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上午9时，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成一农先生做客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名师云讲堂”，在腾讯会议平台上为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中国古代河源探查的再认识——以河源图为中心》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钟翀教授主持，来自全国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206位师生参加了本次报告会。
成一农研究员
成一农教授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我国河源图研究的历史，第二部分对黄河河源图知识的源流与古人对河源的认识过程做了重点分析，第三部则是关于我国长江河源知识的流传与演变。
成一农先生在第一部分报告中指出，由于黄河和河源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特殊的地位，以及在儒家经典《禹贡》中的相关记载，因此中国古代对于黄河源的关注、讨论，甚至实地探查持续不断，由此在历史上，对于河源形成了一些不同的认知。大致可以归纳为“导河积石说”、“河出昆仑及重源伏流说”及“河出星宿海说”三种。
在以往关于河源认知的研究中，尤其在20世纪50、60年代河源探查的时期，基本都认为随着唐代之后对于河源地区的不断探查，那些早期对于河源的错误认知，被逐渐抛弃，“河出星宿海说”日益占据主流，且通过这些实地探查，对于河源的具体所在日益接现代的正确认知。中国古代的各种史学、地理以及宗教文献中都有着大量与黄河河源有关的记载，以往的研究大致认为随着唐代之后对河源的不断探索，对于河源的文本记载以及地图上对河源的描绘逐渐由“错误”走向“正确”。在受到现代科学影响的现代人看来，实地考察是知识可靠性的来源，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判断标准对于中国古人是否适用，尤其是当来源于实地考察的知识与经典以及长期占据主导的传闻发生冲突的时候。
在第二部分报告中，成一农先生梳理了从宋代以来存世的河源图。他指出在宋代地图中，“重源伏流说”实际上占据了主流，或者表现为与“河出昆仑说”或“导河积石说”糅合在一起，其对“伏流”出露处的认识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唐代河源探查的影响。
《华夷图》中对河源的描绘
到了元代，都实对河源进行了考察，对后世对河源的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反映都实河源考察的重要文献《辍耕录》中，作者陶宗仪对“伏流重源说”表示明确反对，但同时期王喜的《河源图略》中，依然坚持传统的河源观点，说明即使都实实地考察之后，对于河源的认识在当时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明代的地图对于河源的表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河源明确或者不明确的标注在了“星宿海”或者“星宿海”大致所在的位置上，但某些地图在河源不远处标绘有“昆仑”；另一类，则表达的是“重源伏流说”，且认为“伏流”出露处就是“星宿海”，但同时或将“河出昆仑说”或将“导河积石说”与此糅合起来。第二类地图在明代占据着主导。
章潢《图书编》中第二幅“河源总图”对河源的描绘
总体而言，从地图来看，宋代之后，在关于“河源”的问题中，“重源伏流说”实际上占据着主流，只是有时明显或者不明显的糅合了“河出昆仑说”或“导河积石说”；而唐代以来对河源的考察并未动摇上述三种说法，尤其是未能动摇“重源伏流说”，而只是在“重源伏流”的框架中，进一步确凿了“伏流”露出地面的位置，而就“重源伏流说”的长期存在而言，“世俗权力”以及构建“国家认同”的需要并不是原因，其本身就是一种长期存在且占据主流的中国古代关于黄河河源的认识。
古人对于“重源伏流”说的坚持，也有着逻辑基础。除了相信一些“经典”著作中的记载是正确的之外，他们实际上也都持有今人所持的“眼见为实“的信念。此外，这些认知还使用了同样为今人所强调的逻辑推理，但在史学发展的今天，传统的认为通过考据或者对于史料的辨析能得到或者接近“史实”的梦想应该放弃了，我们所应做的只是：说服更多的人相信我们所论证的很有可能是史实。
在关于江源问题的讨论中，成一农先生回顾了中国古人对于长江源头究竟为岷江还是金沙江的认识过程，他认为中国古代的“江源”标准，主要为水源的远近和大小，但部分持长江发源“岷山”的学者所持的依据主要是坚持《禹贡》的经典地位，并不以河流的长度、远近为标准。
《六经图》“禹贡随山浚川图”
最后，参加讲座的孙宏年研究员、尹玲玲教授等学者针对讲座中的问题与成一农先生进行了交流，同学们也通过留言的形式积极提问，成先生耐心解答了同学们的问题，本次讲座在愉快的氛围中结束。
撰稿：杨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