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九届(2011)学术年会——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专场会议记录
发布日期: 2011-09-30 作者: 浏览次数: 683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九届(2011)学术年会
——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专场会议记录

2011921,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九届(2011)学术年会——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专场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本届年会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承办,主题为“1911-1921-2011:中国道路与世界变迁”。

本次专场学术年会中,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科院、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同济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市委党校等上海高校、科研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在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围绕中国道路与世界变迁的相关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新奎教授教授作了《入世: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的主旨讲演。王新奎教授作为中国入世过程的直接参与者讲述了中国加入WTO的过程以及相关问题。王新奎把中国加入WTO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争取融入全球多变贸易体系的阶段,这个过程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平行,1986年到1994年间结束了外贸统制制;第二个阶段是争取加入并且不断适应WTO阶段,1994年到2001年建立起有效的汇率形成机制;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之后的履行加入WTO的承诺阶段,执行WTO中的非歧视、透明、稳定原则。至于入世10年之后的今天,学术界对入世的看法不同的问题,王新奎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不同;二是中国“应对式”履行入世的承诺;三是技术问题的政治化倾向。王新奎认为加入WTO十年后的中国面临的挑战是:按表观经济和贸易统计数据为观察标准的国家竞争力将面临不确定性;在前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确立的贸易比较优势面临着逆转的危险;国际贸易环境方面也面临着新挑战。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在《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的主旨讲演中展示了宏大的国际背景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杨奎松教授认为从孙中山革命开始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革命深受国际环境的影响。孙中山革命的背后同当时所有落后国家一样必须接受外部力量的援助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革命开始时期求助于日本,1922年在苏联的援助下才能设立军校、统一广东,在来自海参崴的苏式武器装备和联合接受苏联支援的冯玉祥的情况下才取得了对北洋政府的军事胜利。同样,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亦是如此,中共成立初期获得了来自苏联方面的财政援助,这种援助在数量上低于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但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直到中共中央无法在城市生存转到农村之后,因为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联系渠道,来自苏联方面的援助才停止。在苏联援助对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的情况下,中共早期不可能实现独立政策,虽然陈独秀等意识到要政党独立,但是由于中共早期没有财政支持,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生存,所以不可避免的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在1930年代之后才逐渐走向了自主。抗战中苏联要求中共维持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19411月的皖南事变前后中共要求同重庆决裂,但遭到共产国际的反对,19419月中共开始整风运动,要求党内不能听从苏联指挥。同样,1946年之后中共军队开始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战役,这也与苏联方面的武器装备支援密切相关。

上海社科院法学所海洋法研究中心金永明副研究员在《中国面临的海洋问题与解决思路》一文中阐述了中国面临的主要海洋问题包括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争议以及岛屿归属争议,涉及到东海、南海、黄海以及公海海域。金永明认为中国面临的海洋问题众多,且各具特色,不能采取统一的模式解决,应分开对待和处理。中国要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完善海洋体制机制,完善国内海洋制度和法规。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刘子奎副教授在《论冷战后美国防扩散政策》的报告中认为冷战后美国防扩散政策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国际防扩散机制,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国际社会防扩散结果。冷战后美国采取反扩散、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等新方式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其实质是防威胁。美国允许民主国家开发核武器,而对所谓“流氓国家”或潜在敌国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向盟国提供核保护伞。冷战后美国放扩散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也出现了越防越散、越防越多的后果,根本原因还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安全与国家安全的不一致性。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沈逸在《互联网与国际关系——来自全球网络空间的挑战及中国的应对》中认为互联网的应用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国际体系中权力的全面重构,这一变化对中国构成了深刻而长远的挑战。中国在全球信息空间现阶段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弱势位置,应该强调主权国家平等享有非领土空间资源的“人类共同财产原则”来应对西方国家的挑战。

非洲问题和中非关系是本次学术年会讨论的一个重点,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张海冰副研究员在《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战略平衡”问题》中认为中国对非援助应关注五大“战略平衡”问题,即要关注受援国与援助国的双重身份平衡、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平衡、不干涉内政原则与参与非洲内部事务现实需要的平衡、加强透明度和保持对非援助主导权之间的平衡、双边与多边援助合作的平衡。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祝鸣博士在《中国外贸政策的新兴挑战——以中非经济合作关系为例》的报告中认为中非双方在双边关系诸多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也面临着一些新型的挑战,并由此形成“新殖民主义论”、“中国援助威胁论”等,另外才存在中非贸易结构不尽合理、中国企业在当地履行社会责任不够、中国援助可能会增加非洲的债务负担、支持“无赖”国家和带来对西方国家不公平的商业竞争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必须在坚持自身利益和获得外部理解之间取得平衡。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强晓云副研究员在《当前俄罗斯对非洲政策及合作机制初探》中认为俄罗斯与非洲主要国家的联系与合作逐渐紧密,合作机制也在逐步完善。俄罗斯对非政策及合作机制的特点包括在政治安全领域利用各种全球性和地区性多边双边机制与非洲国家合作,经贸领域稳步发展,俄罗斯在非洲防病、扫盲、教育和医疗领域合作也蓬勃发展。俄非关系出现了不挑战西方准则机制、注重法制机制和司法合作、全方位并举、注重人文因素等诸多特点。

关于中国外交问题的的讨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徐涛博士在《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对外交往的历史过程研究》中以政党理论分析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他从政党对外交往的态度和政党处理对外交往的方式角度出发,论证了主动封闭型、被动封闭型、主动半开放型、被动半开放型、主动开放型、被动封闭型六种对外交往格局,并且论证除了“被动封闭型”,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外交过程中都能找到对应阶段,许涛认为研究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对外交往格局有助于推动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政党外交。上海外国语大学孙德刚副教授在《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道路:论新时期中国的准联盟外交》讲演中提出了“准联盟外交”的构想,认为中国未来的崛起主要依托点是开展准联盟外交,准联盟外交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拓展国际利益区的重要途径。在其设想的“三环准联盟外交”中,第一环为传统友好型国家,第二环为新兴合作型国家,第三环为多边组织型国家,并且为处理后危机时代中国准联盟外交提出了建议。

经济危机以来的国际经济问题也是此次讨论的重要问题。上海社科院赵蓓文在《外资风险视角下的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中通过对现有国家经济安全预警体系的比较,引入当前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中被忽视的外资因素,认为由外资引起的国家经济不安全主要通过核心传导机制和外围传导机制进行扩散。赵蓓文用三维视角建构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并且对当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的综合态势进行评估,认为虽然目前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受外资风险影响的程度不高,但若干指标已经出现严重不安全迹象。上海社科院徐明棋研究员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新问题和新突破口》的报告中总结了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反思,并且提出了改革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议和意见,他认为新形势下改革的新突破口应该放在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维持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上,要严厉打击大规模的投机和市场操纵活动。上海社科院王中美副研究员在《多面贸易体制下的发展命题:方向、路径和关键点》一文中认为发展命题的根本症结在于多边约束的对称性与能力的不平衡性之间的矛盾,认为WTO应该从理念上进行变革,关键点包括农业问题、服务贸易问题、工业品贸易问题和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等,解决路径包括各议题下实质性的倾斜和相应的分组设立适用条件。上海市委党校唐钰岚教授在《新兴经济体外资流入不稳定的成因分析》中分析了新兴经济体中外资流入不稳定的原因,认为其根源在于国际投资者在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之间寻求最佳平衡,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债务、汇率问题等都可能形象外资流动。为了更好地获取外资流入的收益,防范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中国政府要加强国际资本的流动监管,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主动加快政策调整,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