初，陈良以为她只是一名老兵。
陈良是当地公益组织寻找抗战老兵的成员，致力于寻找隐没在民间的抗日老战士。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岳阳市梅溪乡有个老太太，是外地人，可能参加过国军，和日本人打过仗。村里传言她在国民党部队干过，也有传言她是国民党姨太太，甚至有人说她被日本人抓去过。
“奶奶，有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他问刘慈珍。
刘慈珍只是说：“都不记得了。”眼睛依然望着门外。
刘慈珍总是沉默。
参加过国民党的老兵，因为政治原因，大多不愿重提往事。对于这一点，陈良很清楚，因为他自己的奶奶曾经就是国民党女兵，而这个秘密，直到奶奶死后，他才得知。
2013年，陈良初见刘慈珍时，已经有了心理预期，老人不会轻易开口。记不清是多少次登门以后，刘慈珍终于告诉陈良，她曾在湖南湘潭帮国军士兵洗衣服、照顾伤员。这一描述为后来刘慈珍被确认为抗战老兵提供了线索。
但言谈间的一句话，却令陈良觉得还有隐情。老人说：“我这辈子吃了日本人的亏，被日本人害苦了。”吃了什么亏，怎么害苦的，陈良一再追问，刘慈珍只是说，都忘记了。
2017年6月17日，刘慈珍回到阔别73年的家乡湘潭。
2017年6月17日，在一家公益组织的安排下，刘慈珍时隔73年第一次回到湖南故里湘潭。
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1944年6月17日，日军攻破湘潭，当日，刘慈珍被日本人掳走。陪她回乡的志愿者葛琳写道：“今天是湘潭沦陷的日子，今天是刘奶奶回家的日子。她从花季少女到耄耋老人，岳阳到湘潭茶恩寺260公里，走了漫长的73年。”
在刘家老宅和祖坟前，刘慈珍哭了又哭，却依然沉默。
2017年6月17日，刘慈珍回到阔别73年的家乡湘潭。
寻找
陈丽菲的到来，打破了沉默。
在老家时，陈良隐约听村民说过，刘慈珍年轻时被日本人抓去过。是不是受过日本人凌辱？他无法确定。但作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特约调查员，他把消息告诉了陈丽菲。
陈丽菲是是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而她的丈夫苏智良教授是这个中心的主任。“慰安妇”田野调查的特殊性，需要女性研究员的助力。从第一次探访幸存者，苏智良就请爱人一同前往。
“最初我很反感研究‘慰安妇’问题，”陈丽菲说，“1991年苏教授在东京大学做客员研究员，听日本学者说，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上海。苏教授是研究上海近代史的，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写八·一三淞沪抗战。他说怎么我不知道，他为此延长了在日本的研究时间。我当时不知道这个‘慰安妇’制度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军妓，所以我说，你不要再研究这样的事情了。从日本回来后，我就把他的这些材料全部堆给他，说请你拿到学校去，因为我们的孩子那时候五六岁，已经开始认字了，当时那些报道几乎都是性的细节，根本不是上升到历史的研究。”
但是1996年前后，联合国的人权小委员会派出了特别调查官来调查“慰安妇”制度，结果认为，它是一种军事的性奴隶制度。委员会以一个劝告的形式提出，日本政府应该向受害国的政府，特别是受害国的女性进行道歉，而且赔偿。
这项报告是日文的，苏智良让陈丽菲帮忙翻译，她翻译完了却发现，在这样一份国际性查证的正式报告中，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被关注并查证了，但在中国大陆，联合国一天的查证都没做过。“中国是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占领时间最长、占区最大的地方，我们受害的人数可以想象，绝对是属于程度很深广的，但是中国女性所受到的伤害，中国这个国家和作为一个民族，在联合国做出了正义呼吁的时候，应该得到的尊重和支持却一点也没有体现。”陈丽菲说。这个结果，给了她很大震动。
她想，这个局面的出现，历史学者是有责任的。“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首先是应该我们自己来做出诉求。我们民族的声音缺失了，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学工作者、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提供这样的事实来说话。”
从1993年夫妇俩开始寻访慰安所，陈丽菲也在寻找幸存者。
他们的消息源有文献，也有长期在民间关注抗战历史的各类志愿者，比如陈良。一旦接到消息，就要迅速前往。
并不属于外向性格的陈丽菲，积累出了相当温柔、细致的访谈经验。“背景资料要充分，不可单刀直入，在场最好不要有男性， 一定要有肢体接触，让她放松。”
在刘慈珍家时，最初的对话，从点头和摇头开始。提到亲人，才渐渐有了对话。
“奶奶的老家在湘潭是吧？家里怎么样？”
“我里五姊妹，五姊妹，死哒，还剩我里两姊妹，还有一个在江西，老妹。”
“日本人来的时候，躲在哪里？”
“躲在阁楼的绊筒里。”
“什么是绊筒？能装得下人吗？”
“打谷的东西，木头做的。”
“阁楼能放下这么大东西吗？”
“能放下。”
1944年6月17日，16岁的刘慈珍在家中阁楼上被日军发现，带至楼下当场强暴后掳走，与其他十几位中国女性一起被关押在易俗河镇。刘慈珍记得，慰安所的门前有一条河水。
陈丽菲说，承认自己被日军带走，一般都意味着谈话局面的打开。老人们会慢慢说出在慰安所内的衣食住行和被强暴殴打的细节。
“日本兵很凶，没有什么理由，想打就打……现在看电视里的日本人都不敢看，觉得很凶。”刘慈珍主动说。
个人口述只是寻访中的一环。文献和旁证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访谈之后，陈丽菲驱车去了老人口中的受害地易俗河镇，搀扶着驼着背的村里老人去指认慰安所的旧址；又驱车去湘潭的茶恩寺镇寻访当年老人的邻居，回忆细节，指认被掳走的地点，实地调查被掳掠的老宅……一轮下来才算完成刘慈珍受害事实的确认。
“日本右翼常说中国方面造假，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这些事不能随随便便，必须要有一套学术规范，一定要能建立起证据链来。”
阻碍
事实上，2017年6月，老兵刘慈珍回家时，一同回家的，还有失散多年、现居江西萍乡的妹妹刘蓉芳。几十年音信不通，直到最近，老姐妹俩才从志愿者那里得知对方仍然在世。
就在这次回乡聚会上，陈良听萍乡的志愿者说，刘蓉芳也曾被日军掳去。难道姐妹俩先后遭遇了同样的厄运？
陈良拐弯抹角问刘蓉芳有没有这回事，刘蓉芳说“没有”。陈良又问，“是怎么从湘潭去的萍乡”。刘蓉芳只说，“是一路讨饭过去的”。
线索断了。
2017年6月17日，与刘慈珍一同回家的，还有妹妹刘蓉芳（右）。
寻访20多年，陈丽菲太理解这些老人。
“她们本身是受害者，但是从日本军队那里回来以后，你想想家里人是怎么看她的，丈夫是怎么看她，邻居是怎么看她。有人说她们是日本兵的女人，喊得非常难听，还会遇到暴力压迫，她把这段历史打掉牙和着血泪往里吞都来不及，她怎么能够讲出来。”所以一开始，他们的调查也极其艰难，常常无功而返。
“可以说100%的老人家都很戒备”，反悔，发火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人对谁都是怀疑，谁都不能触碰她的身体，洗澡时不要别人帮忙，床也不允许别人碰，连志愿者端来的水都不喝一口；有人听到慰安妇的话题后，起身就把送来的礼物扔到门外。
家属也有芥蒂。陈丽菲去一家幸存者访谈，却被家属赶出，“你们来干什么？你们能做什么？你们是不是有自己的目的？”当时陈丽菲到厨房掉眼泪，电视台也跟过来拍，后来眼泪擦一擦，还是要过来再跟家属做工作。
最根深蒂固的阻碍其实来自自己的同胞。
上世纪90年代，一个大年三十，一位武汉的幸存者给苏智良打电话哭诉，说别人把洗脚水泼在她家的门口，冻成坚冰，还骂她“日本婊子”。
一位研究员给苏智良讲过一件事：云南一个村庄的4位老人听说如今可以帮“慰安妇”讨回清白，鼓起勇气去某政府部门诉说。结果却被人反问，“你们自己当初丢脸丢尽，还要再来说”，4人哭着回去，从此再也不肯站出来。而如今整个云南省，只找到一位肯站出来的幸存者。
2000年12月8日，一个由民间组织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苏智良作为中国大陆的代表团团长准备带几位幸存者参加，结果临行之前，海南方面不肯放行，传来的话说，“自己丢脸也就算了，还要把脸丢到国外去”。又是让老人家大哭。
“我们一路走过来，现在好像大家都知道（慰安妇）了，一开始做的时候是就像在黑暗的隧道里挖洞一样，前边看不到光亮，只是觉得从道义上来讲，从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来讲，我们应该做，我们没做错。”
公道
转折发生在刘蓉芳中风之后。
在刘慈珍看望过刘蓉芳之后，有志愿者试探着问刘蓉芳，愿不愿意讲？刘蓉芳平静地说了声，“愿意”，“再不说出来，就没人会知道了”。
刘蓉芳中风不久，说话总是低着头。资料照片
她告诉陈丽菲，那年14岁，“还没有做大人”（意指月经还没有）。
日军攻占湘潭后，在当地掳掠女性的情况时有发生。仅在刘蓉芳的记忆中，就有过两次躲避日军扫荡的经历。日军第三次来时，刘蓉芳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正在家里烤火，日军突然到来，令她猝不及防。她与十几名女子被双手捆绑后，抓到一个泥砖砌的、仅以稻草铺地为床的简陋大房子里。
在湘潭被关押五六天后，老人和其他女孩子又一起被“装到车上”带到了萍乡，关在一个更大的砖砌房屋里，仍旧是被欺辱、殴打。讲到痛苦的细节时，她紧紧地抓住陈丽菲的手，依偎在她身边。
饱受痛苦与折磨的日子里，刘蓉芳曾目睹过一位机灵的女孩子成功逃脱。“再不出来，就是死。”她和另外两名瘦瘦高高的女孩开始策划逃跑，通过每日外出如厕的短暂时间，观察周围的环境与守卫的站岗时间。两周后的一天，三个女孩借着昏暗的天色，趁守卫换班的时机，逃了。
“怎么逃出来的？”
“稻田里面救过好多人。”
“意思是稻田里可以藏人吗？”
“哎哎哎，往田里一钻，再往前一块田。”
……
“回过头去想这段经历，你恨么？”
“恨。”
“想不想日本鬼子给你道歉么？有这个想法么？”
“有。”
“怎么个道歉法？叫他们说什么。”
“对不起，请我原谅。”
“你现在原谅他们么，如果他们不道歉。”
“不道歉不原谅。”
“不道歉不原谅，如果道歉了，你原谅么？”
“原谅。”
陈丽菲再次握紧了她的手。
讨回公道，是所有受害者站出来的初衷。但是老人家们去日本诉讼的官司，几乎都输了。
万爱花，曾是大陆地区第一次站出来控诉日军性侵害罪行的中国受害者。她曾7次赴日维权，在日本高级法院和各个地方法院申诉并出庭作证，法院却每次以失去时效和个人不能起诉政府为由，将其驳回。
她曾经一度不能接受慰安妇的说法，因为来调查的日本人告诉她，在日语里，慰安有自愿的意思，“慰安妇”就是妓女。“我去慰个什么安？”
陈丽菲专门做过“慰安妇”制度缘起研究。她告诉万爱花，“慰安妇”制度本质是一个性奴隶制度，它只是起了一个委婉的名字。这个制度被害者的主体，主要来自于中国的战场，因为侵略战争主战场在中国，然后扩展到东南亚，朝鲜半岛作为殖民地，有大量的年轻女性被日军征集过来，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她们难道是自己要来慰安日本军队吗？”
“你们是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但是因为日军是以‘慰安妇’制度来推行，所以军队的性暴行才能合法化、纵容化，才能这么大面积持久地进行，军队的各个层次才会有这样肆无忌惮、登峰造极的性犯罪事实。”
陈丽菲把复杂的制度解释一遍，老人家一听，马上就明白了，“陈老师，我们以工作为重，慰安妇不慰安妇，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我就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所以没有关系，陈老师，你们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2013年去世前，她握着外孙女的手说，“咽不下这口气，官司没打赢”，外孙女对她说，“我们中国人是争气的，奶奶，你放心去”。
云南唯一站出来的受害者李连春，遭受了很多的侮辱，但在心里，这一生，她一直把头抬得很高。在一次访谈结束后，她和陈丽菲坐在深山里的火塘边烤火。
“陈老师，你不要看不起我，我这个人一生很穷很苦，一直被人看不起，我唯一宝贵的东西是我的身体，但这个最宝贵的东西，是被当时日本鬼子夺走的，不是我自己要这样的。我不是要找哪一个人算帐，我也不要好多钱，我都这么老了，黄土埋到半截了，我要钱干什么？我要的就是一个世间公道。”
火塘边，李连春患有白内障的眼睛里，火光闪闪。“我觉得她的眼睛就像结着冰的湖面那样寒光凛凛。她们真的是用一种战斗的姿态来站出来的，可以说，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现在她们人已经没有了。但这个声音我听到了，我一定要给她们发出来，我只要活一天，这个事情我就要做一天。”陈丽菲说。
铭记
陈丽菲认为，寻访的工作是一回事，但找到以后如何关爱，目前还做得太少。“如果由社工专业的人员介入肯定是做得比我们要好得多。”
陈丽菲曾去韩国、台湾地区交流，当地的心理支持活动很多。有的受害者终生没结婚，但却有做一回新娘的心愿，便给她办一场纯洁的婚礼；有老人喜欢画画，就通过绘画来疏解心中的郁结；有的人写书，也提供帮助。还经常有艺术家在晚间免费去给他们拉琴，唱歌，让他们尽量过得愉快。但这些目前在中国社会里是缺失的。
“‘慰安妇’问题的研究，牵涉领域很大，而目前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的力量又如此强大，目前看来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陈丽菲说，她很欣慰一批90后、00后正在成为研究的主力。
“对‘慰安妇’ ’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仅仅是中日之间的现实问题和历史事实问题。而是我们要达到一种历史共识，为什么战争是残暴的，为什么和平是可贵的，什么样的人性是我们应该永远谴责的，什么样的观点会发展成一种登峰造极制度的形态来残害人类……我们要坚决把它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警示来者，不可覆辙重蹈。这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恒的过程。”陈丽菲说。
可以肯定的是，上师大里那面幸存者的照片墙上，数字增加的几率将越来越少。苏智良说，他会守着这面墙，去世一位，就拿掉一张，直到最终变为，0。
刘慈珍坐在纱门里凝望。
刘慈珍大多数时候还是沉默地坐在屋门口。但却是一种更为平静的沉默。
一阵风吹过，纱门自己开了，又“咣”地自己关上。再无其他声响。
（应被采访者要求，陈良为化名）
题图说明：2019年5月22日，刘蓉芳首次公开自己经历，姐姐刘慈珍专程又佩戴着勋章前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