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2014年12月12日 第A06版：时局·聚焦 版面头条‘ 标题：研究中国“慰安妇”问题二十余年，援助上百名“慰安妇”幸存者——历史学家苏智良：让历史记忆保持唤醒状态   苏智良的办公室里搁着一摞摞研究“慰安妇”的著作，墙上挂着他标示出的“慰安所”分布示意图。他是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已经研究中国“慰安妇”问题20余年，是国内对“慰安妇”问题研究调查、搜集日军犯罪证据最权威的专家。 20多年间他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辽宁到云南，寻找每一处存在“慰安所”的地方，找到了100多名“慰安妇”幸存者。他认为，还原历史就是要跟时间赛跑，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 “我们要明确，‘慰安妇’作为受害者是遭强迫而非自愿。”苏智良不止一次这样说。 上海发现“慰安所”160多处，1992年3月，36岁的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苏智良在日本东京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某次学者间交流时一位日本教授向他求证，“日军第一家‘慰安所’在上海”这个说法是否真实，这个问题让苏智良吃了一惊。“我研究上海史也有一段时间了，却从未听说过”！ 当时的苏智良暗下决心，要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开始苏智良以为这只是个小课题，没想到一头扎进去20多年出不来。 那时“慰安妇”问题在国内尚未引起关注，甚至一度出现“中国没有‘慰安妇’”的论调。这让苏智良愤慨，也意识到揭露真相的急迫，他开始钻进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查阅资料，并自费将留学期限延长一年。 一晃十个月过去，苏智良的研究迟迟打不开局面。直到某一天，一张黑白照片闯入他的视野：两座木板房矗立，一个日本军人在身穿和服的女人陪同下正欲走进其中一个房间。配图的文字说明是：“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日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 1993年6月，苏智良带着那张照片、几十斤图书资料回到上海，寻找杨家宅“慰安所”是他迫不及待要做的事情。他找来上海地图一查，发现上海东西南北共有几十个叫“杨家宅”的地方，无奈只能逐个调查。 调查持续了大半年，苏智良来到了上海东北角的东沈家宅。他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一个老人告诉他，1937年日本兵占领东沈家宅后，开始建造起10来幢木结构的平房，挂起“杨家宅娱乐所”的牌子；还有一位老人说她丈夫当时被日本兵抓去建造这座妓院…… 他从日本带回的图书查证，了解杨家宅娱乐所的创立过程、内部布局、慰安人员、慰安规定等情况，从而彻底证实了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东沈家宅。 局面蓦然打开，从此苏智良风雨兼程，又陆续发现了“大一沙龙”等设立在上海的160多处“慰安所”。“22年前以为只有几个‘慰安所’，现在的最新数字是164个，这是非常惊人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严密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揭露这种国家犯罪行为的工作会一直持续下去。”苏智良说。 10个月搜遍20余省 1997年，苏智良的研究得到了上海师范大学的肯定，将“慰安妇”研究作为学校的一个重大课题立项，由苏智良全面负责。苏智良开始设计全国调查的路线图，经过详细研究，初步认定日军在华实行“慰安妇”制度是南京大屠杀后开始的，“大屠杀的六周内，至少两万妇女被强奸”。 同年8月，苏智良奔赴南京，全国搜索“慰安所”的行动踏出了第一步。第一天，他就在南京鼓楼一带找到一个“慰安所”，然后在白下路312号找到大华“慰安所”、桃源路3号找到共乐馆“慰安所”、利济巷普爱新村找到东云“慰安所”。 苏智良在南京城找到了20多个日军“慰安所”旧址，“有些还有遗址，全都是日军暴行的证据”。 随后，苏智良还通过对南京留存档案进行搜索，发现日军在南京设立的“慰安所”几乎遍布南京城的大小街巷，数量最低不会少于300所。 奔波了整整3个月，苏智良几乎走遍了整个江浙，换回的是数百张照片、几百盘口述录音带和大量的文献资料。 1997年年底，苏智良又背上行囊，开始了第二次征途。这次，苏智良先到广州，然后到湖南的长株潭等地，后转至福建、江西、安徽，再赴西南四省，最后到从湖北、河南到了西北、内蒙古、北京等地。这一次，前后行程达数万公里。 最令苏智良难忘的是，他在山西和湖北见到了10多名幸存的“慰安妇”，她们向苏智良详细回忆了当年的惨景。有的还领着苏智良，来到她们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做“慰安妇”的土房和窑洞前，悲痛欲绝地哭诉。 面对她们的哭诉，苏智良内心受到极大的震撼，他下定决心要把中国“慰安妇”的真相揭开，并昭示于国际社会，让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1998年4月，苏智良又开启第三次搜索，在东北三省找到有记载的“慰安所”400余个。5月，在海南也找到“慰安所”60余所，见到两名幸存的“慰安妇”。 至此，苏智良足迹遍布20多个省市，搜集资料达几百万字，拍摄照片数千张。期间，他还在云南高黎贡山遭遇翻车事故、在山西盂县遭遇山洪暴发。 从1998年5月开始，苏智良用了10个月时间完成了30万字的《慰安妇研究》，并自费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全方位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该书一经出版，立刻引来国内外的关注。 1999年，苏智良主持建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聘请了60个调查员和研究员，形成一个网络，展开系统调查，并再次出版了13万字的《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 期间，苏智良还多次去日本进行演讲，讲述侵华日军对中国妇女犯下的滔天罪行。2000年，东京妇女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朝鲜、韩国、中国、荷兰、菲律宾等国都有参加，苏智良当时是中国代表团团长，“这是空前绝后的，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做这种事”。 2007年，苏智良主持建立了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并成立了一个清算日本战争责任的国际组织，他是这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之一。 老人一个个离开人世 苏智良常常感慨，做“慰安妇”调查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他难以忘却的一个情景是，在南京一个姓杨的老大娘给他讲述南京大屠杀时，遭到了三个日本兵的强暴，“老大娘当时才7岁。我当时听她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天天都要用尿布’时，泪水就忍不住流下来”。 “毕竟做的是自己民族女性的受辱史、灾难史，听到她们讲述受害的过程时总是非常压抑。”苏智良说。 他的电脑里有一个长长的文档，保存着他找到的100多名“慰安妇”幸存者的信息。屏幕上的字体红黑相间，红色代表已经离世，黑色的名字是尚存人间的老人。“一开始有上百人，慢慢到现在只有24名了，看着老人一个个离开，内心非常痛苦。”2000年开始，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对幸存者进行生活援助，以帮助改善老人的生活困境，这让苏智良得到了些许安慰。 “从学术调查到伸手援助也是一种自然过渡。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曾建立‘亚洲女性国民基金’，宣称援助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但申领前提是必须签字承诺，不再‘纠缠’日本政府。这既是对幸存者的侮辱，也是推卸责任的表现。”苏智良说。 从刚开始的每人每年1200元，到现在的每人每年5000元，多年下来苏智良团队筹集并援助的金额超过了400万元。除了自己掏腰包之外，许多上海市民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徐修国和曹慧缇这对普通的退休夫妻，多年来一共捐了48万元”。 苏智良认为，还原历史就是要跟时间赛跑，“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她们的年龄越来越大，平均有86、87岁，三分之一都卧病在床上”。 苏智良表示，近代史学者无法回避“慰安妇”问题，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当代国际政治的重要课题。 “我们对‘慰安妇’问题持之不懈的研究，除了揭露日军暴行，让历史记忆保持唤醒状态之外，更是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链接地址：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14-12/12/content_7379692.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