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善芗
1971年《二十四史》点校工程上马，程、张、魏均被“废物利用”———先后停止了“劳改”而安置到《宋史》标校组工作，这是他们三人共事的最后一段时光，更显出学人相交而重于学的本色。张先生因早在就读燕京大学时就对“宋史”开始研究，便被第一个调进该组，且任“通读”一职。张读书、工作一向勤奋、负责、认真。据程先生在《记张家驹同志逝世十周年》一文中说，在程进组不久后的一天，张把一篇未断句的白文拿给程读，在读到组内有过争议的地方，张让程再读一遍。程读了，张笑着说：“我还有考考你的意思呢!”当时程听了，有些不高兴，但看到张工作认真的态度，甚至听说在便桶上还捧着“宋史”进行通读；同时也想到张对自己阅读文言文能力是不清楚的，作为标点通读，他必须知道，应当考一考。而作为他的朋友，张采取的方式和态度也是恰当的。于是原来的不高兴消失了，反而暗暗地更加尊敬张。
“通读”是一件苦事，在看过别人初标又经过自己改过的稿子，还要送给原来标点者看，这往往会引起争论。张先生想的是如何使标点质量不断提高，总是心平气和，有根有据地摆事实，讲道理，使对方膺服。他和老魏也有过这样的争论，结果总是谁根据最足有道理，就照谁的意见处理。他们的这种对学问一丝不苟的态度，可能就是孔子所言“君子和而不同”在学术问题上的表现吧！
程、张、魏三人经历坎坷，而张尤为不幸。“文革”中，张先生的独子在广州被迫害致死，丢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张把失子之痛，隐藏心中，从不对人诉说，而工作一如既往，只是更沉默了。直到很久后，程、魏这些与他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朋友，才知道他所遭的不幸，但也只能心中同情，无法出言劝慰。然而总想以适当的方法，宽宽他的心，哪怕只是暂时的。老魏就同程先生商量，相约张先生夫妇带上小孙子一起去苏州玩一次。张先生欣然同意。那是1973年4月，三人还未得到真正“解放”的时候。三家夫妇带着可爱的张彪彪，不动声色地清早去北站乘火车至苏州。整整一天，在苏州玩了好多个景点。大家把一切都抛至脑后，尽情欣赏苏州许多不同的江南庭院和大自然的美丽风光，拍下多张照片。这些照片既记录下了程、张、魏间永恒的友谊，也体现出三人虽然身处逆境但不为所困的宽阔胸怀。
不久，张先生因积忧积劳成疾，患了不治之症，于1974年离开了相濡以沫的妻子、心爱的孙儿；放下了为之呕心沥血的未竟事业而溘然去世，年仅六十。张离开了人世，留给程、魏的是无尽的思念。
1978年秋，程先生为张先生的遗著《沈括》重印校样。校毕已深夜，程先生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七言绝句一首：
呕心剩有遗书在，记往难禁泪满腮。
廿载相从心似玉，一灯愁听雨声来。
老魏晚年常拿起张先生“通读”过的《宋史》书卷，面对着压在书桌玻璃板下的上述照片，默默地凝视着凝视着，最后自言自语地说：“家驹实在走得太早了，可惜啊！”这时，泪水再也禁不住地流了下来。
改革开放，程、魏得到彻底平反，先后回归历史系任原职。两人除合作管理系务外，还要上课、带研究生、搞科研。长期积累的资料，早已在“文革”中被毁。两位老者为实现自己的旧梦，只能从头开始，日夜奋斗。到周末才各自放松一下。于是晚上两人常相聚一起，或在程府，或在魏家，坐在两家小书房里，清茶一杯，或谈学术，或叙掌故，或海阔天空地聊天，直至深夜。他俩有时喃喃细语，有时大声争论，有时哈哈大笑。融洽温馨，令人欣羡。
可叹好景并不太长，数年后，两人相继患上不治之症，各住医院，相互间牵念不止。1988年1月19日，老魏在79岁生日的前夜，平静、尊严地辞世了。
此时，程先生在病榻上满含悲痛地作挽联一副：
论交四十年患难相依，
岂独情亲如手足；
卧病三百日艰难一面，
不知何处赋招魂。
后7年，即1994年9月4日，程应鏐先生与病魔顽强斗争卧床8年后，也与世长辞，享年78岁。作为老魏的家属，拙于言辞，难以表达悲伤之情。如果有天堂，他们三人应该会在那里，依然相亲相重，抛开了人世间一切烦恼和辛酸。
三人已去，留在上师大校园的，只是他们的照片、亲友学生的记忆，但他们的淡泊名利、严谨治学和相重相亲的学人风范，应该融注到师大校园的精神中去。
摘自《上海师大报》总第777期 2014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