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伟大握手”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在上海，可以说上海见证了“历史性的伟大握手”。
孕育地——
1922年8月，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避居上海。此事对他的打击很大，加之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接连受挫，使其决心寻找新的力量和途径。
陈炯明叛变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即发表声明，对孙中山予以慰问和支持。在孙中山最艰难的时候，共产国际也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对其提供帮助。
8月上旬，李大钊来到上海，专程前往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同陈独秀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具体问题。然后，两人一起去杭州，参加“西湖会议”，决定国共进行合作。
9月初，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多次拜会孙中山。在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倾听了陈独秀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有利于中国革命前途的阐述后，即表示赞成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原则改组国民党”。
经过数月的讨论修改，并经由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这批文件浸透着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的辛勤汗水。
1923年1月16日，苏俄特使越飞自北京抵沪，经由李大钊、林伯渠的联络介绍，与孙中山会晤。谈判整整持续了6天，双方着重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1月26日，双方发表联合宣言，表明苏俄政府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以及对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表示欢迎苏俄政府的帮助，公开确立了国民党的联俄政策。
11月，陈独秀在沪主持中国共产党三届一中全会，决定进一步促进国民党改组，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方，我党则为之建立。
实践地——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开幕，正式确立国共合作方针。李大钊、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出席大会，李大钊、毛泽东等人进入国民党中央机关。同时，孙中山和国民党决定在上海设立执行部。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设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由于上海的特殊地位，这个执行部派驻了10名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各部的部长也是重要角色，包括财务部部长林业明（林焕廷）、宣传部部长叶楚伧等。中共方面则派出了毛泽东、罗章龙、王荷波，规格和重视程度很高。
上海执行部办公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按照孙中山的指令为黄埔军校招生。当时，为防止各地军阀干涉，黄埔第一期学生多采用秘密的招生方式。报考者一般要经过三关：第一步是各省区的初试，第二步是大地区范围内的复试，第三步是军校的总考试。
全国19个省区分别进行招生初试，初试合格后再介绍到上海、重庆等地复试，复试合格后再送至广州参加总考试。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文书科主任的毛泽东，就全面负责黄埔军校上海地区考生复试工作。
通过上海招收的黄埔一期学生有100多名，占当期学生总数的20%。他们中比较著名的有徐向前、桂永清、黄维、胡宗南以及在上海已经被录取却最终没有赴广州报到的方志敏等。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另一枚硕果便是创办上海大学。1922年10月成立的上海大学，是国共合办的新型高校，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产物。孙中山、蔡元培、章太炎、马君武任校董，于右任任校长、邵力子任副校长，邓中夏、瞿秋白、陈望道、蔡和森、张太雷等任教。
随着学校的发展，一批年轻的中共党员逐渐成为中高层领导。陈望道回忆：“到后来，国民党这些人在实际上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于右任校长也是挂名的，实际办事全靠共产党。”
此外，陈独秀、李大钊、章太炎、郭沫若等人都来上大演讲，给师生带来新的思想、深的见解，促使大家将理论结合实际、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很快，上海大学成为进步青年心向往之的高等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学府”和“革命熔炉”。
概而论之，第一次国共合作实践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理论，团结一切能革命的阶级，共同反帝反封，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苏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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