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昊（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
2020-06-09 09:29 来源：澎湃新闻
日本的中世（约11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是战争频发的时代。尽管较少遭到外敌的威胁，但自武士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日本列岛就不断受到全国性战乱的袭扰。其中有使得平氏覆灭、镰仓幕府建立的“治承·寿永之乱（1180—1185）”及紧随其后的“奥州战争”。十三世纪初期又有幕府与后鸟羽上皇兵戎相见的“承久之乱（1221）”。镰仓时代中后期，随着蒙古铁蹄席卷欧亚大陆，日本又遭受“蒙古袭来（1274—1281）”的威胁。对于执政者而言，如何走出“战时”的非正常状态，让社会秩序过渡到“平时”是永恒的课题。
镇魂：从“战时”到“平时”的过渡仪式
日本中世的统治者，特别是武家政权的执政者，往往需要通过举办大型的镇魂仪式（即追悼、超度仪式）对数以万计的战争死难者（及相关人员）进行抚慰和宗教救渡，以当权者亲自宣告“终战”的形式，向社会宣示天下安定，并将自己树立为“和平再造者”的形象。譬如在“治承·寿永之乱”时，京都的后白河法皇仿效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并重建“镇护国家”的寺院东大寺。当战争结束之后，镰仓幕府的初代将军源赖朝（1147—1199）亲自率领浩浩荡荡的队伍赶到奈良参加东大寺落成大法会，宣告新秩序的来临。“蒙古袭来”以后，镰仓幕府在北镰仓建立圆觉寺，聘请南宋禅僧无学祖元（1226—1286）为住持，将圆觉寺作为敌我双方战死者超度的寺院。近期，拙文《南北朝期幕府的镇魂佛事与五山禅林》（2020）关注了日本十四世纪南北朝战乱期间室町幕府举办的“终战”镇魂仪式。
京都利生塔（法观寺塔）
镰仓幕府因后醍醐天皇（1288—1339）的倒幕活动及镰仓幕府军足利尊氏（高氏）等的临阵倒戈而覆灭。《太平记》记载了镰仓幕府统治集团灭亡时的惨状，京都六波罗探题灭亡时“四百三十二人同时切腹”，镰仓覆灭时“一处自杀者就有八百七十三人，此外平家（北条氏）门叶及受其恩惠者不论僧俗男女，泉下报恩者不计其数，仅镰仓一地据传就有六千人死难”。中世日本人相信，死于非命的人死后将会化为怨灵作祟，继续为敌。甚至可以说，“死去的敌人”比“活着的敌人”更可怕。因此，当镰仓幕府一倒台，后醍醐天皇就开始了对战争死难者的镇魂活动。然而中央政局瞬息万变，仅数年之后，后醍醐天皇就因为足利尊氏、足利直义兄弟的反叛逃出京都，死在吉野山，日本陷入“一天两帝”的南北朝对峙局面。于是，南朝的后醍醐天皇自己也就变成了新兴的室町幕府的镇魂对象。后醍醐天皇死后，由于京都灾异不断，在室町幕府的实际领导人足利直义（1306—1352）的推动下，幕府在全国设立六十六处安国寺、利生塔为后醍醐天皇及战争死难者镇魂，并举办超度后醍醐的千僧法会。十四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南朝方武将接连战死，南朝据点吉野被攻陷，日本列岛眼看就要重归和平。然而，事情却没有按照足利兄弟的预想展开。
后醍醐天皇
观应扰乱：手足相残的惨剧
刚建立十余年的室町幕府，尽管将军是足利尊氏（1305—1358），但政务的实际负责人却是其弟足利直义。足利尊氏麾下的亲信武将高师直与足利直义的矛盾，最终将室町幕府推到了分裂的局面。足利直义听信谗言，向光严上皇上奏罢免高师直一党。高师直没有坐以待毙，贞和五年（1349）七月，高师直一派发动政变，逼迫足利直义引退。将军足利尊氏之子足利义诠上京接替足利直义的工作。但此后形势突变，足利直义养子足利直冬（实际上是足利尊氏的庶子）在九州起兵连战连捷，足利直义逃出京都，并联合南朝势力，一举将足利尊氏、高师直军击败，高师直兄弟被杀。获胜的足利直义与兄长握手言和，然而好景不长，和谈仅半年就宣告破产，两兄弟再度兵戎相见。迫于形势，足利尊氏与南朝议和，废除原本自己一手扶持的北朝。此后足利尊氏军势如破竹，足利直义战败身死。这就是日本南北朝史上因手足相残、父子相杀而闻名的“观应扰乱”。
足利直义（神护寺藏传源赖朝像，实为直义）
足利直义死后，足利直义一方武将倒向南朝，与足利尊氏为敌。很快，尊氏父子就被南朝出卖，南朝军攻入京都，将北朝的三位上皇（光严、光明、崇光上皇）及皇太子等一并“接收”，拐到了南朝控制的山中。等到足利义诠返回京都时，北朝一方上皇、天皇乃至皇太子全都已经没了踪影，象征皇权继承的“三件神器”也被南朝一并卷走。悲惨的北朝之中，已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可以出来继承皇位。才创建不到二十年的室町幕府的合法性岌岌可危，很快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此后，室町幕府迫不得已拉出了原本要送入妙法院出家的皇子弥仁（后光严天皇），在相当简陋“不正规”的即位仪式之后将他扶上了皇位。文和二年（1353），南朝军再度攻入京都，这次足利义诠吸取教训，带着后光严天皇一同逃出。七月底，身在镰仓的足利尊氏闻讯率军上京。南朝军再一次被逐出京城。重新回到京都，恢复短暂和平的将军足利尊氏决心利用其母亲十三回忌日荐亡佛事的机会，重新举行一次超度战死者的镇魂仪式。这就是文和三年（1354）的水陆法会。
被俘之后北朝三上皇与南朝天皇共同的生活场所河内金刚寺
将军尊氏的终战仪式与东渡的元僧
重新回到京都的将军足利尊氏已经年近五十。在中世的日本，五十岁已经算是高龄。足利尊氏青年时响应后醍醐天皇的号召临阵倒戈，成了倒幕的功臣。但很快足利尊氏就与主君后醍醐天皇决裂，造成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到中年以后，亲手建立的室町幕府因为手足相残的惨剧一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早在其反叛后醍醐天皇时，尊氏就曾在一篇愿文中透露自己的心迹，其中说道：“我对于此世，已经没有什么期望。我宁愿出家遁世，祈求来世的幸福。”观应扰乱平息以后，足利尊氏期望能在自己在世的时候结束战争，通过镇魂仪式安抚敌我双方战死者的怨灵，祈愿战争结束，让“太平”重新到来。
足利尊氏先是从1354年一月开始，召集了六百多位僧侣，以宋元版大藏经为底本，将一套大藏经抄写一遍。其中包括足利尊氏亲笔抄写的部分写经至今尚存，尊氏在愿文中说，抄经的目的是超度其父母、后醍醐天皇乃至南北朝战争以来死难者的亡魂。而后在12月23日其母忌日这一天，足利尊氏又召集京都五山的禅宗僧侣在等持院举行水陆法会。水陆法会是中国佛教当中常见的法会，但这却是日本历史上“水陆法会”作为镇魂仪式登场的第一次。法会之际，幕府官员与诸山僧侣列席，根据史料记载，水陆法会的同样是追悼“阵亡魂众”。但就在法会进行期间，足利尊氏的庶子、足利直义养子足利直冬再度起兵，而后一路高歌猛进，到了仪式这一天时已兵临城下。但即便如此，足利尊氏也没有选择中止法会，而是继续待在京都，坚持参加到24日法会结束。当天，足利尊氏携后光严天皇逃出京都。
等持院
事实上，担任这次水陆法会导师，升座说法的僧侣并不是一个日本人，而是十四世纪最后一位东渡日本的元朝僧人东陵永玙（1285—1365）。东陵永玙是浙江人，在东渡日本前曾担任宁波天宁寺的住持。1342年的时候，当时执政的足利直义为了推动对后醍醐天皇的镇魂，于是修建了专门祭祀后醍醐天皇的寺院天龙寺（世界遗产）。但由于资金不足、铜钱缺乏，幕府派遣了一艘贸易船到宁波交易，筹措资金。同时，足利直义还委派一名特使，到江南地区寻找知名的禅僧，欲聘请他到日本来，作为“引进人才”做天龙寺的住持。这位被足利直义聘请到日本来的僧侣就是东陵永玙。但是当东陵永玙到达日本之时，日本已经爆发了观应扰乱。招聘东陵永玙的足利直义也很快战败死去。但兄长足利尊氏仍然继承其弟的遗志，重用东陵永玙。当足利尊氏需要重新举办一次“终战”的镇魂仪式之时，他选用了东陵永玙，或许正是在东陵永玙的建议之下，幕府将此次镇魂仪式设定为元朝时兴的水陆法会的形式。不仅如此，参与这次仪式的其他僧侣，有好几位都是有过入元留学经历的日本禅僧。
宁波天宁寺塔
镇魂仪式的越境：从镇江金山寺到京都等持院
南宋至元代是前近代中日交流最鼎盛的时代，至少有数百位日本僧侣曾在中国的江南地区留学。许多日本僧人在华期间，曾担任元朝寺院的住持，并被元朝皇帝授予师号，有的还被元朝政府动员到大型国家法会仪式当中。在江南禅林中，最受日本留学僧欢迎的是古林清茂、月江正印、中峰明本等几位“知名导师”。其中与元文宗图帖睦尔关系颇好的古林清茂（1262—1329）座下有日本留学僧数十名。1322年古林清茂被任命为集庆（南京）凤凰台保宁寺的住持，这时候其门下的留学僧达到顶峰值。1323年，已出家为藏传佛教僧侣“合尊大师”的南宋恭帝（1271—1323）死去，元英宗硕德八剌（1303—1323）“命僧诵十万部经”，并敕命大都的藏传佛教寺院万安寺、禅宗庆寿寺、五台山万圣祐国寺、镇江金山寺等一齐举办水陆法会。其中仅镇江一地举办的水陆法会就有1500名僧侣参加，多名江南知名禅僧被邀请说法。其中古林清茂与同样门下日本弟子众多的月江正印、元叟行端都在被邀请之列。古林清茂亲赴镇江金山寺——水陆法会的发源地升座说法，此时，那位后来东渡日本的东陵永玙，就在古林清茂门下担任侍者（秘书）。
大都万安寺
《倚天屠龙记》当中的万安寺
1329年，古林清茂的得意弟子，同为浙江人的竺仙梵僊（1292—1348）东渡日本。竺仙梵僊赴日后，深受足利尊氏、足利直义兄弟的信赖。其师古林清茂去世之后，竺仙梵僊依据从中国拿来的古林语录，在花园上皇等的帮助之下，在日本重新出版古林清茂的语录，并在语录之后附上了自己撰写的古林清茂传记。这篇传记记载了古林清茂1323年受元朝政府邀请，去镇江金山寺参加水陆法会的景况。或许正是在此时，镇江金山寺的水陆法会的情报第一次进入了足利兄弟的耳中。
东陵永玙到达日本时，竺仙梵僊已经死去。进入京都天龙寺之后，东陵很快出任了天龙寺的住持。由于语言不通，曾搭乘那艘募集天龙寺造营资金的贸易船到宁波的留学僧愚中周及担任了东陵永玙的翻译。无独有偶，这位留学僧愚中周及后来进入镇江金山寺学习，并参加了1347年元朝政府在金山寺举办的水陆法会。愚中周及后来在京都周边的丹波创建了一座名叫天宁寺的寺院，并将天宁寺的山号取名叫“金山”。
就这样，镇江金山寺的水陆法会与足利尊氏在等持院所举办的那次“终战仪式”被种种因素联系到了一起。中国佛教的水陆法会也以此为契机进入室町幕府的国家仪式当中，而后每逢战乱、饥荒，室町幕府都会举办大规模的水陆法会，举行这一镇魂仪式超度因战争和饥馑而死难的亡灵。水陆法会自此成为由“乱”到“治”，由“战时”到“平时”的象征之一。而其背后活跃的东渡元僧和日本留学僧，也为战乱中的两国交流谱写了一段有趣的插曲。
参考文献
康昊：《南北朝期における幕府の鎮魂仏事と五山禅林―文和三年の水陸会を中心に》，《アジア遊学》245号（アジアの死と鎮魂・追善），东京：勉诚出版，2020年。
龟田俊和：《観応の擾乱：室町幕府を二つに裂いた足利尊氏・直義兄弟の戦い》，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7年。
镇魂：从“战时”到“平时”的过渡仪式
日本中世的统治者，特别是武家政权的执政者，往往需要通过举办大型的镇魂仪式（即追悼、超度仪式）对数以万计的战争死难者（及相关人员）进行抚慰和宗教救渡，以当权者亲自宣告“终战”的形式，向社会宣示天下安定，并将自己树立为“和平再造者”的形象。譬如在“治承·寿永之乱”时，京都的后白河法皇仿效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并重建“镇护国家”的寺院东大寺。当战争结束之后，镰仓幕府的初代将军源赖朝（1147—1199）亲自率领浩浩荡荡的队伍赶到奈良参加东大寺落成大法会，宣告新秩序的来临。“蒙古袭来”以后，镰仓幕府在北镰仓建立圆觉寺，聘请南宋禅僧无学祖元（1226—1286）为住持，将圆觉寺作为敌我双方战死者超度的寺院。近期，拙文《南北朝期幕府的镇魂佛事与五山禅林》（2020）关注了日本十四世纪南北朝战乱期间室町幕府举办的“终战”镇魂仪式。
镰仓幕府因后醍醐天皇（1288—1339）的倒幕活动及镰仓幕府军足利尊氏（高氏）等的临阵倒戈而覆灭。《太平记》记载了镰仓幕府统治集团灭亡时的惨状，京都六波罗探题灭亡时“四百三十二人同时切腹”，镰仓覆灭时“一处自杀者就有八百七十三人，此外平家（北条氏）门叶及受其恩惠者不论僧俗男女，泉下报恩者不计其数，仅镰仓一地据传就有六千人死难”。中世日本人相信，死于非命的人死后将会化为怨灵作祟，继续为敌。甚至可以说，“死去的敌人”比“活着的敌人”更可怕。因此，当镰仓幕府一倒台，后醍醐天皇就开始了对战争死难者的镇魂活动。然而中央政局瞬息万变，仅数年之后，后醍醐天皇就因为足利尊氏、足利直义兄弟的反叛逃出京都，死在吉野山，日本陷入“一天两帝”的南北朝对峙局面。于是，南朝的后醍醐天皇自己也就变成了新兴的室町幕府的镇魂对象。后醍醐天皇死后，由于京都灾异不断，在室町幕府的实际领导人足利直义（1306—1352）的推动下，幕府在全国设立六十六处安国寺、利生塔为后醍醐天皇及战争死难者镇魂，并举办超度后醍醐的千僧法会。十四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南朝方武将接连战死，南朝据点吉野被攻陷，日本列岛眼看就要重归和平。然而，事情却没有按照足利兄弟的预想展开。
观应扰乱：手足相残的惨剧
刚建立十余年的室町幕府，尽管将军是足利尊氏（1305—1358），但政务的实际负责人却是其弟足利直义。足利尊氏麾下的亲信武将高师直与足利直义的矛盾，最终将室町幕府推到了分裂的局面。足利直义听信谗言，向光严上皇上奏罢免高师直一党。高师直没有坐以待毙，贞和五年（1349）七月，高师直一派发动政变，逼迫足利直义引退。将军足利尊氏之子足利义诠上京接替足利直义的工作。但此后形势突变，足利直义养子足利直冬（实际上是足利尊氏的庶子）在九州起兵连战连捷，足利直义逃出京都，并联合南朝势力，一举将足利尊氏、高师直军击败，高师直兄弟被杀。获胜的足利直义与兄长握手言和，然而好景不长，和谈仅半年就宣告破产，两兄弟再度兵戎相见。迫于形势，足利尊氏与南朝议和，废除原本自己一手扶持的北朝。此后足利尊氏军势如破竹，足利直义战败身死。这就是日本南北朝史上因手足相残、父子相杀而闻名的“观应扰乱”。
足利直义死后，足利直义一方武将倒向南朝，与足利尊氏为敌。很快，尊氏父子就被南朝出卖，南朝军攻入京都，将北朝的三位上皇（光严、光明、崇光上皇）及皇太子等一并“接收”，拐到了南朝控制的山中。等到足利义诠返回京都时，北朝一方上皇、天皇乃至皇太子全都已经没了踪影，象征皇权继承的“三件神器”也被南朝一并卷走。悲惨的北朝之中，已经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可以出来继承皇位。才创建不到二十年的室町幕府的合法性岌岌可危，很快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此后，室町幕府迫不得已拉出了原本要送入妙法院出家的皇子弥仁（后光严天皇），在相当简陋“不正规”的即位仪式之后将他扶上了皇位。文和二年（1353），南朝军再度攻入京都，这次足利义诠吸取教训，带着后光严天皇一同逃出。七月底，身在镰仓的足利尊氏闻讯率军上京。南朝军再一次被逐出京城。重新回到京都，恢复短暂和平的将军足利尊氏决心利用其母亲十三回忌日荐亡佛事的机会，重新举行一次超度战死者的镇魂仪式。这就是文和三年（1354）的水陆法会。
将军尊氏的终战仪式与东渡的元僧
重新回到京都的将军足利尊氏已经年近五十。在中世的日本，五十岁已经算是高龄。足利尊氏青年时响应后醍醐天皇的号召临阵倒戈，成了倒幕的功臣。但很快足利尊氏就与主君后醍醐天皇决裂，造成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到中年以后，亲手建立的室町幕府因为手足相残的惨剧一度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早在其反叛后醍醐天皇时，尊氏就曾在一篇愿文中透露自己的心迹，其中说道：“我对于此世，已经没有什么期望。我宁愿出家遁世，祈求来世的幸福。”观应扰乱平息以后，足利尊氏期望能在自己在世的时候结束战争，通过镇魂仪式安抚敌我双方战死者的怨灵，祈愿战争结束，让“太平”重新到来。
足利尊氏先是从1354年一月开始，召集了六百多位僧侣，以宋元版大藏经为底本，将一套大藏经抄写一遍。其中包括足利尊氏亲笔抄写的部分写经至今尚存，尊氏在愿文中说，抄经的目的是超度其父母、后醍醐天皇乃至南北朝战争以来死难者的亡魂。而后在12月23日其母忌日这一天，足利尊氏又召集京都五山的禅宗僧侣在等持院举行水陆法会。水陆法会是中国佛教当中常见的法会，但这却是日本历史上“水陆法会”作为镇魂仪式登场的第一次。法会之际，幕府官员与诸山僧侣列席，根据史料记载，水陆法会的同样是追悼“阵亡魂众”。但就在法会进行期间，足利尊氏的庶子、足利直义养子足利直冬再度起兵，而后一路高歌猛进，到了仪式这一天时已兵临城下。但即便如此，足利尊氏也没有选择中止法会，而是继续待在京都，坚持参加到24日法会结束。当天，足利尊氏携后光严天皇逃出京都。
事实上，担任这次水陆法会导师，升座说法的僧侣并不是一个日本人，而是十四世纪最后一位东渡日本的元朝僧人东陵永玙（1285—1365）。东陵永玙是浙江人，在东渡日本前曾担任宁波天宁寺的住持。1342年的时候，当时执政的足利直义为了推动对后醍醐天皇的镇魂，于是修建了专门祭祀后醍醐天皇的寺院天龙寺（世界遗产）。但由于资金不足、铜钱缺乏，幕府派遣了一艘贸易船到宁波交易，筹措资金。同时，足利直义还委派一名特使，到江南地区寻找知名的禅僧，欲聘请他到日本来，作为“引进人才”做天龙寺的住持。这位被足利直义聘请到日本来的僧侣就是东陵永玙。但是当东陵永玙到达日本之时，日本已经爆发了观应扰乱。招聘东陵永玙的足利直义也很快战败死去。但兄长足利尊氏仍然继承其弟的遗志，重用东陵永玙。当足利尊氏需要重新举办一次“终战”的镇魂仪式之时，他选用了东陵永玙，或许正是在东陵永玙的建议之下，幕府将此次镇魂仪式设定为元朝时兴的水陆法会的形式。不仅如此，参与这次仪式的其他僧侣，有好几位都是有过入元留学经历的日本禅僧。
镇魂仪式的越境：从镇江金山寺到京都等持院
南宋至元代是前近代中日交流最鼎盛的时代，至少有数百位日本僧侣曾在中国的江南地区留学。许多日本僧人在华期间，曾担任元朝寺院的住持，并被元朝皇帝授予师号，有的还被元朝政府动员到大型国家法会仪式当中。在江南禅林中，最受日本留学僧欢迎的是古林清茂、月江正印、中峰明本等几位“知名导师”。其中与元文宗图帖睦尔关系颇好的古林清茂（1262—1329）座下有日本留学僧数十名。1322年古林清茂被任命为集庆（南京）凤凰台保宁寺的住持，这时候其门下的留学僧达到顶峰值。1323年，已出家为藏传佛教僧侣“合尊大师”的南宋恭帝（1271—1323）死去，元英宗硕德八剌（1303—1323）“命僧诵十万部经”，并敕命大都的藏传佛教寺院万安寺、禅宗庆寿寺、五台山万圣祐国寺、镇江金山寺等一齐举办水陆法会。其中仅镇江一地举办的水陆法会就有1500名僧侣参加，多名江南知名禅僧被邀请说法。其中古林清茂与同样门下日本弟子众多的月江正印、元叟行端都在被邀请之列。古林清茂亲赴镇江金山寺——水陆法会的发源地升座说法，此时，那位后来东渡日本的东陵永玙，就在古林清茂门下担任侍者（秘书）。
1329年，古林清茂的得意弟子，同为浙江人的竺仙梵僊（1292—1348）东渡日本。竺仙梵僊赴日后，深受足利尊氏、足利直义兄弟的信赖。其师古林清茂去世之后，竺仙梵僊依据从中国拿来的古林语录，在花园上皇等的帮助之下，在日本重新出版古林清茂的语录，并在语录之后附上了自己撰写的古林清茂传记。这篇传记记载了古林清茂1323年受元朝政府邀请，去镇江金山寺参加水陆法会的景况。或许正是在此时，镇江金山寺的水陆法会的情报第一次进入了足利兄弟的耳中。
东陵永玙到达日本时，竺仙梵僊已经死去。进入京都天龙寺之后，东陵很快出任了天龙寺的住持。由于语言不通，曾搭乘那艘募集天龙寺造营资金的贸易船到宁波的留学僧愚中周及担任了东陵永玙的翻译。无独有偶，这位留学僧愚中周及后来进入镇江金山寺学习，并参加了1347年元朝政府在金山寺举办的水陆法会。愚中周及后来在京都周边的丹波创建了一座名叫天宁寺的寺院，并将天宁寺的山号取名叫“金山”。
就这样，镇江金山寺的水陆法会与足利尊氏在等持院所举办的那次“终战仪式”被种种因素联系到了一起。中国佛教的水陆法会也以此为契机进入室町幕府的国家仪式当中，而后每逢战乱、饥荒，室町幕府都会举办大规模的水陆法会，举行这一镇魂仪式超度因战争和饥馑而死难的亡灵。水陆法会自此成为由“乱”到“治”，由“战时”到“平时”的象征之一。而其背后活跃的东渡元僧和日本留学僧，也为战乱中的两国交流谱写了一段有趣的插曲。
参考文献
康昊：《南北朝期における幕府の鎮魂仏事と五山禅林―文和三年の水陸会を中心に》，《アジア遊学》245号（アジアの死と鎮魂・追善），东京：勉诚出版，2020年。
龟田俊和：《観応の擾乱：室町幕府を二つに裂いた足利尊氏・直義兄弟の戦い》，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