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论坛——“明清以来江南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发布日期: 2011-11-03 作者: 浏览次数: 1243

第五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论坛

“明清以来江南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钱 杭

 

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五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论坛——“明清以来江南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1102124日在江苏省常熟市举行。

本次会议是在国内外各重要学术单位近年来高度关注江南史研究、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的背景下召开的。与会代表对这一大好形势的出现倍感兴奋,同时,也对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多年来坚持合作共赢、错位竞争、发挥特色的一贯理念给予了高度评价,相信一年一届的江南社会史国际论坛一定会成为学术界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平台。

会议由中心主任唐力行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京大学历史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常熟市档案馆、常熟市翁同龢纪念馆、商务印书馆、韩国高丽大学历史科、韩国国立全南大学史学科、韩国圆光大学大学院东洋茶艺研究所、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中研院文哲所等单位的33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或提交了论文。

会议共收到论文30篇,内容涉及以江南为研究范围的制度史、社团史、评弹曲艺史、宗族史、谱牒史、水利史、环境史等领域。虽然论文主题、切入角度、呈现方式、具体结论各不相同,但作者们在江南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实践中展现的理论视野和各具特色的分析方法,却引起全体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和热烈讨论。现就其中属于江南史研究特有以及社会史研究共有的几个论题简略综述如下,以期推动进一步思考。

 

虽然哪些论题属于江南史研究独有或特有,常常会引人困惑,但像苏州评弹、上海说书、近代沪剧、江浙城镇、江南文物一类话题,则肯定包括在江南史的范围之内,并且也只有在唐力行教授主持的江南史国际学术论坛上才有原汁原味的呈现;这一特点历经五届而日益明显,已成学界同仁的共识。

与往年相比,本次提交会议的评弹研究论文,无论在方法的运用上还是在内容的深度广度上都有了新的突破。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李明副教授从2008年开始采访当时已届81岁高龄的上海著名弹词演员陈希安先生,前后历时三年。由于采访涉及先生最关心的领域,自然兴致极高,配合非常默契。老师根据录音资料整理成《上海“说书先生”的日常生活及演艺生涯——访弹词名家陈希安》一文的初稿后,又与口述者本人“逐字逐句核对,确保内容的真实客观。行文方面,努力做到既不影响读者阅读理解,亦尽可能保持原汁苏味”。先生师承评弹大师沈俭安,上世纪40年代后期曾位居书坛“七煞档”之列,1951年与其他17位演员一起进入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是今上海评弹团的奠基者之一。先生出道早,阅历丰厚,亲见、亲历评弹艺术在十里洋场的兴衰起伏,采访涵盖了上海“说书先生”的日常生活、演艺生涯、艺术传习、艺人心态、政治影响等各个方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会者一致认为,该文是近年来少见的一篇用力勤、质量高的口述史研究,作为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重点课题《评弹艺术百年传承口述实录及研究》的成果显然名副其实。唯一的希望是今后能在类似的采访实录中,以注释的形式,对百年来与评弹演艺、演员、演出相关的背景及可开展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作更加细致的说明,真正实现“口述实录及研究”的课题目标。

中共苏州市委政策研究室潘讯提交的《关于苏州评弹口述史(百年)的构想》,立意高,视野宽,写得相当精彩。先生认为:“抢救、记录、整理苏州评弹艺人口述资料,构建一部《苏州评弹口述史(百年)》适逢其时。评弹口述史不仅能够呈现一部多元、全息、个人化的评弹史,与正史构成参照。而且,评弹口述史还为江南文化社会研究提供重要视角和资料。……当务之急是对百年的下半段,即20世纪4050年代以来苏州评弹进行详细、有序的口述记录、梳理。评弹百年口述史结构以艺人史为中心,旁及艺术发展史、书目传承史、流派演变史、书场史、社团史等部门或专题,以从多侧面呈现百年来评弹经历的风云变幻,以及与江南社会之间的因应、互动关系。”学者们对先生的上述看法和期望自然深表赞同,同时也希望在中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部署下,评弹艺术广泛流传的江南各地的地方政府也都能积极响应“适逢其时”的民愿,拿出切实的配套方案,加大人、财的投入力度,认真落实“十二五”规划。在这方面,常熟市就做得非常好。与会代表们在参观了常熟评弹博物馆,欣赏了常熟评弹团为招待会议举行的专场演出后,对常熟市有关部门的远见、气魄和取得的不俗业绩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吴强华副教授《近代沪剧女艺人的兴起及其形象塑造》一文,亦为典型的江南曲艺史研究论题,角度新颖,资料翔实,讨论得非常深入。老师说,在盛赞京、昆为高雅国剧,肯定评弹为雅俗共赏的情况下,曾在上海观众听众最多的沪剧,似乎只能称为局促于一地的“俗文化”了。然而,一部沪剧史又恰恰证明,与京昆和评弹的剧目选题偏重传统、价值认同倾向保守不一样,沪剧称得上是对现代社会的转变反应最迅速、剧目最贴近城市生活的一个剧种,红极一时的样板戏《沙家浜》不正改编自沪剧《芦荡火种》吗?雅、俗的定位标准究竟是什么不免启人疑窦,莫非一定要有享誉全国的红星才够得上“雅”号?他以近代沪剧女艺人的兴起及其形象塑造为例,回顾了“沪剧女艺人从出现到几近消失再到重新走上舞台,她们伴随着近代上海社会的变化而发展,成为舆论关注焦点”的艰辛历程,细致反映出沪剧艺人特别是女艺人不同于其他剧种相关人群的特殊性。关于这一研究成果所体现的方法追求,学者们表示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在对江南地区各类戏曲、曲艺品种的研究中,都应当努力避免雷同,大力提倡个性,要在多元视野下,结合各地的居民特征和方言形成过程,展现江南戏曲曲艺史的特点。常熟理工学院周巍博士的《晚晴以来女弹词职业生涯的呈现及其意义》,也具有类似的学术品质,赢得了大家的好评。

以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为题的民俗学研究向来引人注意。这不仅是因为有趣,可以满足人们对发现“底本”“原型”的偏好,也因为这类研究运用的分析策略一般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解构”(destruction特征。按法国“解构主义”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对“解构”的简明提示,当我们解读一个文本时,不能只将其看成单一作者在传达一个明显的讯息,而应将其视为在某种类型的文化或世界观背景下各种冲突的体现。如果将对一个文本的“解构性阅读”与传统的接受性或欣赏性阅读作一番比较的话,会发现该文本中存在着许多被压抑与被忽视的重要内容。中国近代民俗研究史上享有盛誉的代表性作家,有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闻一多、马长寿、何其芳、江绍原、郑振铎、徐旭生等,他们的作品有些已成为该领域的经典,如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①]、闻一多的《伏羲考》、钟敬文的神话歌谣谚语民俗研究[②]等。当时虽然还没有“解构”一说,但他们奉行的研究策略其实已经展现出一定的解构倾向。最近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吕妙芬教授的《明清中国万里寻亲的文化实践》[③],又在理论模式和史料扩展方面对相关研究作了更加系统的推动。总之,对于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来说,解构性阅读是一种可以运用但也非常复杂的有效手段。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朱小田教授向本次论坛提交的《民众思想史的支撑——以江苏宜兴梁祝故事的流布为中心》一文,就运用解构策略分析了江南民间文化史上著名的梁祝故事,从而展现了新视角,发现了新问题,得出了新结论。该文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分析梁祝传说的“依附点”,强调了民间传说的地方特性,指出这一传说反映了江苏宜兴这一地域“共同体”的历史和意识,是当地人们在进行沟通时的媒介;此后,“故事渐渐地扩展至共同体之外,被整个地域——江南社会其它共同体的人们所传承,梁祝随之成了地域共享人物,因为梁祝故事也可以用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和信仰;表达的空间由此从共同体扩展为江南地域。”因此,“祝英台是所有地方的,但又不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支撑民众思想的,是梁祝故事的流布,而非梁祝故事本身。在历史的意义上,梁祝属于所有流布地的民众。”老师文笔流畅,视野开阔,运思周密,资料丰满,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当然,正如与会学者在评论和讨论该文时指出的那样,对梁祝故事流布历程的解构与对梁祝故事本身意义的揭示毕竟不能等同,其中还是有一些问题可跟着小教授所提“梁祝故事以怎样的方式反映了怎样的民众思想史”作进一步追问的。这个建议提得很好,完全符合那些在对“逻辑原点”进行艰苦追寻的卓越案例中表现出的科学精神,比如马克思在“人口”分析中就希望“达到越来越简单的规定”[④],爱弥儿·涂尔干在对违反伦理传统的分析中也希望“尽可能地揭示”某种规矩、制度、准则的“发端”和“与生俱来的独特属性”[⑤]。研究者固然应当避免文化批评上的“本质主义”,但也不能否认“本质”的存在。另外,“共同体”理论内涵极深[⑥],牵涉到一系列复杂的规定,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才有助于本论题的进一步展开,还有待更加深入的思考和实践。

以江南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江南文人为题的论文,向来在江南史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本次会议也像历届江南史国际论坛一样,收到了多篇力作。如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的《明应天巡抚驻地考》,复旦大学历史系戴鞍钢教授的《晚清政坛与翁同龢的操守》,复旦大学历史系张海英教授的《明清政府对浒墅关的管理与浒墅镇的发展》,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池子华教授的《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群体籍贯构成研究》,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吴建华教授的《王鏊别集版本记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学强研究员的《近代知识体系嬗变与新职业人群的形成——对上海震旦大学的考察》,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徐茂明教授的《老虎的进退与明清江南社会》,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沈潜教授的《近代社会语境与黄宗仰的佛学革新思想》,常熟市档案局局长沈秋农的《常熟文化在日本侵华期间蒙受重大损失》,常熟市翁同龢纪念馆馆长王忠良副研究馆员的《现代和谐社会视域下纪念馆的历史传承——以翁同龢纪念馆的实践报告为例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邢丙彦副教授的《晚清同光年间松江土地买卖交易价格变化》,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邱澎生的《中质者,学工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伦理的创建》,中研院文哲所严志雄副研究员的《哭泣的书——从钱谦益绛云楼到钱曾述古堂》,韩国国立全南大学史学科博士后研究员俞莲实的《孙严予与中国优生节育协进会》,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谢湜博士的《十六世纪江南水利的治与不治》,上海师范大学社科处徐松如博士的《抗战时期徽州基层社会权力关系探析——以歙县为例》等。与以往研究相比,这些文章在选题、工具和资料上都有了新的建树,获得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传承与断裂”既是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又是历史哲学的经典命题,学者们以此作为江南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视角,自然感到非常贴切。然而应该细想接着细问是,在历史江河的大浪淘沙之下,什么被“传承”了?如何“传承”的?什么又“断裂”了?“断裂”后能否接续?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唐力行教授《城乡之间:歙县旅沪同乡会扑灭家乡疟疾运动会(1947年)》一文,就展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深度。他利用上海档案馆所藏歙县旅沪同乡会资料,首先“复原了参与歙县旅沪同乡会扑灭家乡疟疾时疫运动会的大多数绅董的职业与简历”,认定他们“有着传统的价值观,关心公共事务,热心乡梓”。然后,根据歙—沪两地间人员的频繁往来记录,发现“上海与歙县之间的网络是畅通的”。更为重要的是,由这些旅沪歙人在上海形成的“城乡联动网络,其实只是日常网络的显现……是明清以来乡绅对农村社会控制网络的延续”。根据老师的结论:“明清以来乡绅对农村社会的控制网络”,至少在1947年的上海,仍然保存着,并通过“参与歙县旅沪同乡会……的大多数绅董”之手继续发挥着功能。然而,这种保存或“传承”,是在与明清时代完全不同的近代化的城市环境和乡村环境下发生的,其基本特征是“乡村精英……不断弱化,宗族组织……日趋式微,……乡村自治弱化……,城市自治强化”等等。因此很明显,被“传承”的是“乡绅对农村社会的控制网络”,而遭遇“断裂”的则是培育、滋养这类“控制网络”的社会性营养通道。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要素进入重新整合、重新定位的历史阶段后,大部分通道都被堵塞,这类“控制网络”只能面对迅速解体的结局。不过,该过程并非不可逆。逐步富裕起来的离乡农商—农企们在获得城居权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或失去村居权,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发现这类“城乡联动网络”是有助于扩大现有经济利益、提升现有社会地位的重要资源,于是,一条条通道、一个个网络就可能以不同方式被重新搭建起来。当然,重建的结果肯定不会是恢复旧的网络,而只能是形成新的网络。如果我们将老师所考察的“歙县旅沪同乡会扑灭家乡疟疾时疫运动会”视作这一过程中的一环,看看“乡绅对农村社会的控制网络”在不同条件下的松紧起伏、新旧转换,或许也很有意思。

唐力行教授专注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不同,复旦大学历史系樊树志教授《朝廷和民众共同崇敬的孝义之门——义门郑氏与<郑氏规范>》一文,则是一篇从精神血脉和理想人格角度切入“传承与断裂”主题的大作。义门郑氏位于浙东婺州(金华府)浦江县的感德乡,累世不异爨、不分财,历经宋、元、明三朝绵延不息,聚而不散,虽经多次改朝换代,但朝廷和民众对义门郑氏的推崇之情始终不变。元末农民起义军多次进入浦江县,将领都约束部队,不得冒犯郑氏家族,朱元璋义军进入婺州,郑铉率领家族外出避难,义军将领李文忠派兵把他们护送回来。农民起义军的敌人是元朝统治者,却对敌人表彰为“浙东第一家”的义门郑氏奉行保护、维护和爱护之策。站在不同立场、拥有不同利益的人们竟然会异口同声地敬仰义门郑氏家族,必有深层次缘由可以探寻。老师对历史文献中关于义门郑氏的记载作了详细梳理,确认郑氏家族“深受后人敬仰”为基本事实;发现王朝及主流知识分子之所以不断表彰郑氏,大致上是出于“家国一体”的理念,希望通过“表彰义门,使之成为人民的楷模”,表达了统治者所独有的政治性考虑。然而,如果仅仅强调这一点,还不足以圆满解释朝廷和民众共同行为的基础,更不能说明为什么“当地人民至今依旧对这个美名远扬的大家族充满崇敬之情……‘义门郑氏’穿越时空的影响力,决非‘宣传’”二字可以概括。”于是,老师把视线转向了著名的《郑氏规范》。经细致分析后,他尝试着总结出“义门郑氏延续几百年的奥秘”:“在郑氏家族内部,平日持之以恒的儒家伦理熏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人们普遍把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化作了自己的内心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宽严相济和奖惩有度,只不过是一种辅助手段而已。”老师认为,以《郑氏规范》为代表的家训类文献,“其社会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其中或许有一些过时陈腐之处,但用历史主义加以分析,总体倾向似乎无可非议。……折射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治家与睦邻,都以仁义为准绳”,其中显然“具有穿越时空的普世价值”。

义门郑氏及《郑氏规范》一例说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具有强大的穿透性,可以不受阶层、利益、身份的隔阂而代代“传承”,中华文化之长久魅力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所具有的所谓国家“软实力”也正表现在这里。但问题是,“义门”一类“传统美德”的传承是在传统社会结构和传统财产制度的基础上实现的,一旦这个基础被以理性的名义“高调”加以改变,被“传承”者的血脉之源就会枯萎,“断裂”势不可免,“普世价值”也再难被认可。引起老师深沉叹息的“世风日下,道德沦丧”,几乎就是这一“断裂”过程的自然结局。“自然”固然“自然”,但展现于其间的历史悖论或庄子所说的“吊诡”现象,也真够令人无奈和沮丧。出路会在哪里?作为学者,除了以身作则之外,大概只能寄希望于未来了。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洪煜副教授的论文《颠覆与再生:建国前后上海小报及报人群体的社会转型》,以上海小报及报人群体在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发展演变最终并入国家公营新闻体制的过程为线索,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断裂”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老师的观察非常细致,结论也非常明确:“上海小报作为旧时代的新闻大众媒介,是近代上海特殊政权格局的产物,在新的政权统制之下,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也是应有之意。上海小报在解放前后无论是内容,还是人员的配备及管理方式方面皆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说,新政权下的新小报宗旨和旧上海小报的风格已然出现分化,体现了新社会新小报的特色。这种变化不是传统小报文化的继续发展,而是小报文化的一种断裂。……从这一意义上理解,旧上海休闲小报在上海解放后被接管和改造时就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旧上海时代小报报人的生活方式及其迎合小市民休闲文化消费的格调已然与新政府引导的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格格不入了。”根据他的理解,至少在小报文化这一领域,新小报与旧小报之间的“断裂”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而两者之间所“传承”的则不过是一种“小”的形式。因此,有学者认为,依附于旧社会的小报传统被新政权“颠覆”后,其实并没有、也不允许获得“再生”;经由“挖掘‘旧我’——全盘否定‘旧我’——宣誓与‘旧我’决裂、塑造‘新我’”三段式后的小报从业者们,与其说是“再生”,还不如说是重新“托生”,因为他们自己也希望从根本上与旧传统告别。

当然,如果要历史地、辩证地理解“传承与断裂”“颠覆与再生”的关系,还应当引入阶段性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所见到的一切都不过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阶段随条件的变化而迁移,或传承或断裂,或颠覆或再生;传承者可被颠覆,断裂者亦可再生。老师专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是如此,老师关注的精神血脉和理想人格亦如此,老师关注的上海小报和报人群体同样如此。近年来各类八卦小报、搞笑网站的畅销走红,岂是“传承”“再生”一类词汇所能涵盖,简直就是“旧上海小报风格”的“轮回”“涅槃”了。而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现象又恰恰与“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配合得十分默契:既为某些部门主动提供“反三俗”的对象以成其有的放矢、守土有责的美名,又繁荣了报刊网络市场,大饱了群众的眼福,同时还依凭广告轰炸坐收了暴利。我们不知道这个多方共赢的阶段会持续多久,但有一点似可肯定,平衡会在一定条件下被打破,最后的出局者是谁的谜底到时候会揭开的。

 

与前几届论坛相比,本次会议还有一个突出亮点,即以韩国高丽大学历史科朴元熇教授自编《读史年谱(19442011)》为代表的“自己写自己的历史”。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是一种并不陌生的史著体例,比如近代就有《康有为自编年谱》、《吴宓自编年谱》等名著;至于“自传”类作品,无论古今中外,更有大量为人熟知的传世作品。近年来,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也在积极倡导这一品种,如作为上海市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的唐耿良著、唐力行整理之《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⑦],已成为一部享誉海内外的名著。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交代类自传”固然写得不少,但对如此迅速地进入“自己写自己历史”的阶段却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更谈不上方法论层面的思考。朴先生的这部自编年谱原为韩文,由朴先生亲自译为汉语,精致典雅,读来真切感人,没有一点虚饰,充分反映了朴先生朴实忠厚的风度和杰出的学术成就,可作后来者的范本。“自己的历史”与“他者的历史”本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自有不同的关怀和不同的顾忌,读者也有不同的期望,因此就需要作者在取材和行文上更加严格和谨慎,方能无愧于今生,亦为后人留下一份可以信赖的资料。

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领域,是对前人日记类作品的研究和利用。实践证明,只要透彻掌握日记作者所处时代、所在阶层的基本特征,以善解人意的体谅之心正、反结合阅读,日记类作品可以从当事人对当时事所作解释的角度,弥补其他史料之所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王振忠教授提交会议的论文《排日账所见清末徽州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婺源〈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抄本为中心》,通过整理和仔细阅读近年收集的徽州排日账之一种——《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19021906),并结合对其他文献的考察,确定了这类文献在民间日常生活史研究方面具有的重要价值。据老师介绍,“排日账有不同的类型,其记述的内容有的简单,有的复杂,这与记账者的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往发现的主要都是农民的排日账,所以一般都比较简单。而《龙源欧阳起瑛家用账簿》,因其作者系当地的一名塾师,故而记录的内容较为丰富。”与会学者对排日账以逐日书写的方式翔实记录一个徽州家庭日常生活中银钱的借贷往来、土地买卖中田地税赋的推收过割,以及婚丧礼俗等活动中诸多社交应酬细节,无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同时,也赞同老师的提醒:“对于此类……研究,亦应充分考虑到在婺源乃至徽州的大背景下,因时代的不同和地域的差异……而呈现出的不同的社会样貌”。很显然,欲准确解读排日账一类具有极强地方性色彩的文献,其前提应该是对该账本所由产生之时、空特点有一深刻理解。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健副研究员的《清代中期一位江南文士的日常生活:以〈张廷济日记〉为中心的讨论》,张廷济的日记中了解到张氏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私密性极高的日常生活细节,尤其是他丰富的信仰世界。南京大学历史系罗晓翔博士的《足行万里书万卷——晚清女诗人王贞仪的游历与社会生活》,通过解读王贞仪所撰《德风亭初集》,整理出这位才女的成长经历、游历与社交生活图景,勾画了明清以来江南才女文化的延续轨迹,生动地揭示了一位底层士绅家族女性的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

对于以上几种建立在私人性文献基础上的重要探索,虽然有学者建议还应加强思辨性概括以避免碎片化,但社会史的百年历程已经为这类研究提供了非常宽松的生存环境和宽广的学术前景;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江南士人、江南才女乃至整个江南文化传统的从容观察和细细品味,我们现在可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附记:本综述是受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唐力行教授的委托撰写的。为完成这一任务,笔者认真拜读了每一篇参会论文,并根据会议记录,对评论者的质询及报告人的回应作了综合性处理。综述的基本内容固然反映了会议的实况,转引报告人的具体观点也完全根据会议论文集,但选择哪些文章、从哪一角度行文和成文,却只能根据笔者有限的知识面和领悟力而定,所发议论也仅仅代表笔者个人。由于水平有限,理解有误,实在愧对同仁;若有过失,自应由笔者承担,绝不推诿。特此说明。

 



[①] 详见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②] 有关中国近代以来民俗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可参见苑利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共8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钟敬文先生的作品目录详见杨哲编:《钟敬文生平·思想及著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③] 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78本第2分,20076月。

[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

[⑤] 涂尔干:《乱 伦禁忌及其起源》,汲喆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页。

[⑥] 参见亚当·库珀等主编:《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123125页。

[⑦]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