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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报：《乡村、酱油与契诃夫》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 田洪敏
一日乡村老师
今年春上，我因为一个好友的邀约，和她回到她的家乡为乡村小学上一节外国诗歌课。虽说是乡村，其实不过距离上海一个多小时高铁的距离，说起来都是江浙的好山好水好人——昨日有文化名人坐镇祠堂，今日也有商贾们手拉手环拥世界，丰裕得很是平常与合理。
做老师久了，难免“挂相”，一种大概是古代私塾里严师的样子，一种是不是像是契诃夫说的，一年中倒有八九个月过着隐士一般的日子，“在孤寂中一天天变蠢了”；常常会因为自己举止笨拙而红着脸，在别人面前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而淌汗；至于像西人那样的立在桌子上，“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必须经常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就算不再拥有往昔也具有英雄之心”，大概只有在电影里还铮铮有声吧。现代年轻的老师大概也想象着可以是一种没有“行迹”，也没有“痕迹”的职业，像是武林高手腾空乍起，挥洒长剑“嗖嗖”挡住了无数飞箭，却突然被暗器伤了心。
我做老师已经很久了。脸上有无“挂相”，人知我不知。
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做个打酱油的，主要是喜欢酱菜店的味道，后来一直也不讨厌苏童的小说就是因为他写过酱菜园子。我觉得用一个小提斗儿“咕咚”一下从大缶里“拎”出酱油，再用小漏斗儿“嘟嘟”地倒进空瓶子里是最体面的职业，要是赶上好时节还能从打酱油的钱里扣除一点“体己”留着买麦芽糖吃，那简直就是我最大的人生理想了。自己也知晓是无甚出息的理想，所以从来没敢在小学作文里写过，偷偷地将这个理想揣在衣服底下等着以后“焐熟”它。长大后我愕然发现酱油都是瓶装的了，“打酱油”由一个动词变成一个表人名词。我始明白，小时候胖不算胖，小时候聪明是真聪明，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预测我一生的职业是一个“打酱油”的。
好友给我布置的任务是给孩子们讲讲俄罗斯乡村诗歌。所说的乡村学校也并非样板间一样的希望小学的面貌，正相反，青山绿水间一座蛮漂亮的校园，乡村小学的孩子和城里孩子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的父母多数在外打工，他们和老人留守，除了在家里的生活寂寞些，只能在电脑游戏里找乐趣，其他都还好。所说的俄罗斯乡村诗歌嘛，因为翻译成中文的外国诗歌的通病——设置了不少主语，迥异于中国诗歌，孩子们笑作一团。我担心他们笑得不够彻底，所以用俄文朗诵了几首诗。他们“反了天”，发现俄语这东西比村子里的鸡鸣狗吠还有意思，所以在最后的自己写“外国诗歌”的环节里，一个小男孩儿给我提交的作业是“睡觉的时候像头猪”，并且一再追着我问如何学习俄语；女孩儿只是反了一半的天，她们提交的作业还是“像小猫儿小兔子小鸟儿地睡觉”。我大概心里藏着无法行诸文字的雾气，觉得诗歌作为文学作品虽然标准不同，到底是个人行为，如何可以将个人行为转化为大众行为是艰难的过程；尽管如此，作为外国诗歌的态度却是真切的，乡村的孩子们，既然可以在田野边等校车的时候哼着歌，在暗夜里思念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在游戏里知道了一个外国隐者的长长的名字，在爷爷奶奶的方言里假装说普通话；对牛“弹琴”或者对马“说话”，那么当然就可以像猪像狗像鸭子和像鸡仔那样睡觉。这一点上，外国诗歌到底土气与颟顸些的。
说到底，是领着一群孩子胡闹了一阵子罢了。之前程式化备课的东西好像也没有用得上，教室里桌子椅子“哐哐铛铛”挪来挪去的声音让孩子们兴奋。他们彼此围坐，更方便低声或者高声说笑，我们能够吸引他们的最终还是各色彩色铅笔和彩色图画纸。我倒也觉得达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瞄着期待我们的校长，心里有些愧疚，担心让他失望，更加担心自己的叨扰。校长在这里工作20多年了，他不停地安慰我们说这个不到百人的学校很少有外人来，孩子父母都在外打工，无论讲什么孩子们都喜欢。我笑，心里释然了不少，就当自己是一个动物突然闯入学校吧。
契诃夫的渴望
契诃夫认为一个乡村小学教员应该聪明、有学问，应该是一个热爱自己职业的艺术家，应该什么都知道，应该受到特殊的待遇，而不是怀着“充军”一样的心情去工作。契诃夫在短暂的一生中除了留下我们今天熟悉的文字，他还真正地行医，建立学校、图书馆，关于他的社会活动大概都是因为他本人温和而凌厉的拒绝诉诸报端而不得知。甚至哪怕是真诚地举杯祝贺也令他羞赧与厌倦，起身离去。关于契诃夫的传记文字不可胜数，可是没有人可以很清楚地回忆他在大学里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甚至他究竟是在哪一年开始文学写作都只能权且定在1879年。尽管如此不喜与外界交道，在住在雅尔塔的时候，拜见他的人当中小学教员最多，他温和单纯的目光总是能够让人安心。他幽默地拉着高尔基的手，说有些时候人大概很是羡慕一只狗的。高尔基常常可以在契诃夫那里遇到形形色色的小学教员，以致于在契诃夫去世后，高尔基还是从小学教员写起了这位伟大的作家。
有时候，也有矫情的女子来拜访契诃夫，她们囫囵地提出庞大的时事与政治问题、甚至是哲学问题，直到契诃夫谈起蜜饯来打断她们。而我，担心自己也在心里穿了一件19世纪末女子们穿着的裙子，裙裾的沙沙声叨扰了这里的清净——做一个智者般的导师吗？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大概是像高尔基说的是野蛮人用来装饰自己的贝壳与鱼齿。
教育到底是复杂的问题吧。记得一次在青海和友人旅行，大家在青海湖边上围着一只小青蛙逗趣儿。一个同行好友的三岁儿子突然从人群里跑出来一脚踩死我们眼前的青蛙，然后得意地跑开。所有的人因为没有防备，一下子兀地没有声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多年后这个孩童踩死青蛙的瞬间还是留存于我已经褪色的记忆里，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吧；另一次，在韩国路过一个叫做“MIA”的车站，车站的名字听起来像是一种酶，好像可以分泌甜津津的唾液。雨中，一个七八岁的韩国男孩儿在母亲的呵斥下恣意地流泪，无畏地大声自辩，妈妈的脸上却没有丝毫的暖色，我从他们身边走过，耳机里放着一首韩语歌，虽然歌词不懂，可是音乐里的悲欣就像是这个世界永远听不懂孩子的辩解。
曾经教过的一个韩国学生用不流利的汉语说，以后只想做一个幼儿园老师。问她为什么，她倒是没有使用抽象的词汇，她笑着说，小孩子爱我总比我爱他们多一些吧。多少教育家的话刻在墙上写进书里埋在地下我都忘记了，却记住了这句。说到底，教育大概也平常得像空气一样，既在意事实，也在意想象，才可以让身体和心灵都呼吸的那种东西吧。
请读者原谅我在这里提到契诃夫，虽然这多少有些牵强，但是契诃夫并非是作为一个苦行人或者修行人隐形于这篇文字当中。我无意去渲染契诃夫的伟大，因为他从未打算也不喜欢建立一整套完备的理论折磨人们已经疲倦的心灵。很简单的，他渴望的社会活动是创建学校、图书馆或者诊所，能够亲自参加创建学校平整土地也是他的乐事之一。他住在雅尔塔不大的园子里，有时候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写作时间、发着烧，轻微地咳嗽着，听一些害羞的、衣衫破烂的，可能已经患有喉头炎的乡村教员红着脸说着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组织的话语，他嘛，总是微笑着倾听着这些。1901年在他写下的遗嘱里还允诺资助一个农民的女儿读书直到中学毕业。
忘记说了，契诃夫本人也是个很好的园艺师，他采用最基础的对待任何事物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园子，读园艺类的书，决定可以种哪些树。1903年夏天，他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道，“园子太小，最好不要种栗子树，因为它们铺得太开了，会占去一半的园子。种什么树，我可是颇费周章呢，再过那么两三年你就会看到了，我只会种那些我喜欢的树”。他开玩笑说如果自己不做一个作家的话，就去做个园艺师。我厚着脸皮借用这样的话，如果不做一个老师，我也愿意做回小城卖酱油的人。
细雨蒙蒙的江南早春，寻常乡村的铁炉与不晓得是谁家飘来的炊烟也都还在，老人看见外来人也都立在自家门口或者桥面上看热闹，土狗也拼命虚张声势地叫。一切都刚刚好。正是不用任何装饰也美丽的季节。我搭乘傍晚的火车回到了热闹的上海，地铁上人山人海，我手里却还抱着一袋子乡村带来的梅干菜，挡了不少人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