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冷战研究的最新经典之作， 展示了如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并取得成功的研究范式和逻辑思维的威力。即把冷战时期美苏基于意识形态和权力争夺的全球冲突与冷战后种种热点问题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与一般研究不同的是，本书不再以美苏为单一论述中心进行考察，而是从包括为过去研究者一般来说所忽视的第三世界的反应和反抗等诸多因素出发，来探索过去是如何以及怎样影响现在的。

《全球冷战》的作者阿恩. 韦斯塔（中文名文安立）是挪威人，本科就读于挪威奥斯陆大学，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博士，1998年开始担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现在是哈佛大学教授。他以其杰出研究成为当代世界冷战国际史研究权威和公认的领袖人物，目前担任国际冷战史研究的最著名杂志《冷战史》的主编。凭借获得学界高度称赞的《全球冷战》，2006年获美国史学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

本书的影响和贡献非常大。众所周知，传统的历史著述主要是政治、军事和外交史，但这种历史书写遭到严峻挑战，社会文化史逐步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贵和显学。一些主张传统历史著述的学者做了很大努力，试图恢复政治、军事和外交史在历史研究中的显赫地位，但迄今未能成功。文安立的努力可能有助于改变这一现象。

作者从冷战概念及其分析入手，认为冷战与南方无关的认识是错误的，相应的，作者认为，过去所产生的主要由美国学者撰述或受美国学者影响产生的汗牛充栋般的冷战著作，力图否认第三世界内部的革命和激进运动内部性，而把这些革命和运动都看做是苏联挑动或支持的结果。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冷战研究的多样性和具体独特性。基于此，作者突破既有研究范式，把第三世界国家作为研究的中心和焦点之一，改变以往冷战研究以遏制为主线的单一视角，在从美苏在第三世界的干涉出发、揭示美苏冷战全方位的争夺与第三世界形成关系的同时，更多关注第三世界对美苏干涉的反应与反抗。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真正揭示和触及到冷战后各种重要的国际政治现象，如国际恐怖主义、民族或部族冲突频发的历史因素。作者之所以能把流行的视角和这一新的视角结合起来，与作者本人独特的历史经历有莫大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作者曾在亚洲和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些地方所亲历的政治和社会变迁，使他深刻认识到，第三世界那些面临美苏干涉而努力捍卫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的人们以及这些国家努力创造一个更公正和平等的社会的人们的所作所为，就其结果来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苏冷战，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第三世界。这样说，并不否认美苏干涉对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的更大塑造作用。因此，如作者所言，他不可能写出一本只从超级大国视角出发的关于第三世界的冷战的书。

立论和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辅之以研究资料和研究视野的扩大。作者以多国档案的广泛收集和恰当利用为基础，引入近年来冷战研究的国际史研究方法，真正从全球或国际视野出发，将冷战置于西方全球扩张的长期历史进程之中，探讨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及其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叙事精彩宏大，努力跨越历史与现实分割，把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把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种跨越了不同学科和知识边界的研究方法，弥补了不同学科对同一研究主题各说各话的缺陷。

从观点上看，提出许多值得深思的新主张和新观点。与传统冷战研究从美苏争夺权力出发不一样，作者认为，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深深根植于他们各自政治生活的意识形态，从自己是欧洲现代性继承者的自我认知出发，为证明自己意识形态的普适性，竭力按照自己的设想和主张改造或变革第三世界。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出于一种使命感，而且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家才能担当这种使命，没有他们的介入，第三世界就会在绝望中沉沦。相应的，无论是华盛顿还是莫斯科都固执的相信，他们的目的是控制与进步，而不是征服与剥削。冷战之所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文化、体育、艺术等领域都出现冷战，在相当程度上与这种使命感和出于意识形态的自信有关，对于第三世界的冷战及其残酷性更有解释力。与此相应，作者认为，冷战的最重要方面既非是军事亦非是战略，并且不是以欧洲为中心，而是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相关联。这一认识超越了传统的对冷战重点和目标的认知。这一看法未见得为所有人接受，但对于开拓冷战研究更广泛前景可能更有帮助。

非洲经济发展既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无论是从学术层面还是从现实层面，它都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拉尔夫·奥斯丁的《非洲经济史：内部发展与外部依赖》是一部既全面又凝练、既关注普遍性问题总结又重视特殊个例分析的著作。

该书从作物和牲畜的驯化开始，经前殖民时代和殖民时代，一直讲到独立后的发展探索时代。它首先从大陆的层面对非洲的维持性经济进行了描绘，接着从区域的层面对较早时期西苏丹、东非沿海和西非沿海地区与外部经济体的互动进行了论述，随后又从主题出发对欧洲经济框架中的非洲、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影响和后果进行了分析，最后则对独立后非洲国家的探索努力进行了评价。

该书对非洲经济史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内部的发展和外部的关系，该书认为，从维持生存的角度来说，非洲经济不能说不具有多样性，也不能说不活跃；但如要增长和发展，则必须与外部发生联系，而与外部的联系却难以由非洲方面控制，最终的实际结果是：“在与国际贸易体系更为紧密地结合中，非洲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也同时在不断地下降”。

关于殖民主义和非洲经济，该书认为，非洲之于殖民者发展的意义并没有那么突出，但殖民主义对非洲施加了很多难以摆脱的束缚或者框架，以至于非洲经济发展的长期任务仍只是要摆脱或者驾驭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

关于独立后的发展，作者认为有几个教训：首先，国家指导的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一般都不会成功；其次，小农经济更多时候是发展计划的绊脚石而不是基础；再次，已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偏向欧美的模式能够成功。

该书将非洲经济史视作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发展与风险相连、依附伴随着边缘化。

该书强调，非洲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与国际经济接轨的同时展现了自己在生存和发展经济方面的独特能力，但自主从长远来看是一种消极的选择，它是对边缘化的一种消极响应而不是一种替代，非洲的经济发展仍将有赖于对内外两个环境的利用和调适。

玛丽·普拉特是美国纽约大学西葡语言文学教授，她的这本著作最早出版于1992年，2007年扩充再版，有学者将其誉为继萨义德的《东方学》后，在后殖民研究领域的又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跨学科特性进一步增强了本书的影响力。它涉及文学批评、殖民史、性别研究、博物学和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各个学科都可以从中吸取营养。它还为今天非常流行的跨国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它的贡献首先主要在于借用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概念，例如“文化互化”“接触地带”“反征服”和“自传式人种志”等。这些概念在书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阐释和运用。

这本书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是欧洲对外殖民史中，跟拉美和非洲两地旅行有关的文本。它既包括欧洲人的游记，也有拉美当地人，甚至一些土著人的作品。作者认为，这些旅行书写是产生于文化相互影响的接触地带，无论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欧洲人，还是处于“被观看”“被征服”地位的弱者（包括南非白人、克里奥人、混血人种和土著人），其身份意识、思想观念等都在这个接触地带中发生了互化。这种接触地带的互化又可能进一步双向流动起来，形成输出和再输入的“镜舞”模式。这一模式也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得出的结论颇为相像：与通常认为民族主义发源于欧洲的看法不一样，民族主义是在拉美才最早成形，进而传到欧洲和世界的。

普拉特虽然强调这种双向而非单向的关系，但也并没有忽略接触地带的权力结构。相反，她书中一直在做的事情是批判“帝国之眼”。这是一个关于旅行书写背后意识形态的比喻说法。因为书中所提到的林奈及其学生的博物学著作、亚历山大·洪堡的游记以及特里斯坦的女权著作等看似都是无害的，而且是以科学、美学、女权、感伤甚至是废奴的名义在写作，但它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充当了帝国的“眼睛”，并且参与构建了帝国的意识形态，塑造了欧洲帝国主义的“星球意识”，是一种看似无辜和清白无罪的“反征服”，与外在的帝国征服互为补充。作者还指出，“帝国之眼”是男性霸权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的和欧洲的，被观看者是满足其各种欲望的客体。虽然有一些地方不免显得牵强，但总体来说她的剖析是深刻的和有洞察力的。

难能可贵的是，普拉特注重将各种旅行书写的体裁（包括博物学、幸存文学、感伤体、浪漫体等）与其背后的宏大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就更能让我们理清“帝国之眼”在不同情形下对异域的观看姿态和表述方式：在1735年之前的前林奈时代，是对土著文化的相对尊重；林奈之后的内陆探险时期，是以科学、理性和客观的名义审查、编码异域（包括欧洲自身的落后地区）；18世纪末的帝国危机时期，是感伤和跨种族的情爱主题；拉美独立时代，是洪堡式的浪漫主义；维多利亚时代，是“目光所至我为君”式的俯视；后殖民时代，又流露出了对前殖民地的贬低和嫌弃。历史、“目光”与文本三者在此书中可谓彼此印证，相互彰显。

当然，本书读起来绝不轻松，甚至有些“烧脑”，但的确是很值得花时间去细心品味、领悟的。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一本译作是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C. Grew）的：《使日十年》，这本著作节选的是格鲁在1932-1942年这十年间在日本的日记。作为一名服务外交系统长达39年的资深外交官，格鲁习惯于把当天的情报、观感和想法记录下来，因此我们可以把这本书当作观察战前和二战期间日本政界和社会变动的一把钥匙。

格鲁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04年在美国驻开罗领事馆开始外交官生涯，1918年格鲁成为美国国务院西欧司的负责人，作为美方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1932年，东亚局势业已陷入危险的局面，战争的阴云密布，日本社会内部开始日益疯狂，政治刺杀不断，对外进行侵略和扩张，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并试图退出国际联盟，主宰亚洲乃至西太平洋。在这样的局面下，美国需要派出最优秀的外交官以求力挽狂澜。在这样的背景下，格鲁走马上任。格鲁不仅是一名外交履历非常丰富的外交官，也是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他的夫人爱丽丝·佩里·格鲁是历史上著名的打开日本国门的海军将领马修·佩里将军的孙女。格鲁在担任驻日本大使期间，主张对日绥靖。格鲁在结束日本的工作后返回美国国务院，他于1944年出任远东司司长，在制定对日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外交官的加入，带来的主要影响是在对日政策的制定上更加审慎和保守。格鲁对美国总统杜鲁门说，对于日本人而言，无条件投降的最大障碍便是天皇和天皇制的问题。沃尔特·麦克杜格尔在其著作《激荡太平洋》（Walter A. McDougall，Let the Sea Make a Noise）一书中认为格鲁作为一位老派的具有贵族气质的外交官，深爱日本文化，对日本怀有善意。格鲁不仅是国务院“日本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私人秘书罗伯特·费尔里（Robert A. Fearey）也是战后对日改造问题重要的政策设计者之一。

而《使日十年》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格鲁对日思想的发展脉络，这本书涉及的日记和公私文件提供了接近外交现场的第一手资料，披露了美日在各个领域惊人斗争的内情，特别是在日本操纵“伪满洲国”的问题上记述非常详尽，展现了日本走向太平洋战争的全过程。最新版的《使日十年》由上海图书馆的沙青青老师根据1944年的英译本译出，增加了丰富的注释帮助读者进行阅读。

大家好！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作品《疾病的隐喻》，该书中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首版于2003年。译者程巍研究员在卷首语说，翻译此书之际正值非典疫情肆虐北京，该书为他“观察流行性传染病的社会层面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视角”。十七年过去了，新冠疫情不期而至。我此时向大家推荐这本书，一方面是希望我们也能多一个视角观察新冠疫情的社会层面，另一方面是希望我们能以新冠疫情为契机，反思疾病的隐喻如何因应不同文化语境而产生变体，审视不同社会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所彰显的文化差异。

《疾病的隐喻》一书由两篇文章组成。第一篇《作为隐喻的疾病》最早于1978年连载于《纽约书评》。当时桑塔格确诊患有乳腺癌已经三年了，也正是她的抗癌经历让她意识到疾病会被用来承载文化与道德意义。桑塔格的这篇文章打通了文本与现实，聚焦于肺结核和癌症，细致批判了这两种疾病被赋予的政治、道德、文化乃至美学意涵。第二篇《艾滋病及其隐喻》发表于1989年，当时桑塔格的乳腺癌已经治愈，美国社会也不再对癌症讳莫如深，癌症的部分隐喻被剥离，艾滋病成为新的隐喻载体。为此，桑塔格在该文中剖析了人们赋予艾滋病的意象，揭示出一种新的社会偏见和社会歧视正在形成。

依桑塔格之见，当人们把结核病看作是一种浪漫病、把癌症看作是一种压抑病、把艾滋病看作是男同性恋病的时候，那就不是在谈论疾病本身，而是在把疾病当作隐喻来进行道德批判、社会批判、社会歧视乃至社会压迫，疾病于是成为了判断道德价值与美学价值的工具。桑塔格做出这样的探讨，目的是为了让疾病恢复为疾病本身，平息人们对疾病的想象。根据她的观察，除了结核病、癌症和艾滋病之外，瘟疫、梅毒、霍乱、麻风病等也曾在历史上成为隐喻的意象。一般来说，疾病的病因越是神秘、越是多样、越是难以解释，它被当作隐喻使用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就越容易用于描绘那些在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人们感觉“不正常”的事物，传达人们对社会失序、混乱、失常的恐惧与焦虑。

作为知识分子，桑塔格从来都不固守在象牙塔中，她的笔锋触及过《伊利亚特》、《奥德赛》，讨论过修昔底德、柏拉图，分析过薄伽丘、马基雅维利、莎士比亚、霍布斯，也穿透过十八、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与资本主义论述，她的视角最终定格于二十世纪，她本人于2004年底辞世。桑塔格的创作一直都紧跟社会的发展，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她的批评巨细靡遗，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不论问题出自社会内部还是外部，她的言语都犀利、尖锐又直白，独特的视角每每令人惊叹。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看待世界的视角，有些是个体有意识养成的，有些是集体无意识造就的。历史现实就像一间黑暗的屋子，我们的眼光扫到哪里，哪里的风景就出现在我们眼前。没有人能够跳出这间屋子，一眼纵观全局，看透所有细枝末节。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眼光去审视周遭，那么我们就有可能画出一个尽可能完整的全息影象。但是像桑塔格这样有独立视角的人终归还是少数。因此，虽然她致力于剥离社会附加于疾病之上的意义，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对疾病的讨论总是停留在某种隐喻层面。

二十世纪以来，所谓西方化、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让我们不知不觉就侵染并服膺于桑塔格《疾病的隐喻》所分析的文化语境，我们原本用以审视疾病的眼光屡屡受到批判、搁置乃至抛弃。长此以往，这种位置与眼光的背离无疑会剥夺我们原有的审美趣味，也会让这个世界变得单一。以肺结核为例，我们当然可以随着桑塔格的视线来关注张爱玲《花凋》里川嫦的浪漫与热情，但如果我们不止步于此，以得了肺痨的川嫦为线索，去勾连曹雪芹《红楼梦》的林黛玉、张爱玲《雷峰塔》的沈陵、鲁迅《药》的华小栓、王蒙《青春万岁》的苏君，那么，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文化语境的肺痨另有桑塔格分析之外的喻义，而且它的每一个变体都激荡着特定时期的历史现实。

桑塔格坚称，所有的人，不论职业是什么，都对社会负有责任。她说，“这种责任甚至不是社会的责任，而是道德的责任。我有一种道德感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作家，而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如果此刻桑塔格还活着，那么面对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面对新冠病毒掀开的社会百态，我想，她很可能也会对东西方不同社会正在赋予新冠病毒的隐喻别有一番议论。可惜，她的评论我们听不到了。我很期待，我们也能有一个犀利如桑塔格的批评家，用新的眼光来审视这场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