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人文学院田洪敏老师在A&HCI期刊《俄罗斯文学》（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Russian Literature/ Russkaia Literatura）2020年第2期发表学术论文。
论文以上海师范大学为独立署名单位，题目是《契诃夫的另一种文学性研究——基于社会史视角》（BehindtheCounter:《OtherLiterature》byAntonChekhovintheContextofSocialHistory ./За прилавком :《Друг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сть 》А.П.Чехова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
《俄罗斯文学》（季刊）创刊于1958年，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堡分院负责发行，属于文学历史研究；《俄罗斯文学》是俄语文学研究权威学术刊物，为A&HCI收录，在世界俄语文学研究中保持恒久和严肃的学术地位；期刊影响范围远涉俄罗斯国内外，为世界各高校、图书馆和研究机构收藏和研究。
《俄罗斯文学》期刊当下重要任务之一是研究“科学的文学观念”——新阐释，新观点和新成果。特别关注文学与历史关系的再研究，作家传记和文本阐释的新路径，档案史料的发掘等。
我国学者曾在该期刊发表书评、会议综述以及译介等论文，田洪敏的《安东·契诃夫另一种文学性研究》是该期刊近年来首次发表中国学者的立论性质长篇论文，论文不仅是契诃夫研究的补充拓展成果，同时也是对1860-1910俄国历史进程研究的有
效文章，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论文主体将1880年代契诃夫开始职业写作的十年作为基本档案史料来源，绕过21世纪以来的后现代主义批评视野，回归文学和历史的本体论意识，在科学史料的基础上讨论契诃夫的文学性问题。论文内部逻辑基于百年来契诃夫研究的学术史展开：1 契诃夫的艺术观念；2 契诃夫的宗教观念；3 契诃夫的社会观念。
具体来讲，契诃夫是一个自然主义的作家还是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是一个宗教主义者还是一个怀疑论作家，契诃夫在世界文学进程的研究新方法等。而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必须面对的是1861年俄国改革之后至1880年代的历史进程——即俄国地主贵族退却，农民阶层进入历史进程，城市化进程加剧；新阶层形成并且起到主导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深受契诃夫传记研究者青睐的用以佐证契诃夫“不幸童年”的史料，比如教堂唱诗班，比如父亲经营的以卖外国进口咖啡等物什的小铺子等都应该重新放诸社会史中进行考察。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考察1861改革之后俄国教育风气的转向。农奴出身的父亲对于贵族的羡慕不仅仅是富有，同时因为他们“认字”，可以读书。正是进阶为商人的父亲的坚持，契诃夫在南部港口城市塔甘罗格故乡接受了希腊教育。契诃夫在个体生活和写作中秉持的“平等观念”也是在少年时代已经形成，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并且真正行医的经历，导致契诃夫对于自然科学和哲学世界的敏感度居于同时代人前列。
同时必须注意到，文学批评在1861年改革之后渐趋职业化，较之19世纪上半叶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多数是作家的朋友或者是“敌人”，1861年代之后文学批评更加持证，而契诃夫在1880年代开始职业写作的时候就尽可能将自己的作品诉诸所有文学期刊，这也可以解释契诃夫文学批评相对其他作家给后来研究者留下更多的研究空间和史料档案。
上述史料的发掘和研究方法都在近年来得到重视。
至于契诃夫的市民社会观念（Secular Society）也有更多研究。契诃夫一生经历罗曼王朝最后三代君主，特别是1880-1890年是俄国历史上少有的十年稳定期：没有对外战争，国内经济发展良好，是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范围打破阶层藩篱的时期，缙绅阶层受到挑战；此间，包括契诃夫的行医实践；1894-1897年期间建立地方委员会；个人出资改造乡村教育；参加1897年全俄人口普查；为饥馑的人和患有霍乱的人募捐。在此背景之下可以思索契诃夫作品中的经济生活描写，虽然这一点历来被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俄国商业生活的描写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已经出现，虽然其背景不同；1861年改革之后，从事脑力劳动的群体显著增加，1863-1913年俄国人口增加了1，3倍。公务人员，律师，医生和工程师，自由职业者，大学生数量明显增加，国家剧院、出版和工业等新行业需要大量专业人才。同一时期神职人员却很难觅得工作。如果研究契诃夫的小说人物会发现上述新兴阶层无一例外成为契诃夫写作的主人公，进一步来讲1861年之后俄国经济生活的变化甚至影响到了契诃夫的文学观念。至1889年书写来自“环境的人”（человек из среды или обыватель ）最终成为契诃夫的艺术原则，至于所有的俄国文学主人公都必须“破坏”现实生活规则才能赢得读者的观念受到契诃夫质疑和摒弃，而这一点也是后来学界对契诃夫作品研究的难点和争议之一。
考察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宗教性质必须带有附加条件，如果不研究托尔斯泰个体精神转变便不能考察其作品的宗教性；而屠格涅夫作为叔本华主义者从本质上是无神论者，所以如果讨论契诃夫文学的宗教意识必须结合1880年代之后欧洲哲学、物理学的新发现以及人文学科渴望科学性的愿望带给契诃夫的重要影响，特别是德国新康德主义者威廉·温德尔班关于历史学科的科学性新论同样也影响了契诃夫关于“永恒文学”的思考。
论文是写作者在2016年之后将“斯拉夫研究”作为整体性研究的成果和思考之一，论文写作起源于2016年，至2019年在德国洪堡大学斯拉夫学院访学时期最终完成并发表，尚有很多学术问题值得进一步深究。
论文受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学科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