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在龙华医院接受记者采访。今年96岁的他虽长时间卧床休养，但仍仪容得体、思维敏捷，乐于与年轻人交流学习。
《九十感怀》
颠扑生涯九十秋，
依稀往事忆从头。
常惊敌寇来空袭，
每数工薪便发愁。
收拾金瓯今胜昔，
折腾岁月喜还忧。
阴霾扫尽千帆过，
万里鹏程庆自由。
——张斌作于90岁
早报记者 朱凡
张斌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汉语语言学家，1920年1月出生于湖南长沙。2013年6月21日上午，93岁的张斌在他任教了整整一个甲子的上海师范大学上了最后一堂博士生课，告别了他热爱并奉献一生的三尺讲台，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更新更好的东西可以传授给学生了。
张斌被誉为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之一，从1986年就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几十年间培养了大量优秀语言学人才。除了在教学上的贡献，张斌在汉语语法研究领域也有丰硕建树。自上世纪50年代起，在汉语语法研究的每一阶段都有重要创见。其间，他与胡裕树先生长达50年共同研究的学术友谊亦是语法学界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
11月17日，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会颁给学者张斌等4人。在颁奖前，早报记者前往龙华医院住院部的病房拜访了这位已逾鲐背之年的语言学大家。由于去年意外地骨折了，过去的一年半里，他都在医院卧床休养，目前尽管已无大碍，但因年事已高，仍不能站立行走。不过，轮椅上的张斌先生仪容得体，气定神闲，谈话之间思维依旧敏捷，缜密逻辑和智性光芒时时显现其中。
“不断地走到教学中
碰到困难解决问题”
张斌毕业于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当被问及为何会走上汉语语法研究的道路时，张斌说这跟他大学毕业后做语文教师和编辑的职业需要有关，“这两方面的工作对我提出一种要求，就是对于文字方面的准确。做老师的时候，给学生批改作文，做编辑的时候，看稿子要改动，我都要说明理由。”
在工作中遇到语文问题，与人商量又不得要领，张斌于是找来语法著作自己学习钻研。最先读到的是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觉得大开眼界。1946年在上海《观察周刊》工作时，他开始发表一些语法方面的短文，受到了各方面的鼓励，兴趣更加高涨，从此投身于汉语语法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一书中，张斌在自我介绍中写到，他从高中开始就喜爱文学，还写过散文，主编过小型文学杂志。周围的人一度认定他的兴趣在文学方面。他还喜欢下围棋，从观棋到亲自对弈的过程中，他体会到：“兴趣有两种，一种是欣赏者的乐趣，一种是参与者的乐趣。前者是浅层的，往往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后者是深层的，它促使人不断克服困难，执著追求。”他对文学的兴趣属于前者，对语言学的兴趣才是深刻而长久的。
张斌的这次获奖距离《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1997年）的出版已经过去了整整19年。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能60年如一日地坚持研究时，张斌说：“我觉得是从克服困难中来的，如果拿一本现成的教材不断地研究下去，就有点无味。不断地走到教学中，不断地碰到困难解决问题，就能够不断坚持。（就像）大家平时打扑克也是在不断克服困难（所以有乐趣）。”
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以1898年《马氏文通》的出版为肇始。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方光焘在上海发起“中国文法革新讨论”，把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引进了汉语语言学界。到了1950年代，汉语语法学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而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论是当时语法学界的一件大事。
1950年代，苏联语言学界认为词类是“词汇·语法范畴”，一些中国的语言学者借鉴了这一观点，认为区分汉语词类时应该采用词义与功能并列的双重标准。在这次大讨论中，一篇署名胡附、文炼的论文——《谈词的分类》——首次明确提出词分类的标准只能是功能，指出苏联当初提出“词汇·语法范畴”本意在于说明词类的性质而不是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尽管观点显然受到了方光焘“广义形态”说和陈望道“功能”说的影响， 但这篇论文理论上的鲜明和分析上的通透令汉语语法学界印象深刻，更被苏联语言学权威刊物《语言学问题》全文译载。
于是，胡附、文炼这两位三十出头的青年语法学者就此成名，他们就是胡裕树和张斌。从1950年代开始，这两位语言学家的学术合作持续了长达半个世纪，成为学界的一桩佳话。
“学无止境
研究不在多而在精”
张斌把自己的90载生涯分成三个阶段：前30年在兵荒马乱中艰难求生；中间30年国家得到解放，但是运动不断，所以忧喜交加；1980年代以来的后30年生活愉快，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做一些语文工作。
1980年代开始，张斌的学术研究进入井喷时期。胡裕树比张斌年长两岁，当时身体已经比较衰弱，因此鼓励张斌在两人的合作之外独立撰写论文阐述语法思想。张斌思想活跃，语感敏锐，善于从国外先进理论中得到启发，运用到汉语语法的研究中。1990年代起，张斌进一步吸收心理学、逻辑学、信息科学等近旁学科的研究成果，用以探索汉语语法分析的新问题。在《中国语文》等重要刊物上他发表了大量观点新鲜的高质量论文，提出了语言信息结构理论等新知识，再次为现代汉语语法带来突破性进展。
2000年开始，张斌以80岁高龄主持编写《现代汉语描写语法》一书，这本大部头的语法专著历时10年才完成。虽然具体章节主要由他的学生后辈们负责撰写，但从开始时的策划、定纲，到初稿、终稿完成后的审阅、修改，张斌都亲力亲为。张斌说，研究不在多而在精，这也是他的笔名“文炼”所包含的写作精神。
之所以能够不断在学术上有新的发现，张斌的秘诀是永远关注国内外最新的理论动向，“我虽然年纪已经这么大了，但我有时间和精力的话还在看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学无止境。新的情况，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是要不断关注的。”
刘慧清1996年进入上海师范大学读博士，跟着张斌和应用语言学教授范开泰学习语法。令她印象深刻的是，92岁高龄的张斌还经常让她帮忙买书，书单上都是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张斌的另一名学生胡建锋也认为，张斌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家和他思想上的开放是分不开的。他举例说，学院经常会请一些有海外研究经历的学者来做讲座，这些学者都是张斌的后辈，但他们吸收了很多国外的研究理念，张斌每次都会和学生一起来听讲座，不仅坐在第一排，还会记笔记，这种虚怀若谷的开放精神令他深受感动。
“儒家风范，如沐春风”
对于作为教师的张斌，学生和同事们最津津乐道的有两件事，一是他从来不迟到，二是他始终坚持站着上课，直到93岁告别讲台之前都是如此。张谊生1992年考上张斌的博士，现在自己也已经是博士生导师，他说：“张先生绝对不会因为自己私人的事情影响学生上课，他觉得上课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说起张斌的教学风格，张谊生说：“张先生注重系统性，他教我的是理论和方法上的东西。有些现象看似很平常，他点出来以后，我就知道背后的问题了。张先生强调要尽量多去查事实、资料，把国外先进的理论都学过来，这方面让我受益终生。”
范开泰对一件往事印象深刻。当时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写了一个小册子，有同伴希望尽快出版，范开泰内心感到还需要打磨，于是决定先请张斌先生看看。结果，张斌看完后把他叫去，劈头就问：“你不缺这几个钱花吧！东西搞得不清不楚，就慌慌张张拿去出版，你将来花十倍一百倍的钱也收不回来！”说完让他拿回去修改。一个月后，范开泰把仔细修改后的版本送给张斌看，张斌看了很高兴，主动要求写序。“这就是前辈学者对年轻学人的爱护！我后来跟张先生说，他的这次批评让我一辈子受用。”几十年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范开泰还是十分感慨。
张斌在学术问题上要求非常严格，私底下却待人极宽厚。不仅是对自己的学生，国内外的后辈学者向他请教问题或请他指点文章，他总是倾囊相授，从不推辞。讨论问题的时候学生可以自由地表达见解，观点有分歧时，张斌也从不强求一致。范开泰说，他们在张先生面前都很放松、愉快，“就是儒家传统，如沐春风。”
■ 对话张斌
早报记者：您从事汉语语法的教学和研究长达6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您有哪些体会？
张斌：所谓研究不过是学习以往的经验，加上自己的理解创造。
第一，读书是最重要的，读什么书还要靠前辈的指导，一定要有目的、有计划地来读，这是我一个想法。在研究上需要得到前辈的指导，前辈都是走过弯路的，他指导你，你就少走一些弯路。
第二，同伴之间的切磋也很重要。我受到很多前辈的指导，也和朋友相互切磋，觉得朋友切磋带来的帮助有些是前辈不能做到的。
早报记者：您对您的学生后辈有什么期望，对后来的语法学者有哪些建议？
张斌：我是很愿意跟年轻人交流的。我很愿意听他们的意见，他们对新鲜事物接受比较快，我觉得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新的东西）也是一种学习。也对他们提出一些我的意见。一代总比一代强，总希望学生超过自己，这是做老师的希望，所以学生在学问上有所贡献，我都是非常鼓励的。
我的学生也会经常来看我，我总想听听他们有了什么新的成就。我自己觉得年纪大了，也要不断地学习，我也对他们讲，学习是终生的，研究的成果是这一段的。
语法，尤其是现代汉语语法，是一个比较小的部门，但是这个部门如果真正要研究的话，研究现代汉语的不能不懂古代汉语，研究汉语的不能不懂国外的，研究语法的描写、实际问题的不能不懂理论。任何一门学科走进那个范围，一定要有广阔的基础才能站得住。
另一方面，理论实践不能偏废，光有实践没有理论，是不容易深入的；但是有理论没有实践就会变成泛泛而谈，理论要有实践的基础。主要就是这两个方面。
早报记者：您现在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张斌：我在医院住了大半年了（注：应该是一年半），住院主要是因为被汽车撞了，骨折了，同时做一些外科的检查，有一些慢性病，但并不是很严重。卧床时间比较长，骨折不能动，但对外面的一些信息（还是有关注），报刊杂志也是经常看的，连续住医院还没有迟钝。
平时经常有一些朋友、学生来看我，我也很欢迎他们来，趁此机会学习，他们也愿意在这个场合提出一些问题交流，这样我的病房生活不是很寂寞，是很热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