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神父饶家驹（Jacauinot），法文全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quinot de Besange，1878年生于法国洛林地区，1946年逝于西柏林，是一位几乎被世人遗忘的人道主义者。1937年，饶家驹神父在上海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1938年又在武汉保护了10万难民。1940年返回法国后，他试图创建巴黎难民区未果，但1945年又来到柏林，救济过去的敌国—德国的难民。他的名字及所开创的安全区—中立区模式被纳入《日内瓦公约》，时至今日仍然是世界安全区的样板。
饶家驹既是中法友谊的象征，也是法德和解的象征，而法德和解则是欧盟成立的基石。2014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此次“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关于饶家驹的纪念活动。
研讨会上，画
此次研讨会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多家媒体都做了相关报道。
附：媒体相关报道：
"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
2014-11-08 15:18:46 | 来源：国际在线专稿 | 编辑：靳松
原标题：“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吴博）：由上海市历史学会和上海师范大学主办、德国（海德堡）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协办的“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
法国神父饶家驹（Jacauinot）,法文全名Robert Charles Emile Jaquinot de Besange,1878年生于法国洛林地区，1946年逝于西柏林，是一位几乎被世人遗忘的人道主义者。1937年，饶家驹神父在上海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1938年又在武汉保护了10万难民。1940年返回法国后，他试图创建巴黎难民区未果，但1945年又来到柏林，救济过去的敌国——德国的难民。他的名字及所开创的安全区——中立区模式被纳入《日内瓦公约》，时至今日仍然是世界安全区的样板。
饶家驹既是中法友谊的象征，也是法德和解的象征，而法德和解则是欧盟成立的基石。2014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此次“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举办的关于饶家驹的纪念活动。
研讨会上，画家桑麟康先生捐赠了画作《大爱无疆——饶家驹救助平民》。会议还发出了《关于在豫园-城隍庙一带建立饶家驹及难民区纪念设施》的倡议书。
（网址：http://gb.cri.cn/42071/
“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研讨会倡议在旧址建纪念碑
2014-11-8 16:29:03 来源:新民晚报 选稿:张侃理
东方网
法国神父饶家驹（1878-1946）是中国人民患难之交的国际友人。1937年11月，饶家驹在上海方浜中路民国路（今人民路）内创立了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饶家驹区，延续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此后他又在广州、汉口等地设立安全区，救援中国难民。上师大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说，由饶家驹首创的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修订《日内瓦公约》并加入战时平民保护的相关条款，其影响深远却又鲜为人知。
为纪念饶家驹当年创立南市难民区的壮举，今天的会议做出如下倡议：一、在原南市难民区旧址建立纪念碑，记述这段历史；二、在原南市难民区区域内，建饶家驹先生的纪念像；三、尽可能保护难民区原来的建筑，保存城市的文脉；四、加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将这一事例写入教科书和其他书籍；争取在原南市难民区区域内，建立纪念馆，长期固定展览。
（网址：http://sh.eastday.com/m/20141108/u1ai8434492.html。
中外学者纪念收容近30万战时上海难民的法国人饶家驹
2014-11-09 19:38:00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许婧
中新社上海
近年来，德国商人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国际人道主义行动广为人知，但饶家驹这位较之拉贝，更早挽救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却一直知者寥寥。与会中外学者认为，这位在中国抗战中失去右手的独臂教父，堪称“上海拉贝”、“中国辛德勒”。
1937年11月，饶家驹在上海方浜中路、民国路(今人民路)内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饶家驹区，延续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此后又在广州、汉口等地设立安全区，救援中国难民。
“饶家驹首创的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日内瓦条约》修订，加入了战时平民保护相关条款，其实，这就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上海师大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介绍说，二战结束后饶家驹又赴德国救济难民，并因劳累过度而逝世。
研讨会上放映了上海音像资料馆制作的《饶家驹与战时难民保护》历史纪录片，上海战时难民代表、86岁的王晓梅看完抑制不住激动，连称“就是这么回事”，她讲述在难民区的亲身体验，“日军晚上会到难民区内强征女孩，我和姐姐晚上就带着被褥到这里睡觉，因为这里处在难民区中部，日军并没有到这里来抓人”，老人至今非常感激饶家驹从侵华日军手中留下了王医马弄24号这块安生立命之所。
苏智良说，现在纪念饶家驹，不仅为纪念，“当今世界，仍存在着战争、暴力和杀戮，难民救助始终为国际社会关注，饶家驹在国际上为战时保护平民创立了具有典范效应的模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中国世界历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看来，从饶家驹、拉贝等国际和平友好人士的事迹，可见中国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明年又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与会中外专家倡议，在原南市难民区旧址建立纪念碑和饶家驹纪念像，建立纪念馆，同时保护难民区原来的建筑。
“我们希望有更多像刘复田一样，生活在原来南市难民区的老人能站出来，讲述自己曾经的生活经历和日军暴行，让那段历史大白于天下”，苏智良说。
当天，中法友好年项目“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闭幕，该会由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市历史学会联合主办，来自法、德、美、荷兰和中国各地学者约90人参加了会议。
（网址：http://news.hexun.com/2014-11-09/170201587.html。
独臂教父是“上海拉贝”
本报讯（记者 徐瑞哲）随着《拉贝日记》及其传记、电影发行，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国际人道主义行动，为国人与世人所知。而早于南京陷落，法国教父饶家驹就在今上海方浜中路、人民路内创立战时平民救援难民区——饶家驹区，并延续至1940年，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昨天，中法友好年项目——“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中，中、法、德等国学者认为：这位在中国抗战中失去右手的独臂教父，堪称“上海拉贝”。
“隔着人民路的大铁门，扔进来很多馒头，我把洋伞倒过来，可以接到几个。”现年86岁的沪上战时难民王晓梅老人在现场表示，她虽然没在原南市难民区内见过饶家驹，但至今非常感激他从侵华日军手中留下了这块安生立命之所。事实上，随着战争深入，这名与中国人患难与共的国际友人又在广州、汉口等地设立安全区，甚至二战结束后还赴德国救济难民，并终因劳累过度，于1946年去世。上海师大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表示，饶家驹首创的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日内瓦条约》修订，加入了战时平民保护相关条款，其影响深远却知者寥寥。“其实，这是写入国际公约的第一个‘上海模式’。”
与饶家驹相似，拉贝生前也并不广为人知。而2006年，拉贝在南京的故居成为博物馆与国际和解中心，德国在海德堡建立了约翰·拉贝交流中心。去年，饶家驹纪念碑也被安放在柏林公墓，与他的遗体一起长存于此。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中国世界历史学会名誉会长汤重南认为，从饶家驹、拉贝等国际和平友好人士的事迹，可见中国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我国首次纪念法国神父饶家驹；明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与会者共同倡议在沪上豫园—城隍庙一带设立纪念设施。
（网址：http://news.sina.com.cn/o/
寻找“南市难民区”
日期：
方浜中路，城隍庙大门口所在地，寸土寸金商铺林立，是上海最著名的旅游地标之一。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1937年抗战时，这里是生死相隔的分界线，马路的一边是断壁残垣的战场，另一边是数万难民扎堆的“安全区”。而主导和维持这条生死线的，是一个中文名叫饶家驹的法国神父。
有人称他为“上海的辛德勒”，有人叫他是“另一个约翰·拉贝”，他曾奔走在战火中的上海，不顾个人安危与日军谈判，从日军枪口下拯救养活了至少30万难民。因为他，原本只为救助战争中军人的《日内瓦公约》，加上了“拯救平民”条款，并被称为“上海模式”。
“这个人，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大声疾呼。
本周末，“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研讨会前夕，苏智良和他的团队向本报记者披露众多新的发现。
断臂神父
在中国，很多人都读过《拉贝日记》，知晓约翰·拉贝。而饶家驹，一位同样挽救过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却一直默默无闻。
柏林圣湖公墓的饶家驹墓前，有一块镶嵌玉片的墓碑，上面用中德法英四种文字写着“这里长眠着一位不朽的人道主义者、法兰西神父饶家驹”。墓碑上还写着四个中文字“仁者爱人”。
“饶家驹是一位杰出的人道主义者。他来华27年，基本都在上海度过。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时，他设立南市难民区（又称‘饶家驹区’，
饶家驹1878年生于法国，早在抗日战争前，他就来到中国上海，开始只是从事英语教学，后来全身心投入到难民救助工作中。1931年长江发生水灾，他积极参加了难民救济工作；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为解救被困妇孺四处奔波；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创办了南市难民区。
早年因化学实验中不慎炸伤锯掉一条右臂，饶家驹又被称为“独臂神父”。
饶家驹的南市难民区开创了一种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而且也要保护战区的平民。
“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倡议在难民区旧址设立纪念铭牌和塑像。”苏智良呼吁道。
上海模式
1937年8月，八一三抗战爆发，规模日益扩大，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如潮而至，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难民大量涌入租界，最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成为严重社会问题。
租界人满为患，租界地区的边缘也挤满了数量惊人的难民。大量难民被屏蔽在租界的铁门之外，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而在华界的南市，由于部分居民迁入租界，腾出大批空屋，且有不少公共场所可资利用，这使得收容难民有了可能。
彼时饶家驹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战争将长期进行，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拯救难民。
饶家驹曾指出，“该区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并非中立区域。此纯粹为非战斗员之安全区。鄙人深知此种办法，乃属创见。”
难民区于
饶家驹保护平民设立安全区被称为“上海模式”，填补了《日内瓦公约》的一个空白，此前《日内瓦公约》并没有关于战时平民保护的条款。1948年，第17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战时保护平民公约草案》。1949年，63国代表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公约及附件，第四公约就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其第15条规定：“任何冲突之一方，须直接或通过一中立国或人道主义组织，向其敌方建议在作战区域内设立中立化地带，保护平民。”
德国人约翰·拉贝所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在成立之初，正是通过上海的饶家驹与日方进行联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
寻找遗址
今年9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王海鸥、胡皓磊和陈斌，在苏智良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做南市难民区的寻访和调查。
因为城隍庙板块多年的商业开发和市政动迁，南市难民区大量的重要遗址，大多面目全非，另有部分遗址位置存在争议。
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确定了北区救火会的位置，因为这里曾经是南市难民区饶家驹办公的所在地，是南市难民区的“中枢机构”。10年前，曾经有学者就此进行过考证，结论是北区救火会不复存在，“在八九十年代豫园商业区改造的过程中已被拆除”。但与此同时，民间一直有北区救火会就在方浜中路的说法。
王海鸥他们首先询问了上海历史专家，有的说在豫园里，有的说在方浜中路，莫衷一是。最后是苏智良教授找来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揭晓了谜底。这个地图1937年开始绘制，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对当时上海的街区描绘得非常详细。在南市难民区的区域，发现了北区救火会的地址，《申报》对北区救火会有过记载，“在安仁街的一侧”，两者吻合，最终才给这个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北区救火会的遗址就是现在的方浜中路235号，安仁街路口，这栋原本三层的建筑随着后来的商业开发，目前加高至5层，汇集了多家食肆，但没有人知道七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据《申报》
饶家驹将南市难民区分成九个区，每区由办事处派区长一人，从住户与难民中挑选若干人，负责管理区内清洁给养等事宜。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査、医务等股，分别处理各项工作。
“南市难民区至少庇护了30万中国难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苏智良说。
除了北区救火会，苏智良和学生们还新发现了一个此前没有记载的难民收容所，北王医马弄24号，这是唯一一个亲历难民记着的难民收容所。
此外，小世界（福佑路234号）、福佑路回教堂（福佑路378号）、珠玉业公会（侯家路26号）、沉香阁（沉香阁路29号）、城隍庙（方浜中路249号）、豫园（安仁街137号），这些都是南市难民区的难民收容所遗址。
拯救记忆
相比较寻找遗址，更紧迫的是寻找难民区的亲历者。
“年纪最小的现在也80多岁，现在再不做，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我们要拯救这一重要事件的历史记忆。”苏智良说。
南市难民区所在的老城厢，目前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动拆迁，上了年纪的老人，大多搬到二三十公里外的动迁房里。即便是没有动迁的里弄，大部分的住户都是解放后搬进来的，他们与附近小商品市场的外地从业者混居，对于难民区，已经鲜有记忆。
为了找到亲历者，王海鸥、胡皓磊和陈斌三名同学，用大海捞针的“笨”办法，先找区域内的所有居委会，通过居委会找到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有些居委会提供的信息不完整，我们就多次拜访，有的里弄没有线索，我们就挨家挨户地敲门”，有的老人已经拆迁搬走了，我们就到他们新房子去找，“我们会问他们，1937年到1940年是否在这里居住，如果回答是，那就再详细采访。”一共找了四五十个老人，“很多都是解放后搬过来的，还有居住在这里但对难民区情况无法回忆的”。
大部分的老人都对难民区一无所知，有些不愿再揭旧时的“伤疤”，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听家里的长辈说过，而真正的亲历者，目前仅找到余阿姣和王晓梅两位老人。
居住在安仁街的余阿姣今年正好100岁，王海鸥他们先找到古城居委会，说明来意后，恰巧余阿婆的儿媳在这里工作，她就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家里。余阿姣虽然已经百岁高龄，但阿婆思路很清晰，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表达很流畅。余阿婆说到日军封锁，家里不敢点灯，即便如此，日军还是会砸门砸窗，说到这里，老人情绪激动起来，说话急促大声，双手紧握着抬起来。
安仁街的老宅，已经有百年历史，这是父亲留给余阿姣的房子，现在她和妹妹两个人居住在这里。余阿姣现在还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坐在后门
（网址：http://xmwb.news365.com.cn/xsj/201411/t20141109_1420883.html。
沪百岁老人回忆南市难民区经历 曾用雨伞接馒头
2014-11-9 13:06:58 来源:新民晚报 选稿:王丽琳
从豫园管理处往弄堂里走100来米，就是安仁街，这里曾是南市难民区的一部分。
100岁的余阿姣就生活在这里。路过的老人小孩都会叫她一声“阿婆”，老人思维依然清晰，叫得出弄堂里每个人的名字。“1937年，我就住在这里，知道有个神父，人很好”。
“东洋兵要想到上海，几十只兵舰开到黄浦滩。‘八一三’东洋兵冲进闸北来，杀我伲老百姓、炸我伲火车站。我伲老百姓大家要拼命，不管老不管少要打退东洋兵……”85岁的王晓梅说，这首童谣曾经每个人都会唱，她住在豫园街道北王医马弄，“1937年日本人进上海时，我只有8岁。”
说起难民区的生活，百岁老太和耄耋阿婆都表示，虽然名义上是“安全区”，但日本军队依然胡作非为。
整条弄堂被封锁
余阿姣说，“我出生在安仁街81号，3岁时搬到161号，我在这边住了约90年”。
1937年开战时，22岁的余阿姣一边照顾家里一边帮着父亲照看山东南路的商铺，“当时我家里是做生意的，爸爸在黄浦区山东南路，跟别人借了间房子，开一家卖筷子的店，有时我也会在店里帮忙。”
开战没多久，日本兵就进入到安仁街，粉碎了小巷的宁静。
“日本兵进来了，我家住的地方就被封锁起来了。日本人把这边的房子炸了，又重新造。这边原来的两层楼炸掉以后重新建了三层。弄堂两边都不能走了。日本兵在路口这边造了铁门，另一处前门那边也不能走了，平时有日本兵拿枪把守，前门开也不能开。”
一天24小时都能看到背着枪的日本兵，“整条安仁街都被锁起来了，开门的话日本兵会用枪托打。”
“当时我们在这边连吃的水都没有的，没有自来水，里面有几口井，所有人都只靠井水过活。在难民区里面也没有菜吃，只能偷偷跑出去，到十六铺，买一点鱼、买一点米。有一次出去回来时铁门被关掉了，我没有地方睡，就到我叔叔那边住，叔叔住在新城隍庙(淡水路)那边，在那边住了两夜，之后通过对面有个日本人的介绍，我们又回到了这里。”
枪托打，冷水浇
王晓梅家住在豫园街道北王医马弄。难民区成立后，王晓梅家边上的方浜路被一分为二，一侧是难民区，另一侧由日本军队占领。
“日本兵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岗哨，带枪守卫。当时，要是你路经此地，必须要向日本哨兵鞠躬，如果戴了帽子还必须先要把帽子脱掉。假使你忘记脱帽，就会招惹到日本兵，日本兵就会拿枪托捶打，往你头上浇冷水。我很害怕，因为我人小，所以还敢走出来，我姐姐比我大几岁，就不敢出来了，怕被日本人抓。”王晓梅回忆道。
在王晓梅的印象里，那时的日本兵无恶不作。
“日本兵来了以后，行为是很恶劣的。我记得我们这边邻居文彬(音)家里的阿公，有次因为忘记给路口的日本哨兵鞠躬，日本兵“哗”地冲过来就朝他额头开枪，还好子弹没打着，他马上逃掉了。日本兵还在这边强奸妇女，平时妇女都不敢出来的，怕被日本兵“抓花姑娘”抓走。当时在这边王医马弄就有个姑娘被日本兵强奸了。还有27弄有家山东人家，姑娘有一次走出来，就在弄堂口被日本兵强奸了。”说到激动时，王晓梅数度哽咽。
“当时这边的路上都是有铁丝网的，像侯家路、方浜路都有铁丝网。当时还有日本飞机轰炸，我家这边没有被炸到过，其他地方有。当时我有一个堂哥，住在南市。有一次轰炸，炸弹掉下来，我堂哥的头部受伤了。我们看到他当时捧着头，跑到对面一个红十字会去包扎伤口。那边平时我们是不敢过去的，当时是十分混乱的。”王晓梅说。
用雨伞接馒头
王晓梅未曾见过饶家驹，但清晰记得当时有个好心的神父。
“我听大人讲，当时有一个神父，听说这个神父人很好，一直做好事，帮助中国人。”
王晓梅回忆，北王医马弄成为难民区后，因为日本兵离家太近，王晓梅根本不敢在家里住，晚上她就和姐妹带上一个垫子，到收容所去过夜。收容所在北王医马弄24号，当时是一个院子，解放后变成了托儿所。
难民区成立后，每天都有很多人涌进来，这也给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难民区里的日子并不好过。
“当时的难民收容所也没有人管理，门口走进走出也没有人管的，只让你在那边睡睡觉。收容所里也没有东西吃。后来城隍庙附近有家茶馆叫得意楼，那边有施粥施饭的。粥饭也是当时的好心人烧好后拿过去的。我们就每人拿一个碗过去，还有菜，是青豆萝卜干。后来呢，时间久了日子一天天越来越困难了。”王晓梅回忆。
最让王晓梅印象深刻的是用雨伞接馒头，因为日本军队的封锁，社会上捐赠给难民区的馒头等食品，不能直接送到难民手中，只能从铁门朝里边扔。
“在东星桥那边，从(法租界)铁门里边把馒头哗哗地扔过来。当时我们姐妹还小，知道这边在扔馒头就过去捡。去捡馒头的时候我们带上一顶洋伞，扔馒头时把伞打开，就可以多接到几个馒头，否则我们姐妹多，不够吃。又不敢在人堆里挤，又挤不过人家，只能用这个方法。”
而余阿姣则回忆，不仅仅是食品，难民区的饮水也十分困难。“在弄堂里的井，日本兵也来用水，我们吓得不敢跟日本兵接近，就没水喝了。”
（网址：http://sh.eastday.com/m/20141109/u1ai8435384.html。
“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举行
11月8-9日，上海市历史学会和上海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中法友好年项目“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会还得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德国海德堡拉贝交流中心、在华法侨历史协会上海委员会等大力支持。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荷兰和中国各地的学者90人参加了会议。
法国神父饶家驹（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1946）是中国人民患难之交的国际友人。1937年11月，饶家驹以他的博爱、坚韧、独创与责任心，在上海方浜中路、民国路（今人民路）内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饶家驹区，延续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此后又在广州、汉口等地设立安全区，救援中国难民，贡献卓著；二战结束后他又赴德国救济难民，并因劳累过度而逝世，堪称一位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者及法德和解的先行者。由他所首创的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修订《日内瓦公约》并加入战时平民保护的相关条款，其影响深远而知者寥寥。
会议上，国际红十字会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Richard Desgagne先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亚部主任、法国和德国外交官发表致辞，缅怀饶家驹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3个基调报告分别是：国际红十字会专家理查德•德加涅的《饶家驹区及其对<日内瓦公约>的影响》、《饶家驹与安全区——战时上海难民》的作者——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阮玛霞的《饶家驹难民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的《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饶家驹》。
会议日程精彩纷呈，除了宣读交流20余篇论文以外，还邀请上海战时难民代表86岁的王晓梅老人讲述难民区的亲身体验，放映上海音像资料馆制作的《饶家驹与战时难民保护》历史纪录片，观看饶家驹与难民救助的展览，代表们实地参观了位于人民路和方浜中路之间的南市难民区旧址，画家桑麟康先生捐赠了《大爱无疆——饶家驹救助平民》新作。
为纪念饶家驹创立南市难民区的壮举，颂扬他热爱和平、憎恨战争的博大胸怀，会议倡议：一、在原南市难民区旧址建立纪念碑，记述这段历史；二、在原南市难民区区域内，竖立饶家驹先生的纪念像；三、尽可能地保护难民区原来的建筑，保存城市的文脉；四、加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将这一事例写入教科书和其他书籍;争取在原南市难民区区域内，建立纪念馆，长期固定展览，广为宣传。（市历史学会）
（网址：http://www.sssa.org.cn/xhyw/675321.htm。
揭秘 | 南市曾设战时难民区保护30万上海平民
法国神父饶家驹（1878-1946）是中国人民患难之交的国际友人。1937年11月，饶家驹以他的博爱、坚韧、独创与责任心，在上海方浜中路、民国路（今人民路）内创立了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饶家驹区，延续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
此后他又在广州、汉口等地设立安全区，救援中国难民，贡献卓著。二战结束后饶家驹赴德国救济难民，并因劳累过度而去世，堪称一位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者及法德两国和解的先行者。
方浜中路，城隍庙大门口所在地，寸土寸金商铺林立，是上海最著名的旅游地标之一。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1937年抗战时，这里是生死相隔的一线之地，马路的一边是断壁残垣的战场，另一边是数万难民扎堆的“安全区”。而主导和维持这条生死线的，是一个中文名叫饶家驹的法国神父。
有人称他为“上海的辛德勒”，有人叫他是“另一个约翰.拉贝”，他曾奔走在战火中的上海，不顾个人安危与日军谈判，从日军枪口下拯救养活了至少30万难民。因为他，原本只为救助战争中军人的《日内瓦公约》，加上了“设安全区拯救平民”，被称为“上海模式”。
“这个人，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大声疾呼。
今天，“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召开，在此之前，苏智良和他的团队向本报记者披露众多新的发现。
他是一位法国神父，名叫饶家驹。在中国，很多人都读过《拉贝日记》，知晓约翰·拉贝。而饶家驹，一位同样挽救过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却一直默默无闻。
柏林圣湖公墓的饶家驹墓前，有一块镶嵌玉片的墓碑，上面用中德法英四种文字写着“这里长眠着一位不朽的人道主义者，法兰西神父饶家驹”。墓碑上还写着四个中文字“仁者爱人”。
“饶家驹是一位杰出的人道主义者。他来华27年，基本都在上海度过。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时，他设立南市难民区（又称“饶家驹区”，
饶家驹1878年生于法国，早在抗日战争前，他就来到中国上海，开始只是从事英语教学，后来全身心投入到难民救助工作中。1931年长江发生水灾，他积极参加了难民救济工作；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为解救被困妇孺四处奔波；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创办了南市难民区。
早年因化学实验中不慎炸伤锯掉一只右臂，饶家驹又被称为“独臂神父”。
饶家驹的南市难民区开创了一种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而且也要保护战区的平民。
“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倡议在难民区旧址设立纪念铭牌和塑像。”苏智良呼吁道。
1937年8月，八·一三战役爆发，规模日益扩大，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潮几乎从未止息，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难民大量涌入租界，最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成为严重社会问题。
租界人满为患，租界地区的边缘也挤满了数量惊人的难民。大量难民被屏蔽在租界的铁门之外，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而在华界的南市，由于部分居民迁入租界，腾出大批空屋，且有不少公共场所可资利用，这使得收容难民有了可能。
饶家驹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战争将长期进行，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拯救难民，
饶家驹曾指出，“该区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并非中立区域。此纯粹为非战斗员之安全区。鄙人深知此种办法，乃属创见。”
难民区于
为便于管理，难民区分9个分区，每区设区长1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
饶家驹保护平民设立安全区被称为“上海模式”，填补了《日内瓦公约》的一个空白，因为此前《日内瓦公约》并没有关于战时平民保护的条款。1948年，第17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战时保护平民的公约草案》。1949年，63国的代表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公约及附件，第四公约就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其第15条规定：“任何冲突之一方，得直接或通过一中立国或人道主义组织，向其敌方建议在作战区域内设立中立化地带，保护平民。”
德国人约翰·拉贝所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在成立之初，正是通过上海的饶家驹与日方进行联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
上师大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说，由饶家驹首创的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修订《日内瓦公约》并加入战时平民保护的相关条款，其影响深远却又鲜为人知。
为纪念饶家驹当年在上海创立南市难民区的壮举，由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市历史学会联合主办、作为中法友好年项目的“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上午在沪开幕。
今天会议作出如下倡议
一、在原南市难民区旧址建立纪念碑，记述这段历史；
二、在原南市难民区区域内，竖立饶家驹先生的纪念像；
三、尽可能地保护难民区原来的建筑，保存城市的文脉；
四、加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将这一事例写入教科书和其他书籍；争取在原南市难民区区域内，建立纪念馆，长期固定展览，广为宣传。
（新民晚报记者 程绩 王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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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神父在上海创立战时平民安全区范例 写入国际公约
学者倡议在上海南市设饶家驹纪念像
人民网上海
中法友好年项目“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11日8日至9日在上海举办。该会由上海师范大学和上海市历史学会联合主办，并得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德国海德堡拉贝交流中心、在华法侨历史协会上海委员会等大力支持。来自法国、德国、美国、荷兰和中国各地的学者90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国际红十字会专家理查德·德加涅做了《饶家驹区及其对<日内瓦公约>的影响》、《饶家驹与安全区——战时上海难民》的作者、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员阮玛霞做《饶家驹难民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教授做《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饶家驹》等报告。大会还邀请上海战时难民代表86岁的王晓梅老人讲述难民区的亲身体验，放映上海音像资料馆制作的《饶家驹与战时难民保护》历史纪录片，观看饶家驹与难民救助的展览，代表们实地参观了位于人民路和方浜中路之间的南市难民区旧址，画家桑麟康先生捐赠了《大爱无疆——饶家驹救助平民》新作。
法国神父饶家驹（Robert Charles Emile Jacquinot de Besange，1878-1946）是中国人民患难之交的国际友人。1937年11月，饶家驹以他的博爱、坚韧、独创与责任心，在上海方浜中路、民国路（今人民路）内创立战时平民救护的难民区——饶家驹区，延续至1940年6月，保护了30多万中国难民，此后又在广州、汉口等地设立安全区，救援中国难民，贡献卓著；二战结束后他又赴德国救济难民，并因劳累过度而逝世，堪称一位伟大的国际人道主义者及法德和解的先行者。由他所首创的保护平民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修订《日内瓦公约》并加入战时平民保护的相关条款，其影响深远而知者寥寥。
为纪念饶家驹在上海创立南市难民区的壮举，颂扬他热爱和平、憎恨战争的博大胸怀，与会学者们倡议：在原南市难民区旧址建立纪念碑和饶家驹先生纪念像，尽可能地保护难民区原来的建筑，保存城市的文脉，同时加强研究，将这一事例写入教科书和其他书籍，争取在原南市难民区区域内，建立纪念馆，长期固定展览，广为宣传。
据介绍，饶家驹1913年到上海，先后在徐汇公学、震旦大学任教，曾担任虹口圣心堂、伯多禄天主堂神父及万国商团随军神甫，积极从事各种慈善活动。1937年11月建立南市难民区，庇护了30多万的中国难民。1940年返回法国，1946年在德国柏林去世，享年68岁。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大量难民涌入租界避难，法租界当局设铁栅栏、铁丝网阻隔，使大量难民滞留在民国路(今人民路)一带。为救助这些难民，饶家驹神父设法与中日双方交涉，说服双方同意划定一片仅供难民居住的区域。在该区域内的难民生活不受任何形式的军事活动的威胁。难民区内内部划分为9个区，设立了大量的收容所，建立了难民医院、产妇医院、灾童医院、残老院等。时人称为“饶家驹区”。饶当时被称为“难民之父”、“人道的战士”、“中国之友”。这个“上海模式”很快推广到南京、汉口、广州、法国、德国，在1949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中，上海的“饶家驹区”作为第一个成功的样板而载入国际人道法，成为饶家驹留给世界的不朽贡献。(责编：林映雪、韩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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