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院校还能再出郑克鲁这样的大家吗？
陈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时间转瞬即逝，一眨眼，郑克鲁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今天这个会议既是对先生的追思会，亦是先生的学术思想研讨会，更是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界的一次盛会。大家看看出席会议的嘉宾名单，可以说是群贤毕至。这是上海师范大学的荣耀，也是中国外国文学界的高光时刻。
今天来宾很多，我尽量在简短的时间内表达我的敬意。郑先生一生著述4000万字，不仅是法国文学翻译的守望者，更是伟大的学者和教育家。一所地方师范大学，能有这样的学术大师，放在今天学科评估的背景下，似乎是匪夷所思的；郑克鲁先生以一人之力，翻译如此多法国文学作品，这在当代学术界是无法想象的；他在一所地方高校，几十年如一日，培养了一代代致力于文化交流与文化批评的学者，这是令人难以企及的；他在中法文化交流、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取得如此骄人成绩，更可谓是空前绝后。基于以上四点原因，我愿将郑先生身上体现的这种成就与意外，称为中国学术界的“郑克鲁现象”。如果这个命题成立的话，按着这个思路，我个人感觉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郑克鲁主编的高教版《外国文学史》
第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我个人感觉，可能在郑先生之后，地方高校很难再出现像他这样的翻译家、学术家和教育家。但愿我的感觉是错误的。我印象中，郑先生1987年来到上师大直至去世，那时他47岁，正是一个人文学者富于创造力的阶段，可以说把人生中最重要的、最好的学术年华都奉献给了上师大。就其学术成就而言，按照今天教育部和大多数高校的治校思路，郑先生早已被其他更好的学校高薪聘走。如果所有的学术精英都集中在双一流高校，那地方大学、地方高等教育便越来越差，难道这是国家的幸事吗？
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科？我们如何看待人文学术研究的意义？今天拿到的会议手册，第一页郑先生的这句话给我触动非常大：“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了什么”。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句话，1936年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第一，你来做什么？第二，你毕业以后做什么样的人？郑先生用实际行动回答了竺可桢校长的提问。教育就是让人尽量成为全面的人、完善的人，多留给世界一点东西。而文科教育就是为学生提供人文批判思维、培育情感认知，让学生不忘价值与美感，郑先生的话就是他对价值的体悟。这是当下正在倡导的新文科教育需要认真思考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如何看待域外文明？这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因为异质文化永远处于对流之中，唯其如此，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才能被其他文明不断激活，从而不断抓住发展和完善的机遇。任何文化若想弘扬自身的价值观，都要正视人类所有的文明成就，都要借鉴其他民族的创造发明，都要与当代世界各国进行合作互动，而非将自我隔绝于世界，贬低乃至否认别人的成就。以开放的心态欣赏域外文明，以严谨的方法探讨别人取得成就的内在机制与深层原因等等，这都是当代域外文化研究的使命，更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总得有一点情怀，尤其人文领域的学者，学术界本应该为社会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食粮，现在也功利化了。像郑先生这样，几十年甘于坐也乐于坐冷板凳的学者，几十年精心翻译法国文学、培养学生的学者，似乎不多了。
郑先生低调豁达，他的性格是宽容的，从不与人相争；他对待中西文化交流也是宽容的，在翻译研究法国文学的同时，不忘回顾东方文学。人与人之间要包容，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文化之间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也一样。理想的社会既要讲效率，也要讲公平，更要讲一点真善美。说到这里，想到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说的一段话，愿与大家分享：
关于人类当代状况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当代状况既是过去发展的结果，又显示了未来的种种可能性。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衰落和毁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真正的人的生活就要开始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可能性之间，前景尚不分明。
老师们、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未来一切存在的可能性进行切实可行的工作。像郑先生这样，少说一些大话，多做一些实事，兢兢业业为世界做点什么，争取为世界留下点什么。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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