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霏:“史学产品”的再生产
发布日期: 2014-01-19 作者: 浏览次数: 930
对“史学产品”日益庞大的需求

在美国,公共历史的出现与史学人才的生存危机息息相关。40年后的今天,这种危机也真真实实地摆在中国社会面前。今天,中国高校历史学专业除了培养具有潜能的史学专门人才,还将培养目标定位在国家机关、文教事业、新闻出版、文博档案等单位所需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但培养目标中历数的各类职业往往视历史专业学生为“鸡肋”——看似什么岗位都能放置,却远达不到胜任的程度。究其原因,史学在诞生之初就是一门“学”甚于“术”的学问。中国历来重视史学的“无用之用”,这种“用”被局限在“资政”等上层建筑领域和“流芳”等文化传承层面,即为“帝王师”、“名山业”,与日常生活的距离巨大。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科的应用性长期被局限在中小学历史教育。这都使得历史专业的学生在就业时,面临来自社会和自我的“双重否定”。
与历史专业学生狭窄的就业面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社会对“史学产品”日益庞大的需求。2006年起,以易中天“品三国”领衔的“百家讲坛”节目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讲坛史学”随之诞生,同时促成了图书出版商对历史类作品的青睐和网络史学作品的井喷;历史文化遗产日益受到关注,在建立博物馆、纪念馆等传统手段之外,一些老建筑被开发成创意产业中心、休闲广场甚至商业地标,将历史、商业与时尚完美地结合起来;在一股股“怀旧”、“致青春”风潮的影响下,一些老商业区、老字号乃至一般社区都开始追忆曾经的辉煌和温馨,那些往事或以文字、图片的形式见诸报端,有些甚至被搬上了话剧舞台和大银幕;越来越多的家庭也开始为家中老人撰写、出版自传。这些“史学产品”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公共历史的成果。显然,今天的中国,历史专业学生的就业难和对历史产品的庞大需求一同催生出一个重要事实——将历史专业知识和社会需求相结合的公共历史,是时候在中国萌芽了。

公共历史的介入和引导

今天的中国,公共历史的外延应该包括将历史知识和研究方法进行实际运用,即生产和应用“史学产品”的各类活动,如个人写史、网络史学撰写与传播、历史遗产保护与利用、历史纪念馆讲解、历史题材影视和纪录片拍摄等。只是在这类活动中,公共历史的引导作用还未被重视,这便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近些年来,一改“帝王将相”方能“著书立传”的传统思维,越来越多的“民间写史”、“个人写史”纷纷问世。这些作品大多以口述、未出版回忆录甚至亲身经历为核心,描绘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历史群像,揭开近现代正史中保存不全或刻意回避的往事,留下了诸多史料。不过,由于这些写手大多来自历史圈外,其作品难免良莠不齐。有些写手只为标新立异而歪曲事实,有些则干脆利用传记向社会宣泄情绪。无独有偶,由于网络为人们提供了获得历史资料的便捷渠道,以往被专业学者垄断的史学观点变得似乎人人皆可表达。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历史事件的看法,甚至一些带有公共性质的话题,如灾害、慈善、福利等敏感话题,都会通过古今对照的形式出现在微博上。不少夺人眼球的话题更是缺乏史学研究的严谨性,带有明显的立场倾向,通过网络平台迅速辐射大众。事实上,无论是“个人写史”还是网络史学本身就是公共历史的鼓励对象,关键是要充分启用有史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知识,坚持真实性又兼顾受众对公共历史人才的需求,让史学为大众服务的同时,不失其本来面目。

关键在人才培养

当下中国社会有三重屏障影响公共历史施展拳脚。首当其冲的是社会对历史学科的固有成见。第二重屏障,即学院史学对公共事务缺乏参与。专业史学研究者往往对“触电”普及历史文化的同行嗤之以鼻,将自身投入到相对封闭的科研中,反过来造成社会大众对历史学科更深的成见。更关键的是,即使专业学者投身到公共历史实践中,解了燃眉之急,现行的学科设置也不足以培养出具备公共历史意识和能力的未来人才。中国的高校历史学科课程设置更适合培养专业研究人才,很少突出知识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今天,中国高校要培养公共历史人才,首先就要调整培养计划,对历史学科人才进行“分流”,培养能够运用学科知识和方法解决其他领域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如果这一点暂难实现,就应建立起“以通史为地基,以各种专题社会史为梁柱,以跨学科知识为屋瓦”的“立体型”课程设置,保证公共历史学人才具备从事公共历史活动的基本能力。比如在培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人才时,高校应充分发挥“学科积聚”的特色,为学生设置选修课和“第二专业”,如考古学、建筑学、环境学、博物馆展览、法律、文物鉴赏等。这方面,国内最早从事公共历史人才培养的香港中文大学就在其“比较及公众史学”硕士课程中如此实践。当然,高校还应积极挖掘人才培养的实践基地,主动与博物馆、档案馆、文保会、社区等建立联系,为学生实践提供场所,并通过公共历史人才的实践活动,加深社会对公共历史的认识和接纳。
仅仅这样并不是全部。如果公共历史人才培养依然停留在面向学历人才,忽视了培养的“开放性”,即向非学历人士、媒体工作者、民间写手开放,那中国公共历史的发展必然是孤立无援、进展缓慢的。(第1393期第5版)
(摘自《社会科学报》2014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