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丹:宝钗生日和黛玉的伤不起
发布日期: 2019-12-03 作者: 浏览次数: 96

来源:解放日报 | 詹丹  2019年07月02日08:14

生日宴会看演出,是《红楼梦》中贾府常有的娱乐活动。

宁国府给贾敬祝寿,虽然贾敬在道观不肯回家过,但府里照样请了戏班子来招待客人。薛宝钗、王熙凤、老祖宗等的生日,都有戏曲表演。宝玉生日虽没有安排大型演出活动,但群芳开夜宴时,宝钗抽得牡丹签,艳冠群芳,可以随意点人唱歌,芳官遂被宝钗点中,在宴席上细细唱一曲《赏花时》,也算是对演出活动作了变化处理,这是《红楼梦》摇曳生姿的笔法。第八十五回补写了前八十回没有写过的给林黛玉过生日,由戏班子演绎嫦娥天上人间的故事《蕊珠记》,而这一天,作为绛珠仙草投胎到人间的黛玉,打扮得貌美如嫦娥,戏里戏外,前世今生,形成了呼应关系。

不过,因演出娱乐的同时又节外生枝,惹得一些人生气,在写薛宝钗生日活动中出现了台下戏,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第二十二回写荣国府为薛宝钗过十五岁生日,老祖宗格外起劲,特意出钱吩咐王熙凤置办演出。戏曲开演前,又特意让宝钗先点戏。宝钗推让不开,知道老年人喜欢热闹,就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又称《山门》)。宝玉向来不喜欢热闹戏,第十九回写过春节,宁国府请戏班子来演戏,宝玉也受邀听戏,就无法忍受他们所点的热闹戏。这次见宝钗点“醉闹”的戏,自然不敢苟同。但大概也是考虑到老祖宗的兴趣,所以他便带点无奈的口吻说:“只好点这样的戏。”自己既觉得有点扫兴,话里似还有安慰薛宝钗的意思——在宝玉看来,请戏班子毕竟是为宝钗过生日,老祖宗叫她点戏,也是把她的趣味放在第一位,但宝钗却想着先如何迎合老祖宗口味,虽然是敬老,但多少有点委曲求全。

薛宝钗却不承认这一点,这究竟是她为人不坦诚,或者确实是被宝玉误解了,还真不好判断。总之,她反驳了宝玉,说宝玉不懂这戏的排场、辞藻等诸多好处,还念了一首曲词《寄生草》,让宝玉赞赏的同时,又夸赞她无书不知。结果,在场的林黛玉听不下去了,嘲笑宝玉道:戏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

林黛玉挪用戏名嘲笑宝玉,似乎是随机之举,但也让人觉得她有一股暗暗跟宝钗较劲的意思。之前,宝玉来邀黛玉看戏,说要为她点戏时,黛玉就抱怨说这天她不过是借光看戏,谈不上为她而点戏。逢宝玉夸奖宝钗,黛玉借戏名嘲笑宝玉的吵闹,则似乎一方面暗示了自己对戏曲也熟悉,宝钗的“炫”词没啥稀奇,另一方面,也让嫌戏吵的宝玉和他自己在台下的不安静构成了反讽。但这仅仅是台下戏的序曲,大幕是在后面拉开的。

戏散场,老祖宗特别喜欢一个演小旦的和演小丑的,让人唤来这两人,给零食和赏钱。于是就有了如下一场戏:

凤姐笑道:“这个孩子扮上活像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宝钗心里也明白,便只笑不肯说。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说。史湘云接着笑道:“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宝玉听了,忙把湘云瞅了一眼,使个眼色。众人却都听了这话,留神细看,都笑了起来,说固然不错。一时散了。

王熙凤虽然看出林黛玉和旦角长得像,但她不愿意说出来,怕黛玉对她心生怨气,而她实在又太愿意让大家知道这一点,一起来看笑话。按文艺心理学的规律,看笑话得有回应,必须有众人的附和和分享才能出效果。单独一人偷着乐,是难以获得好笑的愉悦感的。问题是,林黛玉像旦角,怎么就成了可以让众人围观的笑话?那是因为在当时社会中,演戏者的地位,是连三等丫鬟也不如的。贵族小姐与旦角之间在地位差距甚远的前提下,突然被发现了两者相貌的紧密联系,这种差距与联系的突兀感,才让人有忍俊不禁的感觉。而王熙凤那设置悬念般的“你们再看不出来”,其实也给大家看出结果带来了张力,有意让大家在台下又看了一场小戏。

此处,宝钗的“不肯说”和宝玉的“不敢说”,用词是极为精准的。

宝钗不肯说,在于她通达人情世故,不愿意主动得罪黛玉,免得惹事上身;而宝玉不敢说,则主要是为黛玉的心情着想,怕她被人嘲笑而受伤害。在这样的背景下,史湘云不善于瞻前顾后、脱口而出的性格,也就呼之欲出了。可惜宝玉考虑不周,反应迟缓,等到湘云已经说出来后再使眼色阻止,除了让湘云和黛玉都生气,已经没有积极的意义了。

史湘云因此生气还好理解,因为知道宝玉使眼色阻止自己,首先是怕黛玉受伤害,其次才顾及她得罪黛玉后也会自讨没趣;另外,使眼色是一种阻止,让湘云言行的自由受到了妨碍,变成了必须看别人眼色来行事。

林黛玉又何以对初衷良善的宝玉生气呢?一方面是她听到了宝玉和史湘云的对话,暗示自己是个多心人——多心人反而希望被认为胸襟开阔,宝玉向湘云使眼色,就已经告白了黛玉的惹不起。但更重要的,还是黛玉认为宝玉也参与到了这场看笑话的游戏中,尽管这让宝玉深感委屈。宝黛有一段对话非常有意思:

宝玉道:“我并没有比你,我并没笑,为什么恼我呢?”黛玉道:“你还要比?你还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还厉害呢!”

黛玉的反驳看似逻辑不通,似乎让宝玉左右为难,无路可走,但自有其深刻的地方。因为当宝玉为自己的“没有比”“没有笑”申辩时,已经预设了一个可能“比”、可能“笑”的前提。之所以说他的“没有比”“没有笑”已经比别人的“比了笑了”更厉害,是因为黛玉心中早把宝玉视为唯一的知音与依靠,对他并不设防。所以,当她已经被置于围观的中心时,宝玉没有出面大声制止(当时才十二三岁的贾宝玉也不可能出头),混在围观者中,可能是更令黛玉受伤害的,这意味着她被悬在空中示众,又找不到任何人作依靠,在这样的瞬间,黛玉觉得被排斥在大家之外,有强烈的孤独感,生出怨气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为被比作一个旦角而让黛玉伤不起,这固然是黛玉爱使小性子的心理问题(而这爱使小性子与她孤苦伶仃进贾府的身世有关),但把这种伤不起向宝玉全部倾吐,让宝玉一并承受,还是说明了她和宝玉最贴心。但更重要的,与旦角长相相似,居然能让一个贵族小姐蒙羞,甚至引发众人围观,这说明当时社会,等级制观念是多么普遍,多么“深入人心”。

台湾学者欧丽娟曾经说,曹雪芹明明没有反封建等级制度,何以好多红学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的,从主观愿望上,确实看不出曹雪芹有这样的思想自觉,但在小说的生动描写中,这种制度笼罩下的不合理、非人性的一面,又被他充分暴露出来,从而在客观上达成了反思、反讽的效果。这一通过创作方法实现的超越,在一个伟大的作家这里,未必不能通过深刻的体验与符合人物性格命运的笔触而达致,而在当代,这种现象则不难通过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来解读,读《红》应具有不拘于一时的宽阔视野,也是当代学人之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