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虽起源于印度，后传播至中国而大兴，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过程中，译经成为吸收印度佛教最基本的开端，经疏则成为印度佛典思想如何被理解、消化、阐发的见证。中国佛教的发展大抵从译经与经疏中可以窥见一斑。中古时期，《金刚经》受到了佛教僧侣及世俗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重视和欢迎，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伴随着该经不断被翻译并广泛流传，大批《金刚经》注疏也不断被创造并宣讲，这在中古时期各种经录和僧传中已有充分体现。据现存资料来看，中古时期的《金刚经》经疏，因年代久远，未能得到很好的保存，散佚严重。然而幸运的是，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批中古时期《金刚经》注疏，其中大多未被我国历代大藏经收录，这为我们了解唐代《金刚经》诠释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敦煌遗书中《金刚经》注疏概述
虽然《金刚经》注疏的数量号称群经之首，真正得以传世者还是相对有限。幸运的是，敦煌遗书中不仅保留了部分传世的《金刚经》注疏，还保留了大批藏外散佚的古逸经疏写本。敦煌遗书中所保存的170多件《金刚经》注疏，大致可分为34种，其中传世者仅4种，分别为无著《金刚般若论》、天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金刚仙《金刚仙论》和慧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而其余诸如《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金刚般若经义记》《御注金刚经》《御注金刚般若经宣演》《金刚般若经旨赞》等30种则属于古逸经疏，极大程度地补充了传世文献的不足，其中部分已为日本《大正藏》第85册古逸部所收录。
中古时期，智顗、吉藏、智俨、窥基、惠能和宗密等佛教大师对《金刚经》的注释作品虽历来极受尊崇，堪称“正当明允者”，为佛教研究者所重视，然而敦煌遗书中保存的《金刚经》注疏中却没有发现这些大师们的作品，留存的反而是大批不知名人士所撰的古逸经疏。我们也不难发现中古时期的《金刚经》注疏多集中于唐代，虽然有标明是唐以前的古注，可其实为唐代人假托而作。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往往越为后人重视的经疏，敦煌文献中反倒没有保存相关的写本。
敦煌遗书与唐代《金刚经》的多元诠释
敦煌本《金刚经》注疏的价值除了校勘入藏典籍和补大藏经之不足以外，其所反映的佛教注疏史的问题以及当时的佛教思想，更值得关注。
慧净《金刚般若经注》、道氤《御注金刚般若经宣演》、昙旷《金刚般若经旨赞》和宝达《金刚经暎》等作品在敦煌遗书中的留存，充分表明中晚唐至五代时期唯识思想在敦煌地区仍然存在一定的影响。道氤《宣演》和昙旷《旨赞》是对大乘空宗的代表作《金刚经》的注疏，然而它们亦带有强烈的唯识色彩，反映出唯识思想和般若思想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佚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疏》（伯2165背、斯2047）主要利用一些大乘经、论对《金刚经》经文进行注解，并对相关经义进行阐发。其援引佛典内容上既有经，亦有论；形式上既有忠实地直接引用经文，亦有对经文进行改写后的间接引用。从经疏中以“六义”“一颂”等带有唯识色彩的概念对般若经典进行诠释的立场来看，唐代般若与唯识两种思想趋于融合。
与唐中后期禅宗的兴盛相一致，此一时期产生了大批与禅宗思想关系密切的《金刚经》注疏。北敦15403号背《夹注金刚经》和《晋魏隋唐残墨》第36号《夹注金刚经》同属“随文注释”式经疏，且内容基本相同。从两件写本所存内容来看，此类注疏采用双行夹注的形式对经文进行随文注释，主要对经文中的某些名词和经义进行注释；从注释风格和解经立场看，此类经疏可能与禅宗思想存在很大的关联性。此外，北宗禅文献金刚藏菩萨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反映了北宗禅在重视《金刚经》的态度上与南宗禅别无二致。
在中古时期敦煌地区普通僧众的《金刚经》信仰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并非那些著名佛教大师的作品，而是一些与敦煌地区有关的僧人所撰经疏或者能令普通信众理解并接受的经疏。其中更多的是所谓注解式的经疏，与儒家典籍的注疏颇为相似，总体风格还是受儒家“述而不作”文化模式的深深影响。
北敦8263号（服63）《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择取部分语句，重点对有关字词进行简明的注释，释义比其余注疏更简洁明了，颇具禅风。敦煌本和传世本的《金刚经》注疏，基本上逐段对经文进行注释，而此件经注是抄写者利用已有《金刚经》经卷增抄而成，并仅仅选择经文中的部分语句或词语进行注释，并非注解《金刚经》全文，其目的应该非讲经之用，而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个人阅读《金刚经》时所留下的学习笔记。此件经注不仅反映了批注者阅读《金刚经》的情况，而且反映了其对《金刚经》的学习和理解情况，对于我们了解唐代敦煌地区僧人关于《金刚经》的修习情况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原始资料。
敦煌写本第51号《报恩金刚经文十二段》系唐代名为杨仙鹤的居士以韵语敷陈《金刚经》之经义而作，内容包括卷首题记、序文、正文和“无明五言诗”四个部分。此件写本内容的最大特色是将《金刚经》文本分为十二个段落，并采用韵语诗文的形式，以阐释“十二义”为中心对《金刚经》“无相为宗，般若是体”的主旨进行了诠释，并以一首“无明五言诗”作了总结性的升华。其作者杨仙鹤可能是唐代中后期的一位居士，虽自称“愚痴人”，但从“十二义”和“无明五言诗”的内容来看，其对《金刚经》经义的诠释和理解独具特色，且有一定的深度。与通常注经方式有所不同，此件写本并非对经文进行逐句解释，而是重点阐发作者本人对经文的独特理解。
敦煌遗书中《金刚经》注疏与佛教中国化
通常而言，《金刚经》注疏之中，为人所重者大多都是著名的佛教大师之作品，然而据现存各位大师的《金刚经》注疏来看，有些存在伪作的可能，有些在当时亦不甚流行而更为后人所尊。我们从各类经录的记载来看，在《金刚经》的传播过程中，还有相当多人对其进行注释。虽然这些不知名的注疏被周叔迦先生斥为“偏邪之列”，然而它们亦真真切切反映了《金刚经》注疏的发展史，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该经的理解，以及他们的佛学思想。
诸种经疏呈现出隋唐五代时期人们对《金刚经》经文或经义的不同认知和理解，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该佛典的接受程度和宗教立场，为深化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中古时期所产生的众多佛典注疏，是中国僧人自觉性地创造符合中国本土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的佛教思想之努力的见证。中古佛典注疏所起的作用在于，其不仅反映出中国僧人的宗教立场并逐步推动宗派佛教的发展，而且反映出外来宗教文化和中土思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为其后迎来宋明理学这一思想文化的高峰，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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