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研究中国“慰安妇”问题二十余年,援助上百名“慰安妇”幸存者 历史学家苏智良:让历史记忆保持唤醒状态
发布日期: 2014-12-12 作者: 浏览次数: 389

 

来源:南方日报 2014年12月12日 第A06版:时局·聚焦 版面头条‘
标题:研究中国“慰安妇”问题二十余年,援助上百名“慰安妇”幸存者——历史学家苏智良:让历史记忆保持唤醒状态




        苏智良的办公室里搁着一摞摞研究“慰安妇”的著作,墙上挂着他标示出的“慰安所”分布示意图。他是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已经研究中国“慰安妇”问题20余年,是国内对“慰安妇”问题研究调查、搜集日军犯罪证据最权威的专家。

        20多年间他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辽宁到云南,寻找每一处存在“慰安所”的地方,找到了100多名“慰安妇”幸存者。他认为,还原历史就是要跟时间赛跑,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我们要明确,‘慰安妇’作为受害者是遭强迫而非自愿。”苏智良不止一次这样说。

        上海发现“慰安所”160多处,1992年3月,36岁的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苏智良在日本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某次学者间交流时一位日本教授向他求证,“日军第一家‘慰安所’在上海”这个说法是否真实,这个问题让苏智良吃了一惊。“我研究上海史也有一段时间了,却从未听说过”!
当时的苏智良暗下决心,要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开始苏智良以为这只是个小课题,没想到一头扎进去20多年出不来。

        那时“慰安妇”问题在国内尚未引起关注,甚至一度出现“中国没有‘慰安妇’”的论调。这让苏智良愤慨,也意识到揭露真相的急迫,他开始钻进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查阅资料,并自费将留学期限延长一年。
一晃十个月过去,苏智良的研究迟迟打不开局面。直到某一天,一张黑白照片闯入他的视野:两座木板房矗立,一个日本军人在身穿和服的女人陪同下正欲走进其中一个房间。配图的文字说明是:“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

        1993年6月,苏智良带着那张照片、几十斤图书资料回到上海,寻找杨家宅“慰安所”是他迫不及待要做的事情。他找来上海地图一查,发现上海东西南北共有几十个叫“杨家宅”的地方,无奈只能逐个调查。
调查持续了大半年,苏智良来到了上海东北角的东沈家宅。他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个老人告诉他,1937年日本兵占领东沈家宅后,开始建造起10来幢木结构的平房,挂起“杨家宅娱乐所”的牌子;还有一位老人说她丈夫当时被日本兵抓去建造这座妓院……

        他从日本带回的图书查证,了解杨家宅娱乐所的创立过程、内部布局、慰安人员、慰安规定等情况,从而彻底证实了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东沈家宅。

        局面蓦然打开,从此苏智良风雨兼程,又陆续发现了“大一沙龙”等设立在上海的160多处“慰安所”。“22年前以为只有几个‘慰安所’,现在的最新数字是164个,这是非常惊人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严密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揭露这种国家犯罪行为的工作会一直持续下去。”苏智良说。

        10个月搜遍20余省

        1997年,苏智良的研究得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的肯定,将“慰安妇”研究作为学校的一个重大课题立项,由苏智良全面负责。苏智良开始设计全国调查的路线图,经过详细研究,初步认定日军在华实行“慰安妇”制度是南京大屠杀后开始的,“大屠杀的六周内,至少两万妇女被强奸”。

        同年8月,苏智良奔赴南京,全国搜索“慰安所”的行动踏出了第一步。第一天,他就在南京鼓楼一带找到一个“慰安所”,然后在白下路312号找到大华“慰安所”、桃源路3号找到共乐馆“慰安所”、利济巷普爱新村找到东云“慰安所”。

        苏智良在南京城找到了20多个日军“慰安所”旧址,“有些还有遗址,全都是日军暴行的证据”。
随后,苏智良还通过对南京留存档案进行搜索,发现日军在南京设立的“慰安所”几乎遍布南京城的大小街巷,数量最低不会少于300所。

        奔波了整整3个月,苏智良几乎走遍了整个江浙,换回的是数百张照片、几百盘口述录音带和大量的文献资料。

        1997年年底,苏智良又背上行囊,开始了第二次征途。这次,苏智良先到广州,然后到湖南的长株潭等地,后转至福建、江西、安徽,再赴西南四省,最后到从湖北、河南到了西北、内蒙古、北京等地。这一次,前后行程达数万公里。

        最令苏智良难忘的是,他在山西和湖北见到了10多名幸存的“慰安妇”,她们向苏智良详细回忆了当年的惨景。有的还领着苏智良,来到她们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做“慰安妇”的土房和窑洞前,悲痛欲绝地哭诉。

        面对她们的哭诉,苏智良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下定决心要把中国“慰安妇”的真相揭开,并昭示于国际社会,让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1998年4月,苏智良又开启第三次搜索,在东北三省找到有记载的“慰安所”400余个。5月,在海南也找到“慰安所”60余所,见到两名幸存的“慰安妇”。

        至此,苏智良足迹遍布20多个省市,搜集资料达几百万字,拍摄照片数千张。期间,他还在云南高黎贡山遭遇翻车事故、在山西盂县遭遇山洪暴发。

        从1998年5月开始,苏智良用了10个月时间完成了30万字的《慰安妇研究》,并自费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该书一经出版,立刻引来国内外的关注。

        1999年,苏智良主持建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聘请了60个调查员和研究员,形成一个网络,展开系统调查,并再次出版了13万字的《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

        期间,苏智良还多次去日本进行演讲,讲述侵华日军对中国妇女犯下的滔天罪行。2000年,东京妇女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朝鲜、韩国、中国、荷兰、菲律宾等国都有参加,苏智良当时是中国代表团团长,“这是空前绝后的,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做这种事”。

        2007年,苏智良主持建立了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并成立了一个清算日本战争责任的国际组织,他是这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老人一个个离开人世

        苏智良常常感慨,做“慰安妇”调查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他难以忘却的一个情景是,在南京一个姓杨的老大娘给他讲述南京大屠杀时,遭到了三个日本兵的强暴,“老大娘当时才7岁。我当时听她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天天都要用尿布’时,泪水就忍不住流下来”。

        “毕竟做的是自己民族女性的受辱史、灾难史,听到她们讲述受害的过程时总是非常压抑。”苏智良说。

        他的电脑里有一个长长的文档,保存着他找到的100多名“慰安妇”幸存者的信息。屏幕上的字体红黑相间,红色代表已经离世,黑色的名字是尚存人间的老人。“一开始有上百人,慢慢到现在只有24名了,看着老人一个个离开,内心非常痛苦。”2000年开始,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对幸存者进行生活援助,以帮助改善老人的生活困境,这让苏智良得到了些许安慰。

        “从学术调查到伸手援助也是一种自然过渡。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曾建立‘亚洲女性国民基金’,宣称援助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但申领前提是必须签字承诺,不再‘纠缠’日本政府。这既是对幸存者的侮辱,也是推卸责任的表现。”苏智良说。

        从刚开始的每人每年1200元,到现在的每人每年5000元,多年下来苏智良团队筹集并援助的金额超过了400万元。除了自己掏腰包之外,许多上海市民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徐修国和曹慧缇这对普通的退休夫妻,多年来一共捐了48万元”。

        苏智良认为,还原历史就是要跟时间赛跑,“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她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平均有86、87岁,三分之一都卧病在床上”。

        苏智良表示,近代史学者无法回避“慰安妇”问题,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当代国际政治的重要课题。

        “我们对‘慰安妇’问题持之不懈的研究,除了揭露日军暴行,让历史记忆保持唤醒状态之外,更是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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