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初春，中国14亿人民都在抗击新冠肺炎病毒。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可以说70年来所仅见。这里，我向各位推荐彭善民教授的著作《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2003年非典肆虐中华大地，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史研究刚刚起步，我遂与彭善民博士生商议，确定博士学位论文以近代上海公共卫生制度的起源、建立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公共卫生与上海都市文明（1898-1949）》共有6章。第1章，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缘起；第2章，租界公共卫生管理的制度化；第3章，华界公共卫生管理及变迁；第4章，公共卫生的战时困顿与战后重建；第5章，公共卫生与都市社会之互动；第6章，共建文明都市：公共卫生运营的市场化实践。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公共卫生意识的萌芽不能说不早。但作为一种预防疾病、促进市民健康的系统的公共卫生制度，还是近代西风冲击、西学东渐的产物。上海作为西学东渐的桥头堡，其公共卫生制度的生成可谓中国城市近代化的一个缩影。1843年上海开埠后，开始步入都市化的征程。经济发展，人口积聚，都市环境生态变迁，在有限的都市空间内，公共卫生日益上升为有碍公众健康、损害城市形象、危及城市安全的公共问题。在上海都市化进程中，租界行政当局基于公共健康、安全的需要，率先在租界区域实现了公共卫生管理的常规化，渐次将西方的公共卫生制度移至上海，并具有上海特色，这给华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租界公共卫生意识与实践，对华界产生了示范效应，但其殖民色彩却刺激了华界政府与民众的民族意识，客观上推动了华界公共卫生的起步和整个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遗憾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近代上海公共卫生陷入困顿。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管理，更是少不了社会力量的参与。近代上海社会力量活跃，各类社团竞相参与政府发起的抗疫斗争、卫生运动，且独立组织广泛的公共卫生宣传和时疫救治，弥补了政府管理的不足。公共卫生引发了国家与社会的深层互动：卫生规则有力地规范了市民的日常生活行为，培养了市民的卫生、文明意识；而市民卫生意识的觉醒又促使其广泛地参与到公共卫生领域的各项实践。这种较为良性的互动，促进了上海早期市民社会的形成，推动了上海都市文明的进程。

作者对上海近代的公共卫生历史进行了条分缕析地、原创性研究。这本力作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首次对上海近代的公共卫生进行了条分缕析地梳理。涉及到诸多方面，如西医东渐、公共卫生制度的萌芽、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卫生观念的变迁、慈善与时疫救治等。作者考察了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社会互动，重点考察了民间社团组织在近代上海城市公共卫生事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进一步指出了民间社团组织与政府当局在公共卫生事业上的合作关系。这对近代上海市民社会的深入讨论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二，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观点，如作者从都市化需求、租界与华界的冲突与合作角度分析了近代上海城市公共卫生产生和发展的动力。指出租界的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催发了华界公共卫生事业，某种程度上使得上海公共卫生的近代化又是一个民族意识自觉的进程。作者指出：“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变迁，是租界卫生示范刺激和都市自身发展需要的产物，是国家和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文明意识觉醒的一个侧影。”“公共卫生引发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社会力量在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并显示了制度于双方互动的重要意义。”“国家与社会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互动，促进了近代上海的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上海都市文明的进程。”，这些观点令人深思。

第三，该著史料扎实，论据充足，视角新颖，单列章节考察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事业中的市场化实践，对主流史学视界之外的公厕管理、垃圾处理等领域进行了初步研究，不失新意，而且对当代的公共事业建设不无启示。

第四，该著立足于丰富的档案资料和近代报刊杂志之上，资料功夫扎实。作者不仅查阅了大量的卫生部门的档案，而且对与之相关的警务处、同业公会、同乡会等组织的档案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搜集。

推荐各位重点阅读如西医东渐、公共卫生制度的萌芽、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卫生观念的变迁、慈善与时疫救治等。第四章有“有价之水”、“厕所的公与私”、“垃圾、粪秽处理”三个个案，作者的这些研究，颇具新意。城市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制度非常重要，有了制度，市民就要遵守，长期下来就形成了市民的素养，张文宏医生很自豪说上海人守规矩，我们可以从历史中获取前人的智慧和启发。

彭善民博士著作要出版时，我写一篇序言叫作《鉴往知来 和谐发展》。序言的最后我是这样写的：

正如作者所言，近代上海公共卫生，已是世界公共卫生体系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变迁与都市的发展息息相关。既是都市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都市文明的象征和体现。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日，我们更加感受到这种关联，2003年中国的“非典”和近年的“禽流感”，已警示人类，如果我们忽视公共卫生制度的建设，将有可能重蹈“黑死病”、“大流感”这样的覆辙。

如何进一步完善城市的公共卫生体系，我们能够从本书中获取前人的智慧和启发。

在17年后再读这些文字，在新冠肺炎正在肆虐数十个国家的时刻，颇有许多感慨。一个月前，上海图书馆邀请我为抗疫题词，我写了以下这句话，并希望与读者诸君共勉：

建设一个公开、透明、可问责的文明型政府，建设一个文明、和谐、有良知的友好型社会，任重而道远。

上海社科院张炼红老师写的一本专著《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许多年前我就读过，当时印象就很好，最近出了修订本，我又买了打算重读。这里，慎重推荐给同学。

从“细腻革命”角度切入分析，是她论著展开的基本思路，也是体现她著作的一种张力。

虽然这一关键词可能是受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漫长的革命》影响，就像她在书中多次用到了雷蒙德颇具创造性的研究范畴“感觉结构”，但她对《梁祝》、《白蛇传》、《秦香莲》、《李慧娘》、《穆桂英》乃至《芦荡火种》等十余种戏曲改造相关材料所作的扎实梳理以及由此展辩证论述，使得她研究凸显了考证和论述结合、亦考亦论的鲜明特色。

不同于一般钻故纸堆的史实考证，张炼红所谓的“考证”，有着对生活本源（原）的真诚而不懈的追溯，这种追溯，显然已经超越了对数十年来历史事实的收集、爬梳和整理归类（尽管她在这方面下的功夫相当深厚）的意义，而更像是对源于人的日常生活感受和价值观念的直接触摸。这样的感受和观念，与她本人经验息息相关。她曾坦言，自己作为一个戏迷，平时接触的，已经是新中国戏改后的样态，欣赏趣味受这些戏曲样态的熏陶，变得日久生情，也十分自然。这样，以此回顾历史，就有了从她已经认同的感觉结构来向世界的纵深处和内心的幽深处双向探究的不同意义。即便是对外在世界的早年戏曲史料一般梳理，内在于其中的那个“我”，始终挥之不去，现场赏戏才有的真切感，会不时从她的笔端鲜活冒出来，把读者也拉到戏中。

当然，立足于真切感受的鲜活和灵动，不但给了似乎是刻板、枯燥的考据工作注入了勃勃生气。同样重要的是，她的论述也保持着对概念的开放心态，或者说，当她需要借助概念或更抽象的思考范畴来对真切感受及其过程加以探究时，她习惯于让相对立的概念或范畴并置出现，就如同各章的标题大多有“与”这样的连接词来明示给读者。这里的“与”，主要不在显示一种非此即彼的两分式思维，而更像她乐意论述的，是一种“多元一体”的“共生关系”。

进一步看，当思考的范畴被充分展开后，那些无法被范畴归化的“野性”的原始素材，在她的频频回头细想中，也若隐若现。呈现出的未被概念驯服的越轨的“野性”，伴随着已经配对出现的概念组合后，就把那种习惯上的人情与阶级、政治与伦理、革命与妥协、迷信与科学等二元对立的均衡关系打破了。我们的阅读更像是遭遇了思考的“三角关系”，能在概念矛盾和裂缝中，发现文化的另一种可能。这不仅仅是指概念矛盾开裂处若隐若现显露的“野性”的暧昧，也是指矛盾的概念因无法绝对割裂而呈现的交集地带，就像我们一方面会把《梁祝》的化蝶看作是对现存秩序与自己肉身的拒绝、是一种浪漫想象，另一方面，这种毅然决然的崇高想象，也会因佛教轮回思想的渗透而多少有些被冲淡，而《三关排宴》中，国家政治与家庭伦理的尖锐冲突，似乎都在同样忽视乃至抹煞个人立场中，得以稍稍化解共同体内部的彼此对立。

作者把新中国的戏曲改造标出“历炼精魂”的主旨，似乎启示了我们，来自唐代诗人诗句“三生石畔旧精魂”，体现的是“此身虽异性长存”，不但有肉身与精魂的革命性裂变（虽异），也有在“性长存”的想象中，所发生的哲学意义的“佛性”、政治伦理意义的“德性”和心灵意义的“情性”等等的潜在差异。这种包含的复杂性，所能细化出的多样性，大概是作者之所以称戏曲改造为“细腻革命”的理由之一吧？

最后我要说一句不和谐的话，几年前就借了这本书老版的一位其它专业的研究生，到现在还没还我，早知道她书借几年都不还的，我当初应该买两本的。不过还好，现在终于出了修订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