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将深化医改和慢病预防作为“健康中国”核心，将人民健康视为重中之重。作为跨学科领域，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旨在医疗领域充分挖掘个体的叙事能力，在患者、医生与社会之间努力建立关联和归属关系，使患者获得良好就医体验，医生获得职业满足感，同时为医疗历史的保存和医学人文的落地打下基础。近年来，医疗口述史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叙事医学接受度稳步提升，研究队伍和相关成果日渐形成。然而，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如何记录中国独特的医学历史、适应中国独特的医疗环境，仍是其面对的挑战。
2021年11月27日，由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和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口述人文工作室共同主办的“医疗口述与叙事医学：跨学科的对话与交流”暨第三届“医疗、疾病与中国社会”学术论坛在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就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的价值、国内外发展现状、今后的努力方向等方面展开充分交流。
兼具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已经日益被全球医学和社科领域关注。作为两个新兴领域，国内学界对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的认识尚处于各自为政阶段。主旨发言环节，主办方邀请了在国内口述史和医学人文领域颇有建树的专家展开主旨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杨祥银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研究员蒋育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主任医师高虹，从理论层面分别介绍了国内外医疗口述史和叙事医学的研究现状、前沿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化成则介绍了目前国内规模较大的“中国乡间医人、医事、医史口述史调研计划”。显然，从主旨报告来看，尽管理论和实践层面还不能完全对标，但当下国内学界已经积极关注和回应全球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领域的发展。
叙事医学是“由叙事能力所实践的医学”，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丽塔·卡伦（Rita Charon）在2001年提出，是对“以医生为中心”的传统西方医疗的反思。在中国，叙事医学已经在一些医院的临床工作和文化建设中得到重视。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岑珏和毕业后医学教育办公室副主任王道珍介绍了该院的叙事医学伦理实践；上海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倪静介绍该院安宁疗护中的叙事医学运用。显然，无论是大医院，还是小病房，通过叙事医学实践，都能更好地实现为患者服务。上海健康医学院副教授叶熊结合教学实践，指出实践叙事医学对患者，有改善治疗依从性，提高生活质量和诊治效果的价值；对医者，有增加职业获得感和幸福感、减少职业倦怠的价值；对医学生，有增强沟通和共情能力的价值。首都医科大学副教授孙咏莉则更强调通过医学人文读本阅读、平行病历撰写和建立患者手册三种叙事文本，培养和增强医学生的核心叙事能力——共情能力与反思能力，使其顺利地从医学生向一名具有医学人文精神的临床医生过渡。显然，基于其人文特质，叙事医学已经成为国内建设医院文化、深化医生培养、优化医患关系的重要助力。当然，与会专家也提到了叙事医学的发展困境，主要在于理论推广和价值认识的不足、实践所需时间的不足及激励机制的不足。
相比叙事医学，医疗口述史在中国社会有着更长的实践经验。口述史是以搜集口述史现场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近年来，口述史作为公共史学研究方向，逐步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医疗口述史作为其中重要分支，也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会议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肖馥莲介绍了正在开展的以建国初期上海第一医学院西迁人员为对象的口述项目；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档案馆助理馆员刘楠介绍了基于上海第二医学院援藏毕业生为对象的口述项目；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宣传文明办主任王懿辉以医院院史口述为对象提出医疗口述史对于医院文化建设的意义和策略；广东新南方中医研究院研究员梁翘楚通过对“非典”时期广州中医的口述访谈总结广州中医抗击“非典”的经验。四个发言充分显示了当下国内医疗口述史的特征，即以医院为单位、以医生为主体、聚焦公共卫生事件。与此同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谢建军和罗晓彤也通过对全球医疗口述史的梳理，指出相比海外，国内医疗口述史呈现实践开展少、学术成果少、理论探索少的“三少”现象。这显然与我国悠久的医学文明和庞大的卫生医疗系统的地位不相匹配。特别是，和海外医疗口述史多关注患者群体不同，国内医疗口述史对于患者口述的关注度较低，有代表性的仅有《死亡如此多情：百位临床医生口述的临终事件》《爱来癌去——他们口中的疾病与新生》等，还有巨大的实践空间。
书信和文学作品作为特殊的医疗叙事的载体，也成为与会学者讨论的对象。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副教授丰箫通过家族书信展示了1960-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疾病转型及其患者体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曹晓华则分析了阿尔茨海默症的文学书写，为叙事医学教育提供了可供理解的文本。
会议的最后，召集人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姚霏指出，尽管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理论上隶属于史学和医学两个领域。不过，医学在追求科学化的过程中，必须强调科学与人文的平衡。同时，缺乏生命关怀的历史，必然无以安放具象的人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都是围绕“人”、围绕生命关怀，这就给了两者交流合作的空间。从当下来看，新冠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医疗口述与叙事医学。只有紧紧抓住“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中国的抗疫行动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从未来来看，中国的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发展要加强生命关怀，多去思考和关注在整个医疗实践中生命观和健康观的养成与变迁，以此推动医学的人文关怀和人文学科的生命关怀。我们需要关注西方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的本土落地问题，探索一条能够符合中国国情的医疗口述与叙事医学相结合的道路。只要做到这一点，医疗口述和叙事医学将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