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着前些日子的见面。想着我的那些同学的样子，想着那么多年没见过的同学，怎么一见了就任何陌生也没有，立刻亲亲热热，拉住手，抱住肩，而其实，没见前，心里都是有疑惑的，不知情景会怎样，因为我们这些很多年前的小孩，只在一起上了三年学，三年快结束的时候，你是“自来红”的红五类了，我是天生黑的黑五类，从此红颜色抖擞、神气，黑颜色卑微、低眉，红的的确是鄙视过黑的不少日子，甚至朝着他们咆哮，黑的们躲来躲去、踱来踱去，想凑上去说句讨好的话也没有机会。那个短命的“文化大革命”，真是把中国小孩子，把亿万成年人搞得昏天黑地，几乎没有一个活得明明白白、没有恨意、没有后悔。
心里疑惑的，就是红的黑的们乘了车赶了来，从几十年前的时间里，突然走进现在的场面，见着了，如何打招呼，接着还要如何坐下来喝茶、吃饭，而且接着，还一起要在度假村度过一夜，晚上，说些什么，难道清晨起来，还会一同在园子里散步，吸着该吸进的清鲜，呼出不要留下的秽浊，我就这样疑惑地开着我的老车，到达了那个地点。
我几乎完全疑惑得白搭！因为所有的那个“从前”，根本就没有人带到“现在”来。就连潘美萍，也是把一切都完全放下了才来的，笑嘻嘻地看着所有人。她曾经是大队长，可是“文革”开始了，她一下就沦为了黑，她的当小学校长的爸爸，被我们班里的几个红小鬼押送回了浙江乡下。我们是中学生，去押送自己同学的小学校长爸爸做什么？可是，那时就是押送了，后来，她爸爸离开了世界。几年前我问过她，知道事情的原原本本吗？她在电话的那一头说：“知道了又有什么意思？”
这几十年，我们就是这么问着自己而过来的吧，我们其实已经集体地都把自己押送过一遍了，连吃足了苦头的巴金先生都这样押送过自己，所以他获得了晚年的最高敬重。
所以，我们现在走回来的也都已经是现在的自己了。是“文革”开始前的那些个我们。是我的亲爱的同学们！潘美萍还是那个大队长，我们也都是红领巾。
张闯第一个拉住我：“你还认识我吗？”
我说：“怎么不认识，张闯！”
他是一个真正的工人的孩子。我到他家去玩过。他家住在一幢最新的工房里，站在窗口看得很远，那时的天空也蓝晶晶。他比我们都长得高，朴实无比，像头大熊。可是在我们一黑一红的时候，再没有说过一句话。我没有喊过他一次张闯，他没有喊过我一次梅子涵。可是他现在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告诉我他在报纸上看见我去他生活的那个城市演讲的消息，他一个一个地告诉同事、邻居：“他是我的同学！他是我的同学！”他说：“梅子涵，我好骄傲啊！”
我很想流泪。我是他的同学！他是我的同学！我们还想着很久以前的那些个事情做什么？我们的心里都是蓝晶晶的。
我们坐下来吃饭。黑的红的混坐在一起。完全没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红的和红的，这些年常联络，黑的和黑的，也经常温习卑微年月的友谊，所以现在挨在一起喋喋不止说的倒是红的和黑的，黑的和红的了。其实他们身上都只是一种颜色：1949年以后的中国颜色；心里流连的都只是相同年月：1963年到1966年。他们现在都是在那个重点中学的教室里，木牌牌上是：初三（3）班。他们在听课。他们有的还是同桌。我的同桌是许国南。他是红五类。上学的时候，他是一个多么认真、多么善良的人，做数学题写等号都用木尺划，老师让我站起来复述课文，我哑口无言，他趴在桌上用口型提醒我，可是我还是哑口无言。这么多年里，我对中学的任何一次想念，几乎都有他的认真和善良。我对他说：“许国南，我一直都很想念你！”他说：“谢谢你啊！”他毕业后是个钢厂工人。
押送的同学对潘美萍说：“对不起，潘美萍！”
潘美萍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第二天下午快告别的时候，我看见张闯无精打采地趴在桌上，看着大家，像只大熊。我想，他是不舍得！我也不舍得!
我的同学应该都不舍得吧。
开着车回家的路上，我又想到了很多年前的每天放学，我经常和黄岳龙一起走，走到我家对面然后分开。但是“文革”开始以后我们就真的分开了，他是红五类的首领。他去世得早。其实我也常想他。虽然那时他真的很凶，但还是想念。我们是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