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如何登场》附录:我们时代最需要本土思想家—— 评李泽厚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萧功秦)
发布日期: 2012-06-23 作者: 浏览次数: 827

 

我们时代最需要本土思想家

                    —— 评李泽厚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

 

思想家需要一些特殊的素质,那就是思辨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触类旁通的联想能力,特殊时代的问题意识,洞察力、悟性,甚至还需要一点浪漫情怀与真性情,而所有这些禀赋要同时结合起来,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是多么罕见。

 

我最喜欢读思想家的人生谈话录。我总觉得,思想家的传世名著,如同杜鶰啼血,而他的谈话录,却如同山中的清泉,在青石之间,轻松地、不经意地、鲜活地流淌着。我们当年读过《歌德谈话录》就会有这样的体会。李泽厚先生的这本小小的谈话录,也同样如此。

也许正因为如此,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思想家的对谈录,要比他的学术长篇大论更具吸引力,一个有足够智慧的思想家,只要遇到了能激发他思想的谈话者,他无须在此前有任何准备,他的人生识见、经验、感悟,就会如横放着的瓶子里的水一样,自然而然地通过日常语言而流淌出来。他无须通过刻意的复杂的逻辑与抽象的概念,来包装自己的想法,他也无须如同写论文那样,在桌前正襟危坐,引经据典去考虑周全的理论论证。有时往往是随想而发的几句话,就会引人深思,会让人回味无穷。

在李泽厚这本《该中国哲学登场了》这本谈话录里,我特别喜欢这本书中作者以下这些在不经意间说出的内涵丰富,发人深思的话:

——中国道路怎么走,我仍然赞同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我认为,重要的不是中国应该往哪个方向走,重要的是,“中国不应该往哪里走”。

——中国是讲究经验的合理性,而不是像西方讲先验的理性,先验的理性是绝对的,而中国人则要根据经验合理地改变。

——真正发挥每个人的潜力,也应该包括每个人的片面发展在内,只要身心健康,片面发展,正是一种全面,这种发展才是人生最大的愉快。

—— 作为一个历史主义者,我不同意“天赋人权”这种非历史的假定,但某些不正确的理论,在特定条件下可以有好作用。如“天赋人权”在启蒙、争取人权与开民智上就是如此。

—— 我虽然一直赞同改良,但也不能一笔抹煞革命,如平等,社会正义等观念,在有过革命的地方,比没有经过革命的地方,要浓厚得多,这仍是值得珍惜的宝贵遗产。

—— 宣讲民族主义,在一个国家贫弱的时候,有好处,它可以让人振奋起来,但在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时候,大肆宣扬民族主义,那就很危险,民族主义加民粹主义,正好是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它容易造成可怕的盲从,这是当前中国往何处去的最危险的一个方向。

——  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是今天人们羡称的三大家,论读书多,资料多,恐王不如陈,陈不如钱,但论学术业绩,恐恰好相反。

—— 评论家就是要用理性的文字,把感觉表达出来。

 

    李泽厚是一个思想史学者,但又和一般的思想史学者不同,因为他有很强的史学、史识和史才,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是举重若轻的,常常几句话就点到要穴,说到自由主义,他认“天赋人权”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特定的时代有它的那种特殊功能,对启蒙、对打破迷信有它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分析就非常准确,因为我们很多自由派还在用“天赋人权”套东西来套世界、套中国,认为这套东西就是好的,不拿来就是反动的,反动就要斗争,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谈到民族主义,特别强调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主义,因为现代社会当中,现代世界当中,商品化、世俗化,基本精神是很平庸的,而民族主义恰恰是一种反平庸的时候有一种精神上的补偿,所以我觉得一个后发展国家在一定时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膨胀,他没有用浪漫主义的概念,实际上说的就是浪漫主义。他还提到国家主义的危险性,他说国家主义极其具有煽动人的情感和力量。

提到新左派,他又不像我们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那样一棒子打死。他认为新左派也有值得同情之处,他们提倡不要把中国美国化,中国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路,才能够找到新的发展的健康的发展方向。但是同时他又指出新左派又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新左派要打中国的“资本主义”,把中国的改革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这是找错了对象,中国现在存在的恰恰不是这样的总理,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发展和进步。

评点了这些以后,中国应该怎么办?他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说中国首先要考虑哪些路是不可以走的,首先不是考虑我们要从理性上认准目标我们去寻找这个目标,因为理性常常犯错误,人的分析能力是有限的,按照理性的原则建构并设计的目标往往是很危险的,怎么办?那就是人类的试错,在尝试和错误当中寻找新的机会,我们要知道哪些路是不可以走的,哪些是死胡同。我们通过经验的办法,在试错中重新寻找出我们的道路来。他主张的是一种合乎常理的经验论的立场,在我看来这里面有着某种保守主义经验论的智慧。

李泽厚提到未来的中国目标的时候提到了几点,二十年以前就提出来了:首先是经济发展,然后是个人自由,再后来才能有真正的宪政民主。这一逻辑有他的常识哲学和理性作为基础的。这不是从乌托邦的原则推导出来的,也不是所谓的理性主义推导出来的。

中国最近十年有一点很明显的问题,国内从思想界到大众,社会共识正在逐渐地消失,左右激进主义思潮的那种情绪化的程度要比十年以前更严重。整个社会正在呈现出一种共识开始逐渐瓦解的危险趋势。当在这种情况下,李泽厚提出的思想和观念,从经验试错这个角度探讨哪些路不可以走,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年以前刘再复先生提出“告别革命”,遗憾的是当时很多人并没有读懂,一看到要告别革命,就以为要和共产党要告别了,其实只要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思维定势来思考问题,就会发现,李泽厚要告别的是激进主义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中的激进主义思潮。这正是执政党努力强调的东西。所以邓小平早就说过了,中国需要明白人,如果不是明白人的话,大家跟着一起倒霉。所以现在我们特别需要明白人,但是要做明白人其实很简单,多读理性的书,使我们的民族能够避免最近可能出现的民族共识的分裂,重新回到一种共识上面来。

我们这个时代曾经缺乏过许多东西,但最缺少的是本土的思想家,在中国,做学问的人不少,但学问家中出思想家者可以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除了政治上的干预,文化气氛的制约,世俗化的影响,更重要的,也许是思想家需要一些特殊的素质,那就是思辨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触类旁通的联想能力,特殊时代的问题意识,洞察力、悟性,甚至还需要一点浪漫情怀与真性情,而所有这些禀赋要同时结合起来,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是多么罕见。李泽厚就是那个缺乏思想家的时代中的罕见的例外。

这里我要谈一下我当年是如何受到李泽厚的影响的。我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元史研究生,我的导师是个学贯中西的考据派大学者,但我的学术志趣与导师的风格差距很大,导师虽然宽容我,但我自己是十分苦闷的,我总觉得元朝这段历史和我们的现实关系太遥远了,考证也并非我的所长,我总想找出一个立脚点,但总是找不到。非常偶然的是,八十年代初,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他的那篇“孔子的再评价”。我读了如获至宝,非常兴奋。因为他第一次用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即我们现在大家很熟悉的结构主义方法,把儒家思想概括为几个关键要素,并对这些要素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结构进行考察,从而能从结构角度来解释儒家思想的意义与内在困境。我就非常冒昧地给他写了封信,谈了他的结构主义方法对我的启示,他来信说,欢迎我到北京来,我们可以见见面,他对年轻人这点非常可贵。说来也巧,正好1981年的时候,元史研究室有个机会,要我这个研究生到北京出差,我就找到李先生家里去了。他就住在煤炭部的宿舍里面,院子里很乱,只记得他家里面还有一个大床,唯一记得那个大床是铜的,其他的都忘掉了。我就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尤其是方法论方面的东西。后来我在研究生阶段就写了“大蒙古国的皇位继承危机研究”,采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法,多年来,我对思想中的结构的重视,就是深受李泽厚的结构系统论方法的影响。

当然,作为思想家,李泽厚成为那个时代的仅存硕果,也许与他在谈话录中告诉我们的一些偶然事情不无关系:在反右斗争高潮的那三个月,李泽厚正好在敦煌千佛洞研究壁画,幸运地逃过了一劫。后来60年代后期,左的思潮起来的时候,又是他的运气,因为他的工资太低,只有64块,在社会科学院那样的大学者云集的地方,人家算来算去也算不上他是学术权威,所以也漏掉了。因为两次漏掉以后,他始终在那么艰苦的环境当中保持着思想者的那种贵在自得的乐趣,他在那个环境中顽强生活下来。成就了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业。

 

 

(根据2011628《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上海译文座谈会发言稿修改,原载李泽厚 刘绪源:《中国哲学如何登场》附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