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纪人:生的坚强 死的挣扎
发布日期: 2014-10-20 作者: 浏览次数: 550

2014-10-18  来源:解放日报 

王纪人

萧红一生漂泊,命运多舛,年仅31岁就不幸病逝于香港,但她的文学作品却长留于世,并得到了甚高的评价,这正应了诗圣杜甫“文章憎命达”的诗句。电影界对她情有独钟,先后有《萧红》和《黄金时代》两部传记片问世。两部电影各有千秋,比较而言,我更欣赏由许鞍华导演、李樯编剧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的视野更见开阔,把传主萧红的个人命运与一个宏大的时代以及知识分子群体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表现,把观众带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萧红一生虽然短促,却有过离家出走、逃婚、顾此失彼的爱情、革命、流浪的传奇经历,这就为电影的情节展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北京、哈尔滨、青岛、上海、日本、临汾、西安、武汉、重庆、香港等萧红在后12年中先后漂泊过的地方,以及萧红与许多热血青年参与的抗日活动和他们颠沛流离的生活,在电影中都作了相当生动形象的表现。

这样,萧红的一生不再仅仅是她个人的传奇,而是属于有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和时代共同性的传奇。这一传奇象征着我们这个民族曾经的苦难和抗争,知识者对家国命运的担当和对个人自由及人生价值的追求。所以《黄金时代》是以萧红这个特定的历史人物带出了一个时代和一群人,并在时代的大波大浪中塑造了萧红和众多作家的艺术形象。萧红所在的东北作家群、以鲁迅为核心的上海左翼作家群、共赴西北参加抗日活动的作家群,这在第一部萧红传记片中没有得到充分表现或有所疏漏的,在《黄金时代》中都得到了历史性的呈现。

而且可贵的是,那不是历史人物群像走马灯式的展示,而是一种集体性的出场和与传主的精神性交集。在这个前提下,所谓一个女人与四个男人的故事,就不再是绯闻式的商业性卖点,它同样蕴含了一个大时代中特定的男女关系,以及他们梦想的浪漫,对于自由和理想的共同追求,对于爱情自主的执着。在那个时代,萧红固然是特立独行的一位,但她面对的,往往也是一个特立独行各有个性的群体。不同的是,当更多的人为时代的潮流所裹挟时,萧红最后却做了逆向性的选择,坚持个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更愿意找一个地方安静地写作。

在萧红的情史上,电影侧重表现她与包办婚姻中的未婚夫、萧军和端木的关系带来的问题。未婚夫始乱终弃使她陷入了生死绝境;与萧军结合时怀着未婚夫的孩子;与端木结婚时怀着萧军的孩子。应该说萧军、端木对她都是真爱,但后来同样出现了问题。与萧军的分手结束了一个问题,与端木的结合开始了另一个问题。电影更多地站在萧红的角度,对几个男性的不负责任、移情别恋和玩失踪等行为作了不加掩饰的展示,当然,有的也曾经向萧红伸出过重要的援手,尤其是萧军还促使她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电影编导并未刻意地持女性主义的立场,只是对萧红颠沛流离的人生和顾此失彼的爱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萧红的传奇人生颇为曲折多变,某些关节点尚有未解之谜,对同一事件萧红与其他当事人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人们对萧红的评价也言人人殊,凡此都给电影的叙事和言说增加了难度。编导采取了“对镜独白”的创新手法来解决这一叙事学上的难题。即剧中的某个人物可能突然跳出剧情对着镜头说话,直接向银幕外的观众自报家门、交代剧情难以尽述的时空关系,以及对某一事件的不同说法和对传主萧红的不同评价或态度。如白朗和罗烽、舒群、许广平、丁玲、聂绀弩、胡风和梅志、蒋锡金、骆宾基、萧军和端木等等,都有“对镜独白”的叙述,其中许广平热情好客但对萧红频繁造访她与鲁迅的家也不无微词。

这种叙述初看时有点突兀,但多看几次也就适应了。作为剧中人的叙述,既可能有权威性,因为他们曾是萧红历史的见证人;但也可能存在歧义,因为他们可能是同一事件的不同的当事人和名誉攸关者,后者的叙述就类似于罗生门了。这类对镜独白大多出自萧红本人的作品或他人的言论,与电影的内在叙事构成了一个对话性的复合文本。总的看来这一手法在电影叙事学上的探索是成功的,其中“老年萧军”和“老年端木”的“对镜独白”尤其大胆,因为他们已不是这部电影规定情景中的“剧中人”,却仍然在述说着过去的事情且不无矛盾之处,显得耐人寻味。

《黄金时代》作为传记片的最大特色,就是让各人说各人的话,既有萧红自己表述过的萧红,也有同时代文人眼中的萧红,既有史家猜测的萧红,也有电影创作者理解的萧红,总之是一个复合的萧红,是需要观众自己再加整合的萧红,而不是创作者硬塞给观众的一个萧红。这样做可能使萧红形象的轮廓线不够清晰,就如印象派绘画中的人物形象,却也因此更加客观真实。虽然对萧红人们各有各说,但电影给人的总体印象恰恰是: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

萧红短促的一生灿烂而又悲苦。灿烂是因为她通过文学创作让自己的生命之火绽放,悲苦是因为她的确活得很艰难。她时常处在食不果腹的饥饿线上,甚至流落街头。一个孩子送人一个孩子据说生下来就夭折。她还遭遇感情不忠和家暴,以及在逃难途中的背弃。对此,电影都作了生动形象的再现。

1稍有不足的是,电影对她曾经遭受的冷遇和曲解,尚缺少表现。当代萧红的研究者指出,萧红后来更愿意进行无党派的写作,所以她的后期创作偏离了左翼文学的政治化轨道,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个人性、自我化之路,从而招致了左翼阵营的批评和非议。茅盾对她作过辩护,指出:与她在“情调”、“思想”上的缺失相对应的,是她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功。

如果电影能在这方面有所表现,显然更能凸现萧红艰难的历史境遇和后期更高的文学成就。萧红临终前曾经悲愤长叹:“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可见她是死不瞑目的。

毫无疑问,《黄金时代》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文艺大片。它出世于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弥漫已久的影业界和观影界,可谓知难而上。它上映后有可能遭遇连看也看不懂的“白眼冷遇”,从而导致减少上映的场次。如果这样,那就说明中国影业在表面的繁荣下,积疾已深,观众的欣赏水平堪忧。这就需要作深长的反思了。


(王纪人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