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观新闻 | 李贵：“唐音”之外又创“宋调”，宋诗体现出哪五大魅力？

【编者按】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光时刻”。其实，唐诗之后，宋诗也自有其魅力。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贵认为，宋人对唐诗有继承、有扬弃、有创新，“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最终在“唐音”之外又创“宋调”，与唐诗双峰并峙，构成中国古典诗歌影响最大的两大审美范型。以下是他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上的演讲。

说起中国古代文学，不少人第一时间会想到“唐诗宋词”。唐诗无疑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高峰，而宋诗则是另一座高峰，自有其独特魅力。宋人对唐诗有继承、有扬弃、有创新，“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最终在“唐音”之外又创“宋调”，与唐诗双峰并峙，构成中国古典诗歌影响最大的两大审美范型。今天的演讲，我主要谈谈“宋诗的魅力”。

唐宋诗有何异同

关于唐宋诗的异同，以及宋诗的题材内容、艺术特征和美学风格，前辈学者已经做过许多精辟的论断。钱钟书《谈艺录》指出，唐诗和宋诗不仅是朝代之别，也是性情风格的不同，“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缪钺《论宋诗》也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以“荔枝”“橄榄”分别比喻唐诗宋诗的阅读感受，形象而精准。

既然唐宋诗的风格不同，就要用不同的标准去体味、评判。宋人为了在诗歌领域另辟蹊径，采取了新的创作方法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读者也需要用新的解读方式去对待。荔枝入口即甜，轻易就能品尝到甜美；橄榄回味清甘，需要细嚼慢咽才能让甘香留齿，余味悠长。世间的美本就形态各异，不能用单一的标准去评价多样的事物，否则将会使春天的百花园变得一片荒芜。其实，我们在中小学阶段学习的古诗名篇里，就有相当多的宋诗，比如王安石的《梅花》、苏轼的《题西林壁》、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杨万里的《稚子弄冰》等，都是饶有韵味的好诗。

今人所编《全宋诗》《全宋诗辑补》共收录宋诗29万多首，诗人近1万人，其中当然有不少误收、重出的作品，但数量仍多出存世唐诗近5倍，而且其中确有大量好诗。下面，我就从五个方面举例，展示宋诗的魅力所在。

魅力一：淑世情怀

“淑世”的意思是济世，但含义和情感更为丰富，包含有“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意思。宋人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文学“讽谏教化”的优秀传统，在诗中针砭时弊、教化人伦。下笔之时，往往直中当世的过错，有时甚至为了强调诗的政治、社会功能而不惜牺牲审美价值。

宋朝确立文官体制，全面强化各级各部门权力的分割与制衡，完善科举制度，扩大取士范围，取士不问家世。北宋的作家大都是集官僚、文人、学者三种身份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南宋作家中的大部分也基本继承这一特征。朝廷为了加强皇权、治国安邦，防止武将跋扈作乱，有意提高文官的地位和待遇，鼓励并保障士大夫的自由争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叫“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因此，宋人普遍积极关心政治和社会，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意愿、能力和机会都空前高涨。欧阳修在《镇阳读书》中就自豪地说：“平生事笔砚，自可娱文章。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同时，宋诗作者大多出自寒门平民阶层，对底层和社会状况有切身体会，所以对国家的兴衰、百姓的苦乐尤为关心，“民胞物与”的仁爱精神特别强烈。

且看两个例子。北宋江端友的《牛酥行》，描述官员向宋徽宗宠信的宦官梁师成行贿的丑事，冷静客观地呈现行贿人的动作和守门人的说话，不动声色地讽刺和抨击了北宋末年官场跑官要官、行贿受贿、下级谗佞上司的腐败风气，比史书的记载要生动有力得多。南宋陆游的《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从早年的豪迈抗金写到晚年报国无门的悲愤，两相对照，在个体的外在经历和内心变化中反映出南宋朝廷从对金抵抗到对金屈服的时代变迁，感情深沉郁勃，气韵悲壮浑厚，忧愤国事之情溢于言表。按照宋人的观念，这些记录时事、具有“春秋笔法”、具备讽谏教化作用的诗歌都具有“诗史”的品格。

魅力二：日常诗化

宋诗的第二大魅力是日常诗化。唐代的杜甫、白居易等人已开始大量描写个人的日常生活，宋人则无限推广，大规模地从“写日常”转向“日常化”，琐屑毕备地描写日常题材，几乎达到了生活就是诗、诗就是生活的地步。诗人们敏锐地体察和记录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又用奇趣、谐趣实现对日常生活的诗意提升和审美超越。

比如黄庭坚描写午睡的诗《六月十七日昼寝》：“红尘席帽乌靴里，想见沧洲白鸟双。马龁枯萁喧午枕，梦成风雨浪翻江。”这首诗描写的是，自己身在官场，整日在滚滚红尘中劳碌奔波，却一心向往隐逸自适的生活。午睡之时，马咬豆子秸秆的声音在枕边喧闹，结果在梦里化成了风雨波浪之声，仿佛已经亲临“沧洲”，正置身于江湖之上，归隐的雅志已然实现。诗的开头，从一双“乌靴”的形象联想到一双水鸟，又以水鸟的成双成对表现与佳人共同隐于江湖的潜在欲望，再以马嚼草料为媒介，前勾后联，把日常夙愿和午睡梦境联系在一起；又化实为虚，把耳边的响声虚化成梦境；并且变喧闹为甜美，把夏日里单调乏味的马嚼草料声变为清凉自由的隐逸境界。一场平常的夏日午睡，被诗人用色彩对比、多重联想、想象和隐喻化成一个意味深厚的诗歌文本。

不仅如此，和其他时代相比，关于宋诗的日常化，有四点值得专门提出。

首先是“诗史”问题。宋人不仅普遍地用“诗史”来标志杜甫诗歌的特点，而且扩大了“诗史”的标准，认为记录岁时年月、生平日常的作品也可以算作“诗史”，这一下就提高了宋诗日常化的价值，也促进了宋诗的日常化写作。宋代有很多标明了具体日期的“日记体”诗歌，从日常生活、个体生命到社会宇宙，综合排比起来，就是一个相当完整、立体的“诗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史世界”。比如苏轼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用快捷挥洒的诗思笔法，捕捉转瞬即逝的情景，写出夏日西湖一场大雨的变化全过程，让逝去的日常生活永存。虽然熙宁五年（1072）六月二十七日早已过去，苏轼也早已不在，但每当读到这首诗，西湖上空那场大风雨的瞬息变化过程似乎历历在目，那一刻的情景和心绪也代代相传。

其次是“写物”问题。当诗人们将目光投向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生活细节，当那些从未被表现过的题材、言语、行为、感受、思想等开始闯入诗歌领域，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被重新思考。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取代意象被视为诗歌的第一要素，诗歌的优劣不在于意象的优劣，而在于语言的表现力度，在于表达是否曲尽其妙、语言是否准确精妙，在于能否用语言表现出描写对象在诗人的审美观照下最富有主体性、个体性特征的性质和神韵。比如梅尧臣《秋日家居》中的两句：“悬虫低复上，斗雀堕还飞。”虫子和小雀都是生活中常见的微小事物，细碎得无人注意，诗人却精细观察，写得细致、生动、有趣，赋予了万物自在自足的哲思和悠闲幽静的诗意，与全诗闲适、清静的情调相得益彰。

再次是“道理”问题。宋人最重“道理”，高扬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精神，将“道学”“理学”发展到顶峰。他们认为，“道不远于人，乾坤只在身”“身安心乐，乃见天人”，道理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就是道理。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之中也寄寓着忧思感奋，足以起到兴观群怨之作用。于是，身心、生活本身被风雅化、义理化了，传统诗学中言志、缘情、体物的界限消失，三者融合为一。同一个题材，既可以投射外在，吟咏茶酒猫狗；也可以转向内在，体验道理心性；甚至在同一首诗中，将日常生活和风雅道义有机融合。例如韩琦《苦热》的后八句：“尝闻昆阆间，别有神仙宇。雷散涤烦襟，玉浆清浊腑。吾欲飞而往，于义不独处。安得世上人，同日生毛羽。”在描写伏暑苦热后希望世人都能长出羽毛，一同飞离酷热之地，飞往清凉之境，而不愿独享清凉，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精髓：“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兼济天下”等。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其一写他在风雨天宅家“撸猫”，“我与狸奴不出门”，其二写到老犹怀报国之志，“尚思为国戍轮台”，凡俗生活和国家大业融合在一起，自然而然。

最后是“近代性”问题。宋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与前代相比有重大变化，而且延续到元明清和近现代。宋人笔下日常生活的基本情形，到今天依然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城市方面，中国传统城市在宋代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形成新的发展范式，并影响到此后近千年的基本格局；农村方面，宋诗中的农事和村居生活至今犹存。比如，早市和夜市是宋代出现的新事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宋祁有一首诗叫《赴直马上观市》，写早晨上朝途中所见早市的情景：“上直驱羸马，凌晨望百廛。垆喧涤器市，箫暖卖饧天。流水随轻毂，翻花送驶鞯。区区市门吏，无复子真仙。”用轻快的笔调描摹东京城喧闹、繁华而自由的早市生活，这种场景至今仍然天天上演。结尾专门指出市场的“门卫”不再是中古神仙梅子真所变，一语道破宋代社会的转型性质：仙幻变成世俗，传奇性走向日常化，中古社会趋向近代社会。

魅力三：不屈个性

宋诗魅力之三是不屈个性。宋代学术以疑古和创新为特点，宋代诗学也求新求变，绝不盲从，追求卓然自立，充满不屈的个性色彩。

首先是“翻案”，将诗意推陈出新。譬如嘉祐四年（1059年），以王昭君为题材原型的同题唱和诗就是一场“翻案”大竞技。先是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翻转传统定论，新意迭出，引起诗人们的浓厚兴趣，欧阳修、曾巩、司马光、刘敞、梅尧臣等人纷纷赓和，都在前人未到之处各出己意，欧阳修甚至自认为是平生最得意之作。诗意翻新意识贯穿于宋人各类题材的作品，在咏史、咏物、题画、讽喻、抒怀等各类诗中，都能找到大量的翻案实例。

其次是“避俗”，避开社会流俗和文艺烂俗。王安石写《北陂杏花》：“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僻静处的杏花，宁愿被春风吹得如雪花一般飘落殆尽，也不愿在热闹繁华之地被碾作尘埃。杏花的境界寄托了诗人的人格理想：即使屡遭挫折，也相信自己的品德和才华，坚持自我的独立人格。

最后是“抗争”，与压迫、强权、侵略作坚决斗争。爱国志士文天祥被俘后，南宋已彻底灭亡，他完全可以选择投降，他有一个弟弟就投降了元朝，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在生命中最后一个除夕，文天祥作《除夜》诗：“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英雄末路，长夜漫漫，乾坤中耸立起一个孤独、不屈而伟大的背影。从更大范围看，文天祥殉的是“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高精义，是天地正气。宋诗呈现了许多强烈而不屈的个性，让我们读到许多坚持自我、彰显个性、坚守初心、批判现实、抵抗苦难、追求自由的动人诗句。

魅力四：深折情思

宋诗的第四大魅力是深折情思。人们常说，唐诗以情韵胜，宋诗以思理胜。其实，宋诗并非不写情感，爱情、亲情、友情、同胞情等在宋诗中绝不少见，名篇名句比比皆是。宋诗只是不爱表现奇幻的、飞扬的、浓烈的情感，而是以理节情，将思理置于激情之上，在性情理性化、人生诗意化的表现中追求心理的平衡和风格的平淡，具有平和清淡的内在意蕴。传统诗学讲究“诗可以怨”，诗歌情绪以悲哀为主，甚至“为赋新词强说愁”，宋诗则既消解悲哀，化牢骚怨愤为旷达自持，以苏轼诗最为典型；后进一步发展出“诗可以乐”的创作潮流，用愉悦戏谑的悠然自适补充完善了中国诗学的心理功能。

关于宋诗的“乐”主题，我们读南渡诗人曾几的七律《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秋雨滴梧桐，这是文学传统中典型的愁苦意象，曾几却翻转传统，因秋雨而喜，不以屋漏床湿而愁，反而以大雨润农田、农民见雨欣喜而喜，这就是“诗可以乐”，也属于悲哀的消解，其转愁为喜的基础正是诗人忧国忧民之心，他的情感与农民息息相通。

关于宋诗的哲思，我们看两首七绝。苏轼《惠崇春江晓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是一首题画诗，苏轼本来不是思考哲理的，但“春江水暖鸭先知”却启发读者：常和某种事物接触的人，会敏锐地察觉到事物的细微变化。杨万里《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其五：“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政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上山过程中翻越了多少道山岭，下山过程中就相应地要遇到多少道山岭。诗歌告诉我们：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要有充分的估计，不要被一时的成功所陶醉迷惑，你成功前跨越了多少障碍，在以后就还会遭遇多少障碍。这首诗内容平常而运思深刻，诗人敏感地发现、迅速地捕捉寻常自然的生活图景，及时地用活泼的语言如实地记录下那一时一刻的感悟，在其中融入个人的主观体验和思辨领悟，使之带有与众不同的理趣，创造了新的艺术境界。

魅力五：精妙表达

宋诗的第五大魅力是精妙表达。宋人作诗，讲究“意新语工”，“意新”指向构思，“语工”指向表达。宋人对语言的表意功能普遍持乐观信任的态度，相信语言完全可以和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念相契合。

基于对语言的信任，宋人在言、意、物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形成了宋诗“以意胜”的特点，也扩大了宋诗的题材。宋人的尚意主要是“言志”。宋诗在章法、句法、对仗上着力，炼字用典，活用动词，善用虚字，用拗律，押险韵，多用比喻和拟人，在语言艺术上达到极高成就，极大地提高和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并且直接启发了20世纪早期的白话诗运动。

宋诗爱活用动词，营造动感和张力。比如王令《暑旱苦热》第一句：“清风无力屠得热。”酷热大旱的时候，起风也无济于事，使用动词“屠”，加上结果的“无力”，热就具有了形象、重量和厚度，带给人沉重厚实的压迫感和密不透风的包围感，平常陈旧的意象因为动词的锤炼而具有倾向性的张力和运动的能力，真实而又陌生，诗人重新唤起了读者对生活的感受。

近体诗中，唐诗多用实词，宋诗善用虚字，使诗意益加细密、韵味深远绵长。比如陈师道的五律《登快哉亭》：“城与清江曲，泉流乱石间。夕阳初隐地，暮霭已依山。度鸟欲何向，奔云亦自闲。登临兴不尽，稚子故须还。”中间四句都用了虚字，尤其是第三联，“欲何”用疑问出句，给人以想象，“亦自”用肯定句相对，说云闲，也是在说诗人自己闲，一语双关。全诗劲健清瘦、气格老健，既得力于动词的烹炼，也跟善用虚字直接相关。

最后，我简单总结一下。唐诗重兴象，以“兴象玲珑”为优，善用实词，多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呈现意象，物象描写不求精确复刻“这一个”，而是足以象征人类情感结构的“这一类”；宋诗重格韵，以“格韵高绝”为胜，不仅扩大意象范围，同时讲求物象描写的精准深微，写出既独特又带有普遍性的“这一个”，足以表现人类的心理结构。唐诗多见“思与境偕”，心灵外射于直觉形象；宋诗多见“意与言会”，意念超越于物质世界。唐诗是视觉感性诗，用各类意象组成一幅或多幅图画来表现某种情绪，并能立刻在读者心中引起同样的反应，其佳处往往如画、可画；宋诗是意向智性诗，用深微的观察、深刻的运思、深折的语言来表达知性、智慧和奇趣，引发读者反复咀嚼内省，其佳处往往不可画、“画不就”。唐诗是青少年之诗，宋诗是中老年之诗。宋诗的魅力，需要具有一定知识和阅历的人才能体会入微。正所谓：少年不解宋诗好，解得宋诗初白头。

【思想者小传】

李贵，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理事，央视纪录片《苏东坡》访谈专家、央视《宗师列传•唐宋八大家》指导专家。出版著作《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苏轼诗文精读》等，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中外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