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毫无疑问，当今时代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如何在总结中国经验、阐释中国理念、贡献中国智慧的基础上，确立新的定位、探索新的范式、产生新的作为？2018年以来，教育部发出大力建设新文科的倡议，正回应着变革时代中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创新发展的要求，各个学科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理论与实践成果。为进一步把握新文科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方向，探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未来转型，《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组织系列笔谈“大变局下的新文科”。第一组讨论聚焦历史学的视角，集合了历史学者对此问题的思考。编辑部特提前推出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破五唯”的同时，新文科能否从根本上打破各种“学术门槛”？
陈恒 |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本文将刊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新文科这一命题是知识生产、知识形态更新中的永久主题，此时提出更具时代性，富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我们要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考虑这一问题，要看大势，研究时代的变迁与文化中心的转移，及未来的可能发展趋势。既要敬畏学术的神圣性，也要留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既要审视当今世界学术发展态势与人才培养格局，也要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既要采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皆为我用的拿来主义态度，也要成为知识生产的主体，乃至解释世界的主体。而不是简单地就事论事，也许只有如此，才能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让中华文化吐故纳新，再创辉煌。
为什么提出新文科建设？
在我看来，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就是学术界的“一带一路”，是学术基建项目，强调的是创新人才的培养，放眼的是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版图中的位置。一方面，我们的文科发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不符合时代的需求，尤其是数字时代下培养具备世界眼光的战略文科人才显得尤其紧迫；另一方面，我们的文科与世界的文科还是有差距的，只有摆正了这个心态，才能正确认识我们文科今天的位置与未来的位置，是想办法如何尽快缩短这种差距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新文科就是要为解决知识生产、学术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培养大量创新人才，就是要培养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学术大师、学术领袖与学术发展规划大师，掌握人文学术的话语权。
历史上的知识生产与文化中心在不断发生变化。人类进入文字社会后的古代世界，其知识中心在欧亚大陆的地中海世界、东亚和南亚。就地中海世界而言，从古代雅典、罗马、耶路撒冷、亚历山大里亚到中世纪的拉丁世界，再到阿拉伯的智慧宫，伴随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世界知识中心在不断发生变化。地理大发现促使近代西方世界发现世俗时间、世界空间、他者文明、自然世界，并使之丰富的时代。西方世界不断使上述“四大发现”系统化、理论化、经典化、文明化，并且将随之而来的知识全面技术化、规范化、标准化，极大提升了西方的力量，奠定了近代西方霸权的基础，其文化霸权一直持续至今，影响着世界各地知识形态的变化。
作为欧亚大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自然一直在不断吸收域外文化。尤其是晚明以来，中国学术逐渐发生变化，成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几何学是能把人的灵魂引向真理而认识永恒事务的学问。徐光启敏锐地注意到了注重直观、体验、经验的中国人所缺少的古希腊那种注重思辨、理性、分析、实证，剖析整体再加以综合的思维方式，也许这是翻译《几何原本》的初心吧，全面体现了西方世界的公理化方法和演绎推理的精妙之处。可以说，徐光启是文化意义上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近代以来的中国越来越向西方靠拢，文化上越来越向西方学习，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学术著作的章节目三级目录格式、学术论文注释格式，乃至行文格式、语言、文风等，可以说都是欧风美雨洗礼的产物。我们不是说欧风美雨不好，而是说认识世界、看待世界、表现世界、解释世界的方式多种多样，都有其合理的地方。我们传统的独具特色的解释世界的方式是有的，但丢失了。未来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世界、解释世界？这是时代的命题。我们不仅要成为特定时代的知识消费者，更要成为特定时代的知识生产者，生产别人愿意、乐意、快意消费的知识。
新文科建设归根到底是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本质上是文化自信问题，文化优势问题。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关系就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主要国家要有主流文化，学术是真正的文化软实力，其他文化都是学术文化的延伸。要实现这一目标，仅靠音乐、舞蹈、书法等感官文化是不够的，仅靠媒体、宣传、出版等动员文化是不足以支撑的，仅靠语言、文字、音像等记载文化还为时过早，只有依靠教育，依靠基础教育，依靠文科教育，依靠文史哲教育，才是最基本的保证。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挖掘传统文化，使之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使传统文化融入世界，焕发新的魅力。
新文科建设的重点何在？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此类问题：文科的内涵是什么？如何准确理解新文科的内涵？新文科建设的重点是什么？只有把内涵与外延厘定清楚，才会收放自如，不盲目追风。
当下的学科概念与学科分类是西方学术传入中国后本土化的产物。学科体系是知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映着人类从不同角度对世界的认知。同自然科学一样，创新是文科内在的生命力，是人类发展进步的主要基础，特别值得重视。文科作为一个大类，内涵很丰富，大致包括人文科学（文史哲马）、社会科学（法经管）、艺术学（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教育学等，其建设理念、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所担承的带动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先看社会科学。教育部2021年6月9日公示了首批中国经济学教材编写拟入选的13所学校、25个团队。在“马工程”之外，首先启动的是经济学教材，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需要总结；另一方面，经济学领域西化最为严重，缺乏思考的拿来主义盛行，当然需要整顿与肃清。再如，中国大约有700所大学开设了法学专业，有600多家法学院，法学据说是中国最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但就业率不高。在中国研究政治学，需要分清政治与政治学之间的关系，道路还很遥远……这些案例说明，过去几十年间，应用学科走得太快，虽然经验数据积累了很多，但缺乏理论概括和提升，需要新的建设。
艺术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是在2011年设立的，下设5个一级学科，分别是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和设计学。当代中国音乐、戏剧、影视、美术、设计在方方面面都取得长足发展，但对其发展史的总结与理论概括似乎严重不足。其中艺术学理论似乎成为鸡肋，各个学校都没有花费精力进行认真建设。一方面，艺术理论这个学科的内涵不够清晰，另一方面，也许是复杂的学科纠缠使其处于复杂的发展环境中，艺术学理论与中文的文艺学、哲学的美学多有重叠之处，很多学校甚至是一套人马三块牌子，大家难以理解。这或许就是中国高等教育混乱的一面。因此，究竟如何发展这个庞大的学科门类，是值得我们认真讨论的。
在中国，教育学是一个特殊的学科，是各个师范大学、师范学院的招牌学科，对中国教育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个人对这个学科的理解一直很肤浅，直觉告诉我整个教育学科的专业成熟度不高，其主要原因并不是从业者不够努力或整体素养不高，而是这个学科内在的复杂性与挑战性太大。看似入门“易”，实则登堂“难”。学科问题也不少。比如学者们主要以解读官方政策文件为己任，研究缺乏自己的独立性，习惯做依附性的“唯上”研究，成果自然不能对现行政策施加影响，更不能发挥引领教育实践的作用。再如，这个学科有各式各样的“小专家”，但缺少真正的大家。新一代年轻学者，特别是有海归背景的，长于定量研究。他们做出的成果看似很牛，与国际接轨，能发SSCI论文，但大多方法精致、结论平庸，许多在国际杂志刊发的论文，表面光鲜亮丽，实际上价值不大，对学科发展、对本国教育的进步贡献不大。另一方面，老一辈的研究者了解国情，有想法，长于思辨，但研究方法不够规范，也是时代造成的致命伤。
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有人提议使之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是当下一切学科的灵魂，下设四个二级学科：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主要任务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对外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正在重点建设，相信不久的将来会取得很大成绩。
因此，在我看来，新文科建设的重点应该在于文史哲，文史哲应该是新文科建设的主战场，尤其历史学建设应该是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是因为一切皆史，万物都有自己的过去，历史是研究者对过往事实进行收集、综合、分析的过程，使人可以得到系统的训练。历史学是有关时间、空间的学问，研究具体的人、事、观念等在时空中的流变。读史使人明智，说的是研究历史可以培养全面的人、完善的人，这种学科培养出来的人往往具有大视野、大胸怀、大格局，因此会更加理解别人，也会更加宽容，容易形成“天时地利人和”的局面。文史哲建设不好，则其他新文科建设都是空中楼阁，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能行之久远。当然，将历史学极端化的两种倾向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一是将历史意识形态化，一是将历史技术化，这不是历史学的根本目的，受这两种倾向影响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是我们需要的人才。
历史学的价值在于依赖常识进行总体与宏观的审视，离开这点就是孤立/孤独的专门史了；历史学家擅长文本分析和历史叙事，如果只是一味地借助社会科学，使用大量的数据与深奥的理论，那就是自我矮化，脱离历史学本来的目的。历史之树常青在于会不断涌现新问题，历史学家的长处就是要善于寻找材料、解释材料，从而解答现实问题。
新文科与三大体系建设
法国著名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历史学”的不平衡。欧洲在发明了历史学家这一职业后，便用历史学家为自己效力。欧洲自己的来龙去脉既已弄清，就随时准备提供证据和提要求。非欧洲的历史学才刚起步。在知识和解释的平衡尚未恢复时，历史学家将始终难以解开世界史的难题，即欧洲优先的起因。这正是李约瑟的苦恼，他研究的科技史相对来说比较明朗，然而要确定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也很费劲。
布罗代尔在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历史知识与现实需求之间是互动的、相互影响的，历史研究深受现实需要的影响，历史学家脱离不了时代的约束；另一方面，解释世界的路径与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研究最有趣、最有挑战性的部分有时并非历史事实，而是历史问题给当今世界带来的启示。按此道理，虽然历史学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这种不平衡迟早是要发生变化的。
追求客观性是历史学的一个基本准则，是历史学家的命脉，但这种客观性很多时候只是高贵的梦想。历史总是要服务现实，随时代变迁而呈现出灵活多样的解释，给人留足想象的空间。
当今世界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主要是欧美构建的，我们只是在他们构建的体系进行探索，这种情况要一直延续下去吗？要延续到何时？比如当代史学界解释世界的方式有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全球史与跨国史理论基本源于欧美，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能提供出什么样的世界历史解释理论呢？
我们已经是出版大国，但是不是出版强国了呢？我们已经是教育大国，但是不是教育强国呢？从世界学术整体来看，我们对世界学术的贡献究竟有多少？尤其近两百年以来的学术贡献，我们占有多大比例？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大力发展基础学科，基础理科需要，基础文科更需要，而不能仅仅是发展应用学科，缺少基础性创新人才，如何构建三大体系呢？
新文科的本质就要培养能构建学术芯片的基础性创新人才，构建出令人信服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知识体系、学术体系，捷足固然可以领先，后来未必不能居上。知识生产的赛场就是“学术奥运”，只有通过积极的行动，不断发现自然的规律、社会的机制、心灵的奥秘，从中获得认同。大师要，大楼也要，两手都要硬。这里的大楼是指学术研究的基础建设，既包含人才培养，也包含基础数据库发展建设，更包括构建合理的学术发展体制机制。
我举双手赞成当下教育领域反“五唯”的问题，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人的才能不能与文凭、论文、项目等挂钩，就是要打破学术上的各种门槛，给草根留有机会。但我们也要警惕新的、隐形的、更加“技术地”与各种身份挂钩的现象。比如现在的教材研究基地、文科实验室、某些重要教材的编写，都设置了诸如“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学科排名在A-以上（含A-）的高校可牵头申报”之类的门槛。如此下去，怎么可能形成学术百花齐放的局面呢？如果我们不能从内心真诚地认识到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危害，不进行体制机制改革，新文科建设也许也会是一场空。
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学术研究也是这个道理，学术的繁荣发展靠的是造就各类合格的人才，从而推动人类对世界认知的不断深入。我们的人才培养任重而道远，新文科的使命刚刚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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