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1921》聚焦建党前后的历史脉络，从时间上追溯、下延、展示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从空间上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到全国各地甚至苏俄、日本、荷兰，全景式再现了百年前一批青年担起救亡图存重任、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波澜壮阔、开天辟地的历史时刻。
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登场提供了文化母体
影片是从五四运动的浪潮开始叙述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英勇斗争得到了全国范围的热烈响应，工人和市民也相继卷入了这个浪潮。在北京的陈独秀、李大钊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劳工神圣”，上海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登场提供了文化母体。
早在1920年秋，共产党发起组便指派李启汉在上海槟榔路锦绣里3弄（今安远路62弄178—180号）主持创办了第一所工人学校——沪西工人半日学校，他根据工人做工的时间，分早晚两班上课，故称“半日学校”。12月19日，李启汉在白克路（今凤阳路）上海公学举办上海工人游艺会，向工人进行宣传教育，从而使得工人半日学校报名人数大增。到1921年春，李启汉建立了上海纺织工会沪西分会。他还曾到叉袋角（今海防路、淮安路、西苏州路交会处一带）的工人补习学校活动。
电影《1921》中精心拍摄了一场浓墨重彩的大罢工，那就是中共领导的第一场罢工——浦东英美烟厂工人罢工。1921年7月21日，也就是中共“一大”即将召开的前夜，李启汉代表党组织，风尘仆仆地赶到浦东刘公庙（吴家厅41号）召集工人骨干议事，并领导英美烟厂（其址在今浦东烟台路）工人罢工。经过三个星期的较量，终于取得了罢工的胜利。所以电影中有个盛大场面来庆祝胜利。而之后没有多久，中国共产党便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团结、组织、统率全国工人开展斗争。李启汉、李中这些年轻的党员自建党之日起，便脚踏实地地去下层民众中推动革命实践。
当陈独秀来到上海老渔阳里2号，一系列的建党图景便依次展开
上海渔阳里街区作为建党的活动中心，被赋予了重要的时代使命；这里成为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创建中心、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心、革命青年的培育中心、工人运动的策划中心、各地建党的指导中心。
当陈独秀来到上海老渔阳里2号，一系列的建党图景便依次展开。这里成为革命者的聚会中心，各地的革命者纷至沓来。陈独秀在寓所的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写着一行字：“会客谈话以15分钟为限”，可见当年之盛况。
1920年的5月，来到上海的毛泽东，也走进了老渔阳里，与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后来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深情回忆，这是他“一生中最关键时刻”，“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是在北京。当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所以电影中合理地设计了这样的场景，陈独秀给毛泽东看阅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校样（《共产党宣言》初版本8月出版，那时毛泽东已离开上海），两人倾心交谈，展望革命前景，陈独秀兴奋地将限谈15分钟的小黑板给翻了过去。也是在5月的渔阳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与陈独秀详谈中国建党。经过筹备，6月陈独秀招呼年轻的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组织，后世称为中共发起组。“一大”之前，有陈望道、李达、林伯渠、赵世炎等20多人在老渔阳里2号入党，要知道那时全国的党员只有58人。
“法国公园”的情节灵感来自方志敏
《1921》出现了一大批近代中国的重要人物。剧组选择年龄相仿的演员来饰演这些历史人物，力图最大程度地贴近历史，符合真实。为了让这些演员更深刻地理解人物的内在精神，剧组搜集和阅读了大量史料，并把人物传记、历史文档等各种资料寄给演员，让他们作好准备。
笔者非常同意导演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指导思想。主旋律影片也可以在故事情节上大胆假设和合理演绎。
在群星灿烂的建党人物中，毛泽东无疑是电影塑造的中心人物，影片浓墨重彩地展现了青年毛泽东阳光、热血、激情的特质。
1920年5月，毛泽东与彭璜、张文亮在民厚南里（今安义路63号）组织上海工读互助团，以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他们在《申报》上公开刊载《上海工读互助团简章》。互助团得到陈独秀、少年中国学会王光祈等的支持与赞助。毛泽东加入工读互助团后，曾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所以电影中出现了毛泽东洗衣服的镜头。当年毛泽东在上海洗衣打工存钱，是为了赴法留学，但后来因为湖南革命运动的需要而没能成行。
黄建新导演给毛泽东设计了一个经典的场景，就是他来到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正赶上了7月14日法租界在庆祝法国国庆节的盛大场面。那里张灯结彩，焰火晚会，热闹非常；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被挡在了公园的外面，因为租界“中国人不得入内”的规定，要到1928年6月1日才被取消。
其实，这一情节灵感的原型应该是方志敏。
1909年上海法国公园（今为复兴公园）建成开放，法租界当局公布的章程充满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政策。如规定：“不许中国人入内，但是照顾外国小孩的阿妈，加套口罩为条件”。自落成伊始，法国公园一直是法租界节庆活动的中心。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当天，法租界内各机关、团体、学校、法国商行等均放假一天，这些单位、法人住宅及界内许多商店，都在建筑屋顶或楼前悬挂法国国旗。上午，法租界当局举行三项活动：领事馆升旗、法国公园阅兵、领事馆举行庆祝招待会。法国公园内8000多平方米的大草坪即为阅兵之处，白天阅兵，晚上放焰火，并举行舞会。
早年方志敏来沪后看到了这一歧视性的一幕，他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就以自己在法国公园的亲身经历对殖民者加以痛斥：
最使我难堪的，是我在上海游法国公园的那一次……有几个穷朋友，邀我去游法国公园散散闷。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在中国的上海地方让他们造公园来，反而禁止华人入园，反而将华人与狗并列。这样无理的侮辱华人，岂是所谓“文明国”的人们所应做出来的吗？华人在这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吗？还能生存下去吗？
电影中，目睹法国公园一幕的毛泽东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奔跑起来。毛泽东暗自决心：将来我们的国庆节一定要超过法国人。这与影片结尾的开国大典遥相呼应。
《1921》摆脱了说教的窠臼，塑造了一群青春洋溢、风华正茂、充满烟火气的革命者群像，鲜活灵动
《1921》中有两组邂逅的场景，令人深思。一组是在租界的电车上，毛泽东背着从客户家中取来的一大包衣服，乘上电车赶回打工的工学团洗衣房，在车厢里聚精会神地阅读《申报》。而对面坐着的，竟是匆匆赶往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蒋介石。那时，蒋介石正追随南浔富商张静江，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一起炒股票。这一合理的想象与安排，似乎隐含着未来国共两党的不同道路。
另一组镜头则是陈公博夫妇与周佛海夫妇的见面。当年南京路上四大百货还只有先施与永安，新新和大新百货公司要到1926年、1936年才相继建成。就在百货公司的大橱窗前，西装革履的陈公博与风流倜傥的周佛海握手，这一场景令人生发出无限的感慨。当年风华正茂的陈周两人，信奉马克思主义，成为上海创党的参与者。然而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两人竟然丧失意志和信心，随汪精卫叛国投敌，以致身败名裂。这一历史的悲剧，正是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应深刻记取的。
电影中有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多次在观看《上海俄文生活报》的镜头，这份中国最早的俄文报纸就在熙华德路12号（今长治路177号）出品。
1920年4月，第一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来时，其公开身份就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的记者兼编辑。5月，维经斯基在报社大楼设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其使命就是“集中统一领导和加强远东各国群众中共产党的工作和革命活动”。陈独秀多次到外白渡桥北侧的东亚书记处，与维经斯基商议中国的建党事宜，早期党员杨明斋、袁振英在此工作。毛泽东、彭璜、李思安等曾一起拜会维经斯基，地点很有可能也是在这里。所幸这幢具有世界革命意义的建筑至今犹存，应该在此建立上海建党的又一个重要纪念馆。
《1921》是一部洋溢青春活力的大片，也是一部带有紧张悬疑的影片。电影摆脱了有些主旋律电影说教的窠臼，一群青春洋溢、风华正茂、充满烟火气的革命者群像，鲜活灵动。而年轻的观影者，与银幕上革命前辈的邂逅，将会产生令人思绪万千的情感共振。
作者：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会长），原文刊载《文汇报》2021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