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之后，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写道，鸦片战争的后果之一，即是“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最早代表中国去和英国进行外交接触的，就是郭嵩焘。

1875年，英国驻华使馆的翻译马嘉理（A. R. Margary）在云南被杀，引起英方不满，清廷派人赴英“通好谢罪”，最后慈禧决定派郭嵩焘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郭嵩焘提倡学习西方，在当时引起许多人的反对，处境艰难。有前辈好友在他出使前给他卜了一卦，结果是“大凶”。（郭嵩焘著，钟叔河、杨坚整理：《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2008年，第2页）但他在“浩叹”之后还是毅然前行了。

郭嵩焘去英国路上花了五十天，他把这五十天的日记整理好钞寄给总理衙门，后以《使西纪程》为名刻板印行。但这部只有两万多字的日记，却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最终朝廷下令毁板。

后来郭嵩焘就不再上报日记，但他把在国外的见闻，尤其是有助于中国学习的方面，事无巨细都记录了下来。他在英国一共两年，共写了五十多万字日记。

从细节上说，郭嵩焘记录了在英国的种种生活趣闻，看马戏、看幻灯片、参加舞会、听音乐会等，留下了许多的惊叹和感慨。他在日记使用中文标注英语，比如说舍色斯毕尔（即Shakespeare莎士比亚）、阿思服（Oxford牛津）、铿博德基（Cambridge剑桥）、盘喀阿甫英兰（Bank of England英格兰银行）、明拍阿甫拍来森科非尔敏得（Member of present government现任政府官员），这些词语有成百上千个，若不是编校者做了注释，恐怕我们现在很难读懂。

我的关注点之一是他对于西方艺术的观感，他记录了许多对于西方绘画、音乐、雕塑、建筑、照相及美术教育等方面的见闻和看法，这对于我们研究中西艺术交流，很有参照价值。有趣的是，和他同时出使并担任副使的刘锡鸿，恰恰是攻击郭嵩焘最厉害的人，他曾经举报郭嵩焘在英国有三大罪状，其中之一是“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驻美使馆档案·陈兰彬任》光绪四年十一月初六日《郭嵩焘来咨副；附粘片》，转自钟叔河：《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就是说郭嵩焘在白金瀚宫听音乐会，屡次取阅音乐会的节目单来看，效仿洋人，有失尊严。且不说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理由，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郭嵩焘对于西方艺术的关切。

郭嵩焘在日记中记录了英国的民主制度、经济思想、科学技术、风土人情等，更为重要的是，他看到了英国以及西方强大的根基在于教育和人才。他受理雅各之邀去牛津大学参观两天，就记录了四千多字的日记。他痛感中国无好的政治制度，无人才，社会中弥漫着排外的民族主义，不图自强。

日记的整理者钟叔河先生称郭嵩焘为“从中国到欧洲系统考察西方文化历史的第一人，也是对中西哲学思想和政治伦理观念进行比较研究的第一人”（钟叔河：《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日记整理本第39页），也是“首倡学习西方的士大夫”（日记整理本第65页）。这些评价都当之无愧。

郭嵩焘辞掉驻英使臣归国后，仍旧受到排斥，他回到老家湖南，地方官竟然不让他坐船，士绅攻击他“勾通洋人”。但郭嵩焘也是有知音的，他在英国时，在使馆接见了几位清廷所派的留学生，交往之中，发现与一位青年的谈话“最畅”，认为“其言多可听者”，后来他和这位青年经常交流，“往往日夜不休”。这位青年就是严复。

文化间的理解，受到本文化的“前理解”的影响，“前理解”包含了文化传统、政治利益、大众认知等诸多因素。在主流观念之外，寻求独立的观点，是十分难得的，正是这些独立和清醒的头脑，保持自由的思考，独立的人格，才能推动社会整体的观念转型。在号称全球化时代的今日，重读郭嵩焘，也是会给我们很多启示的。

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次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以色列学者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出版，林俊宏翻译。

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历史著作，作者赫拉利是一位年轻的历史学家，所以他也用年轻人的视角来重新看待人类从原始人阶段逐渐走向现代的漫长历程。和很多读者的看法一样，我对这本书的第一印象就是“有趣”。作者用趣味盎然的语言和生动的想象，向我们讲述人类的历史。举一个例子，他讲到现代人的祖先——智人在经历“认知革命”后语言系统发达起来，能够交流复杂的信息，他把这种情况比作现代人喜欢讲别人的是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八卦”，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八卦理论，认为7万年前，智人发展出新的语言技能，让他们能够八卦达数小时之久，于是他们就能明确地了解部落里的情况，部落的规模能够扩大，智人也能发展出更复杂的合作形式。用这种方式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诞生，当然会让读者产生继续读下去的兴趣。

除了有趣之外，这本书另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作者能够深入浅出地将生物学、人类学、文化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融化在他对基本史实的叙述中，并常常穿插我们所熟悉的当代社会的相关事件、案例，形成相互对照，由此形成的很多看法都富有启发性。他谈到古代国家、城邦的建立和维系，都依赖于虚构的神话故事；通过这一事实，作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秩序是在集体想象中建构起来的，人们相信某种秩序，是因为相信它可以打造更美好的社会。他又进一步地谈到这种想象所建构的秩序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如埃及法老建造金字塔、现代人出国旅游，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于被想象建构起来的生活秩序。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显示出作者对人类社会一系列问题的密切关注，而这也是《人类简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比如，作者在书中一再流露出对人类命运的隐忧。他在全书的最后一部分写到基因工程对人类的改良，认为这种改造是极为危险的，既有可能成为小部分人的“专利”而加剧社会分化，又会带来人类本质的改变，宣告智人历史的终结。特别引起我关注的是，在这本书里，作者表达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通过考古学证据，他发现生物物种第一波的灭绝浪潮是由于人类采集食物而造成的扩张，第二波灭绝浪潮则来自人类的农业革命，而第三波灭绝浪潮是由工业活动所造成的物种灭绝。所以，作者向读者发出了这样的警示：“早在工业革命之前，智人就是造成最多动植物绝种的元凶，人类可以说坐上了生物学有史以来最致命物种的宝座。……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已经害死了多少物种，就会更积极地保护那些现在还幸存的物种。”我想，在现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这段话应该是更能引起我们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