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姐妹皆做“慰安妇”,为何70多年后公开生命中最痛苦的往事
发布日期: 2019-12-19 作者: 浏览次数: 10
原点2019-12-13 16:15
来源:上观新闻作者:王潇 宰飞
再过10年,她们基本就都不在了。但历史,永远都在。

一位91岁,一位89岁。两双褶皱纵横的手紧紧攥在一起。

2019年5月的江西萍乡,春寒已退,抗战老兵刘慈珍从湖南岳阳专程坐了3个多小时火车来见妹妹。2017年6月她们时隔近30年重聚。去年,刘慈珍过了90大寿。妹妹刘蓉芳说好要来却没来。今年年初,妹妹又中风了。

“你怎么没带那块勋章呢?”谈话间,刘蓉芳突然问姐姐。一旁的志愿者陈良想起,两年前见面时,刘慈珍戴着一块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当时妹妹将勋章捧起,摸了又摸。

“现在时代好了,你把你的事情都跟他们说了,也能拿到一块。”刘慈珍说。

陈良觉得刘慈珍一定是搞错了。刘蓉芳并没有参加过抗战,而勋章是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颁发给约21万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和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的。

但她口中,妹妹的“事情”是什么呢?

随后他意识到,刘慈珍是抗战老兵,但同时也是被确认的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之一。刘蓉芳极有可能也是一位“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


2019年5月10日,刘慈珍(左)专程坐火车来看妹妹刘蓉芳(右)。

从2013年接触刘慈珍起,陈良在湖南一省已发现了多位“慰安妇”受害幸存者。她们中的大多数最初都不愿启齿。自身的痛与耻、外界赋予的标签,折磨着这群“失语”者。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有一面墙,随时更新“慰安妇”受害幸存者的数字。数字会根据逝去和新发现的人数发生变动。如今,这个数字是17位。

包括陈良在内的志愿者、学者、民间调查员、“00后”学生,依然走在寻找、帮助“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的路上。“再过10年,她们基本就都不在了。但历史,永远都在。”

沉默

村庄的尽头是一道斜坡。坡上是三间土屋,白色土坯墙,还保留着几十年前湖南乡间的模样。

一位老人靠门坐在屋里,眼睛望着门外,像是在看门口那棵十多米高的大樟树,又像什么都没有看,只是对着屋外出神。


刘慈珍总是坐在中间那扇纱门里往外看。

2013年,陈良第一次找到刘慈珍时看到的就是这幅画面,村庄里还没人知道刘慈珍的故事。

最初,陈良以为她只是一名老兵。

陈良是当地公益组织寻找抗战老兵的成员,致力于寻找隐没在民间的抗日老战士。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他,岳阳市梅溪乡有个老太太,是外地人,可能参加过国军,和日本人打过仗。村里传言她在国民党部队干过,也有传言她是国民党姨太太,甚至有人说她被日本人抓去过。

“奶奶,有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他问刘慈珍。

刘慈珍只是说:“都不记得了。”眼睛依然望着门外。


刘慈珍总是沉默。

参加过国民党的老兵,因为政治原因,大多不愿重提往事。对于这一点,陈良很清楚,因为他自己的奶奶曾经就是国民党女兵,而这个秘密,直到奶奶死后,他才得知。

2013年,陈良初见刘慈珍时,已经有了心理预期,老人不会轻易开口。记不清是多少次登门以后,刘慈珍终于告诉陈良,她曾在湖南湘潭帮国军士兵洗衣服、照顾伤员。这一描述为后来刘慈珍被确认为抗战老兵提供了线索。

但言谈间的一句话,却令陈良觉得还有隐情。老人说:“我这辈子吃了日本人的亏,被日本人害苦了。”吃了什么亏,怎么害苦的,陈良一再追问,刘慈珍只是说,都忘记了。


2017年6月17日,刘慈珍回到阔别73年的家乡湘潭。

2017年6月17日,在一家公益组织的安排下,刘慈珍时隔73年第一次回到湖南故里湘潭。

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1944年6月17日,日军攻破湘潭,当日,刘慈珍被日本人掳走。陪她回乡的志愿者葛琳写道:“今天是湘潭沦陷的日子,今天是刘奶奶回家的日子。她从花季少女到耄耋老人,岳阳到湘潭茶恩寺260公里,走了漫长的73年。”

在刘家老宅和祖坟前,刘慈珍哭了又哭,却依然沉默。


2017年6月17日,刘慈珍回到阔别73年的家乡湘潭。

寻找

陈丽菲的到来,打破了沉默。

在老家时,陈良隐约听村民说过,刘慈珍年轻时被日本人抓去过。是不是受过日本人凌辱?他无法确定。但作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特约调查员,他把消息告诉了陈丽菲。

陈丽菲是是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而她的丈夫苏智良教授是这个中心的主任。“慰安妇”田野调查的特殊性,需要女性研究员的助力。从第一次探访幸存者,苏智良就请爱人一同前往。

“最初我很反感研究‘慰安妇’问题,”陈丽菲说,“1991年苏教授在东京大学做客员研究员,听日本学者说,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就在上海。苏教授是研究上海近代史的,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写八·一三淞沪抗战。他说怎么我不知道,他为此延长了在日本的研究时间。我当时不知道这个‘慰安妇’制度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军妓,所以我说,你不要再研究这样的事情了。从日本回来后,我就把他的这些材料全部堆给他,说请你拿到学校去,因为我们的孩子那时候五六岁,已经开始认字了,当时那些报道几乎都是性的细节,根本不是上升到历史的研究。”

但是1996年前后,联合国的人权小委员会派出了特别调查官来调查“慰安妇”制度,结果认为,它是一种军事的性奴隶制度。委员会以一个劝告的形式提出,日本政府应该向受害国的政府,特别是受害国的女性进行道歉,而且赔偿。

这项报告是日文的,苏智良让陈丽菲帮忙翻译,她翻译完了却发现,在这样一份国际性查证的正式报告中,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被关注并查证了,但在中国大陆,联合国一天的查证都没做过。“中国是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占领时间最长、占区最大的地方,我们受害的人数可以想象,绝对是属于程度很深广的,但是中国女性所受到的伤害,中国这个国家和作为一个民族,在联合国做出了正义呼吁的时候,应该得到的尊重和支持却一点也没有体现。”陈丽菲说。这个结果,给了她很大震动。

她想,这个局面的出现,历史学者是有责任的。“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首先是应该我们自己来做出诉求。我们民族的声音缺失了,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学工作者、我们的知识分子,没有提供这样的事实来说话。”

从1993年夫妇俩开始寻访慰安所,陈丽菲也在寻找幸存者。

他们的消息源有文献,也有长期在民间关注抗战历史的各类志愿者,比如陈良。一旦接到消息,就要迅速前往。

并不属于外向性格的陈丽菲,积累出了相当温柔、细致的访谈经验。“背景资料要充分,不可单刀直入,在场最好不要有男性, 一定要有肢体接触,让她放松。”

在刘慈珍家时,最初的对话,从点头和摇头开始。提到亲人,才渐渐有了对话。

“奶奶的老家在湘潭是吧?家里怎么样?”

“我里五姊妹,五姊妹,死哒,还剩我里两姊妹,还有一个在江西,老妹。”

“日本人来的时候,躲在哪里?”

“躲在阁楼的绊筒里。”

“什么是绊筒?能装得下人吗?”

“打谷的东西,木头做的。”

“阁楼能放下这么大东西吗?”

“能放下。”

1944年6月17日,16岁的刘慈珍在家中阁楼上被日军发现,带至楼下当场强暴后掳走,与其他十几位中国女性一起被关押在易俗河镇。刘慈珍记得,慰安所的门前有一条河水。

陈丽菲说,承认自己被日军带走,一般都意味着谈话局面的打开。老人们会慢慢说出在慰安所内的衣食住行和被强暴殴打的细节。

“日本兵很凶,没有什么理由,想打就打……现在看电视里的日本人都不敢看,觉得很凶。”刘慈珍主动说。

个人口述只是寻访中的一环。文献和旁证也是不可缺少的内容。访谈之后,陈丽菲驱车去了老人口中的受害地易俗河镇,搀扶着驼着背的村里老人去指认慰安所的旧址;又驱车去湘潭的茶恩寺镇寻访当年老人的邻居,回忆细节,指认被掳走的地点,实地调查被掳掠的老宅……一轮下来才算完成刘慈珍受害事实的确认。

“日本右翼常说中国方面造假,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这些事不能随随便便,必须要有一套学术规范,一定要能建立起证据链来。”

阻碍

事实上,2017年6月,老兵刘慈珍回家时,一同回家的,还有失散多年、现居江西萍乡的妹妹刘蓉芳。几十年音信不通,直到最近,老姐妹俩才从志愿者那里得知对方仍然在世。

就在这次回乡聚会上,陈良听萍乡的志愿者说,刘蓉芳也曾被日军掳去。难道姐妹俩先后遭遇了同样的厄运?

陈良拐弯抹角问刘蓉芳有没有这回事,刘蓉芳说“没有”。陈良又问,“是怎么从湘潭去的萍乡”。刘蓉芳只说,“是一路讨饭过去的”。

线索断了。


2017年6月17日,与刘慈珍一同回家的,还有妹妹刘蓉芳(右)。

寻访20多年,陈丽菲太理解这些老人。

“她们本身是受害者,但是从日本军队那里回来以后,你想想家里人是怎么看她的,丈夫是怎么看她,邻居是怎么看她。有人说她们是日本兵的女人,喊得非常难听,还会遇到暴力压迫,她把这段历史打掉牙和着血泪往里吞都来不及,她怎么能够讲出来。”所以一开始,他们的调查也极其艰难,常常无功而返。

“可以说100%的老人家都很戒备”,反悔,发火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人对谁都是怀疑,谁都不能触碰她的身体,洗澡时不要别人帮忙,床也不允许别人碰,连志愿者端来的水都不喝一口;有人听到慰安妇的话题后,起身就把送来的礼物扔到门外。

家属也有芥蒂。陈丽菲去一家幸存者访谈,却被家属赶出,“你们来干什么?你们能做什么?你们是不是有自己的目的?”当时陈丽菲到厨房掉眼泪,电视台也跟过来拍,后来眼泪擦一擦,还是要过来再跟家属做工作。

最根深蒂固的阻碍其实来自自己的同胞。

上世纪90年代,一个大年三十,一位武汉的幸存者给苏智良打电话哭诉,说别人把洗脚水泼在她家的门口,冻成坚冰,还骂她“日本婊子”。

一位研究员给苏智良讲过一件事:云南一个村庄的4位老人听说如今可以帮“慰安妇”讨回清白,鼓起勇气去某政府部门诉说。结果却被人反问,“你们自己当初丢脸丢尽,还要再来说”,4人哭着回去,从此再也不肯站出来。而如今整个云南省,只找到一位肯站出来的幸存者。

2000年12月8日,一个由民间组织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苏智良作为中国大陆的代表团团长准备带几位幸存者参加,结果临行之前,海南方面不肯放行,传来的话说,“自己丢脸也就算了,还要把脸丢到国外去”。又是让老人家大哭。

“我们一路走过来,现在好像大家都知道(慰安妇)了,一开始做的时候是就像在黑暗的隧道里挖洞一样,前边看不到光亮,只是觉得从道义上来讲,从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来讲,我们应该做,我们没做错。”

公道

转折发生在刘蓉芳中风之后。

在刘慈珍看望过刘蓉芳之后,有志愿者试探着问刘蓉芳,愿不愿意讲?刘蓉芳平静地说了声,“愿意”,“再不说出来,就没人会知道了”。


刘蓉芳中风不久,说话总是低着头。资料照片

她告诉陈丽菲,那年14岁,“还没有做大人”(意指月经还没有)。

日军攻占湘潭后,在当地掳掠女性的情况时有发生。仅在刘蓉芳的记忆中,就有过两次躲避日军扫荡的经历。日军第三次来时,刘蓉芳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正在家里烤火,日军突然到来,令她猝不及防。她与十几名女子被双手捆绑后,抓到一个泥砖砌的、仅以稻草铺地为床的简陋大房子里。

在湘潭被关押五六天后,老人和其他女孩子又一起被“装到车上”带到了萍乡,关在一个更大的砖砌房屋里,仍旧是被欺辱、殴打。讲到痛苦的细节时,她紧紧地抓住陈丽菲的手,依偎在她身边。

饱受痛苦与折磨的日子里,刘蓉芳曾目睹过一位机灵的女孩子成功逃脱。“再不出来,就是死。”她和另外两名瘦瘦高高的女孩开始策划逃跑,通过每日外出如厕的短暂时间,观察周围的环境与守卫的站岗时间。两周后的一天,三个女孩借着昏暗的天色,趁守卫换班的时机,逃了。

“怎么逃出来的?”

“稻田里面救过好多人。”

“意思是稻田里可以藏人吗?”

“哎哎哎,往田里一钻,再往前一块田。”

……

“回过头去想这段经历,你恨么?”

“恨。”

“想不想日本鬼子给你道歉么?有这个想法么?”

“有。”

“怎么个道歉法?叫他们说什么。”

“对不起,请我原谅。”

“你现在原谅他们么,如果他们不道歉。”

“不道歉不原谅。”

“不道歉不原谅,如果道歉了,你原谅么?”

“原谅。”

陈丽菲再次握紧了她的手。

讨回公道,是所有受害者站出来的初衷。但是老人家们去日本诉讼的官司,几乎都输了。

万爱花,曾是大陆地区第一次站出来控诉日军性侵害罪行的中国受害者。她曾7次赴日维权,在日本高级法院和各个地方法院申诉并出庭作证,法院却每次以失去时效和个人不能起诉政府为由,将其驳回。

她曾经一度不能接受慰安妇的说法,因为来调查的日本人告诉她,在日语里,慰安有自愿的意思,“慰安妇”就是妓女。“我去慰个什么安?”

陈丽菲专门做过“慰安妇”制度缘起研究。她告诉万爱花,“慰安妇”制度本质是一个性奴隶制度,它只是起了一个委婉的名字。这个制度被害者的主体,主要来自于中国的战场,因为侵略战争主战场在中国,然后扩展到东南亚,朝鲜半岛作为殖民地,有大量的年轻女性被日军征集过来,作为战争的受害者,“她们难道是自己要来慰安日本军队吗?”

“你们是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但是因为日军是以‘慰安妇’制度来推行,所以军队的性暴行才能合法化、纵容化,才能这么大面积持久地进行,军队的各个层次才会有这样肆无忌惮、登峰造极的性犯罪事实。”

陈丽菲把复杂的制度解释一遍,老人家一听,马上就明白了,“陈老师,我们以工作为重,慰安妇不慰安妇,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我就是这个制度的受害者,所以没有关系,陈老师,你们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2013年去世前,她握着外孙女的手说,“咽不下这口气,官司没打赢”,外孙女对她说,“我们中国人是争气的,奶奶,你放心去”。

云南唯一站出来的受害者李连春,遭受了很多的侮辱,但在心里,这一生,她一直把头抬得很高。在一次访谈结束后,她和陈丽菲坐在深山里的火塘边烤火。

“陈老师,你不要看不起我,我这个人一生很穷很苦,一直被人看不起,我唯一宝贵的东西是我的身体,但这个最宝贵的东西,是被当时日本鬼子夺走的,不是我自己要这样的。我不是要找哪一个人算帐,我也不要好多钱,我都这么老了,黄土埋到半截了,我要钱干什么?我要的就是一个世间公道。”

火塘边,李连春患有白内障的眼睛里,火光闪闪。“我觉得她的眼睛就像结着冰的湖面那样寒光凛凛。她们真的是用一种战斗的姿态来站出来的,可以说,就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现在她们人已经没有了。但这个声音我听到了,我一定要给她们发出来,我只要活一天,这个事情我就要做一天。”陈丽菲说。

铭记

陈丽菲认为,寻访的工作是一回事,但找到以后如何关爱,目前还做得太少。“如果由社工专业的人员介入肯定是做得比我们要好得多。”

陈丽菲曾去韩国、台湾地区交流,当地的心理支持活动很多。有的受害者终生没结婚,但却有做一回新娘的心愿,便给她办一场纯洁的婚礼;有老人喜欢画画,就通过绘画来疏解心中的郁结;有的人写书,也提供帮助。还经常有艺术家在晚间免费去给他们拉琴,唱歌,让他们尽量过得愉快。但这些目前在中国社会里是缺失的。

“‘慰安妇’问题的研究,牵涉领域很大,而目前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的力量又如此强大,目前看来不是一代人能解决的。”陈丽菲说,她很欣慰一批90后、00后正在成为研究的主力。

对‘慰安妇’ ’问题的关注,并不是仅仅是中日之间的现实问题和历史事实问题。而是我们要达到一种历史共识,为什么战争是残暴的,为什么和平是可贵的,什么样的人性是我们应该永远谴责的,什么样的观点会发展成一种登峰造极制度的形态来残害人类……我们要坚决把它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警示来者,不可覆辙重蹈。这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恒的过程。”陈丽菲说。

可以肯定的是,上师大里那面幸存者的照片墙上,数字增加的几率将越来越少。苏智良说,他会守着这面墙,去世一位,就拿掉一张,直到最终变为,0。


刘慈珍坐在纱门里凝望。

刘慈珍大多数时候还是沉默地坐在屋门口。但却是一种更为平静的沉默。

一阵风吹过,纱门自己开了,又“咣”地自己关上。再无其他声响。

(应被采访者要求,陈良为化名)

栏目主编:宰飞文字编辑:王潇题图来源:资料图图片编辑:邵竞
题图说明:2019年5月22日,刘蓉芳首次公开自己经历,姐姐刘慈珍专程又佩戴着勋章前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