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苏智良
“我希望在上海慰安所旧址，建成世界第一个慰安妇纪念馆。”这是“慰安妇”研究学者苏智良教授的梦想。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在日本听说“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从此开始了调查研究。苏智良发现，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受难最深，而且最沉默。他走访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发现，日军“慰安所”几乎遍及当年被侵略的地方。为此他写过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慰安妇研究》，2005年第一次详细公布了上海市149处慰安所旧址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苏智良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武汉的袁竹林老人。“1998年我第一次在多伦多遇到她，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的《烟花三月》写的就是她的故事。”
18岁那年，袁竹林被骗到“鄂城慰安所”，成为日军性奴。其间，她逃跑未遂惨遭毒打，身心饱受重创，失去生育能力。而她唯一的女儿也在此期间去世。全国解放后，袁竹林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历政治运动，她都背负着日本军妓、汉奸、间谍的罪名。只有一个廖姓青年真心爱她。解放前夕，两人冲破世俗偏见走到一起。可是仅过了几年日子，两人就因故天各一方。
刚认识袁竹林那会儿，苏智良曾到武汉袁竹林的家里去拜访过她，当时袁竹林住在鄱阳街一间10平米大的老房子里，“厨房、煤气，卫生间还都是公用的。”在侵华时期被迫充当“慰安妇”的20多万中国妇女中，能够活下来并愿意站出来控诉的，袁竹林是仅有的几位之一。
苏智良说，当时在江汉路的璇宫饭店里采访袁竹林，“‘慰安妇’的屈辱，笼罩她一生。”她唯一的心愿就是找到廖姓青年。然而，奇迹般的找到廖姓青年后，他已另成家。“他们最后吃了一顿晚饭，从此各有各的生活。”
最后一次见到袁竹林是在2005年的武汉，“之后那一年的春节（2006年）她是到广东的养女家过的。”年后不久，袁竹林在广东去世。
与袁竹林有同样遭遇的人，大都不愿说出自己的经历，她们担心身份公开后受到歧视。这也是苏智良在采访中遇到的最大阻力。H大娘（暂称）就是这样的例子。在给H大娘做采访的时候，苏智良是在幕后听她讲故事的，“她的孙女一早就被打发出去了。”
H大娘是朝鲜人，上世纪40年代被骗到武汉充当日军性奴，那时她才12岁。抗日结束后，因为觉得羞耻一直不敢回家，H大娘的后半生都在武汉度过。她曾获得过武汉劳动模范，还被作为优秀侨民代表回过平壤。2000年，其到上海准备与苏智良一起到东京去控诉。
“在上海住的那晚，我们一起吃饭。我知道她喜欢吃辣，就给她点了一份泡菜。当下她吃得老泪纵横。”苏智良说。像H大娘这样的朝鲜籍“慰安妇”在武汉抗战结束后，曾有40多个存活下来。“她们当时住在汉阳，H大娘发现一个朝鲜姐妹就记下一个，像是金大娘，易大娘，找到之后她们一个月碰一次，一起做朝鲜菜，唱朝鲜的歌。”至今，仍然在世的只有H大娘。
时空转换，荒谬辛酸。因在“二战”中遭受长期残酷的摧残，她们绝大多数都丧失了生育能力。普遍有慢性病，如神经痛、哮喘、妇科病等，生活窘迫。有些后来慢慢好转了，但是那种伤痛一辈子都无法抹平。
到现在，苏智良的调查还在继续。在参加本次论坛的同时，他的两个研究生正在海南调查“慰安妇”幸存者的生存状况。“她们的境遇普遍都不是很好，我们希望可以给她们提供一些援助。她们也是受害者。”
2005年7月，苏智良来武汉探望袁竹林老人。
“我希望在上海慰安所旧址，建成世界第一个慰安妇纪念馆。”这是“慰安妇”研究学者苏智良教授的梦想。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在日本听说“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从此开始了调查研究。苏智良发现，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受难最深，而且最沉默。他走访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发现，日军“慰安所”几乎遍及当年被侵略的地方。为此他写过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慰安妇研究》，2005年第一次详细公布了上海市149处慰安所旧址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苏智良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武汉的袁竹林老人。“1998年我第一次在多伦多遇到她，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的《烟花三月》写的就是她的故事。”
18岁那年，袁竹林被骗到“鄂城慰安所”，成为日军性奴。其间，她逃跑未遂惨遭毒打，身心饱受重创，失去生育能力。而她唯一的女儿也在此期间去世。全国解放后，袁竹林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历政治运动，她都背负着日本军妓、汉奸、间谍的罪名。只有一个廖姓青年真心爱她。解放前夕，两人冲破世俗偏见走到一起。可是仅过了几年日子，两人就因故天各一方。
刚认识袁竹林那会儿，苏智良曾到武汉袁竹林的家里去拜访过她，当时袁竹林住在鄱阳街一间10平米大的老房子里，“厨房、煤气，卫生间还都是公用的。”在侵华时期被迫充当“慰安妇”的20多万中国妇女中，能够活下来并愿意站出来控诉的，袁竹林是仅有的几位之一。
苏智良说，当时在江汉路的璇宫饭店里采访袁竹林，“‘慰安妇’的屈辱，笼罩她一生。”她唯一的心愿就是找到廖姓青年。然而，奇迹般的找到廖姓青年后，他已另成家。“他们最后吃了一顿晚饭，从此各有各的生活。”
最后一次见到袁竹林是在2005年的武汉，“之后那一年的春节（2006年）她是到广东的养女家过的。”年后不久，袁竹林在广东去世。
与袁竹林有同样遭遇的人，大都不愿说出自己的经历，她们担心身份公开后受到歧视。这也是苏智良在采访中遇到的最大阻力。H大娘（暂称）就是这样的例子。在给H大娘做采访的时候，苏智良是在幕后听她讲故事的，“她的孙女一早就被打发出去了。”
H大娘是朝鲜人，上世纪40年代被骗到武汉充当日军性奴，那时她才12岁。抗日结束后，因为觉得羞耻一直不敢回家，H大娘的后半生都在武汉度过。她曾获得过武汉劳动模范，还被作为优秀侨民代表回过平壤。2000年，其到上海准备与苏智良一起到东京去控诉。
“在上海住的那晚，我们一起吃饭。我知道她喜欢吃辣，就给她点了一份泡菜。当下她吃得老泪纵横。”苏智良说。像H大娘这样的朝鲜籍“慰安妇”在武汉抗战结束后，曾有40多个存活下来。“她们当时住在汉阳，H大娘发现一个朝鲜姐妹就记下一个，像是金大娘，易大娘，找到之后她们一个月碰一次，一起做朝鲜菜，唱朝鲜的歌。”至今，仍然在世的只有H大娘。
时空转换，荒谬辛酸。因在“二战”中遭受长期残酷的摧残，她们绝大多数都丧失了生育能力。普遍有慢性病，如神经痛、哮喘、妇科病等，生活窘迫。有些后来慢慢好转了，但是那种伤痛一辈子都无法抹平。
到现在，苏智良的调查还在继续。在参加本次论坛的同时，他的两个研究生正在海南调查“慰安妇”幸存者的生存状况。“她们的境遇普遍都不是很好，我们希望可以给她们提供一些援助。她们也是受害者。”
2005年7月，苏智良来武汉探望袁竹林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