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钧（1909－2003年）诗名隆于今代。我多次萌动写一篇往事之忆，追怀前辈原是后学应该做的事情，但又虑交往不多，恐有谬托知己之失，迟迟不敢落笔，以至迁延至今。
初识任钧先生，是在他刚从上海音乐学院调至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大）中文系的时候，时间大约为1958年，无非在开小型会前后交谈几句，我在系里当助教，闻其大名已久矣。不多时日我被调离，其后却在衡山路、宝庆路一带几度邂逅，始知两人寓所相距很近，于是往访过一两次。及至"文革"已临尾声，某日早晨他忽然到寒舍，为购旧木料修房来借户口簿，那时卢家湾某处有旧木供应，凭户口簿限量选购，他希望多一份，以供应用。我当即应命，事毕他又亲自来还簿，藉以闲聊片时，并未谈及住房修缮些什么。他的住处与一所托儿所同门出入，进门转向一架狭小木梯，登上二楼，全楼也很狭窄且又不规则，简直像是一个瞭望台，下视托儿所历历在目，白天人声嚷嚷，琴声不绝，"瞭望台"上殊不能静心研读，更不必说写作了。这位早在1928年就参加著名团体太阳社并以卢森堡的笔名发表大量小说、诗作，次年留学日本参与建立左联东京分盟，1931年归国参与左联领导工作的革命诗人，尽管资格那么老，却一直是一领青衿，始终过着平民生活。尽管自抗战时期起就先后在众多大学当教授，依然不失为布衣书生，衡山路寓所居住状况是如此之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文革"以后，他得以迁居湖南路福园，算是改善了，但面积仍小，两室而已。在那里，我曾访谒几次。有一次，谈起他自己。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次年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战争。他在写下《我听见了飞机的爆音》后，愤然回国，担任左联组织部长，党团书记是周扬。不久，他被捕了。关于这段经历，他说："我出生在印尼，当时印尼是荷兰殖民地，生于斯就自然具有荷兰国籍；如果我自认是荷兰籍就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但我始终说自己是中国人。受审讯时只承认是左联盟员，没有说及在左联的职务。因为仅是普通盟员，这才被释放。"当时未及细问，他被捕时所用的姓名，也许不说他是任钧、卢森堡吧，那可是出了名的；可能就用他的本名：卢嘉文。
他的被捕，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一再受到审查。他接着还说："'文革'后我和周扬见面时谈及此事，说：'倘若我变节，第一个供出的就该是你。'周扬答道：'我从未被捕过，可见你没有这类情事。'"
其后在福园谈天，当他听我说起正在撰写《郭沫若文学传论》中关于传主亡命日本的章节时，他主动告知在1928年郭老何以能够化名吴诚乘坐坎拿大皇后号船秘密东渡的历史背景："那时中日之间往来，不需要护照，当然也就不必签证，原因在于日本军国主义为了便利它的侵华行动，派遣它的负有特殊使命的人来华，甚至深入内地，而不为中国当局所知，遂有互不办理护照与签证的约定，表面上是对等的，中国人进入日本亦可免出入境手续，但中国政府不可能部署侵略行动，日本政府也不怕中国当局派遣情报人员入境。"这一史实的叙述，使我解决了一个一直未知其故的问题，自然也连带明白了郭老流亡十年之后得以秘密归国的缘由。任钧先生提携后学的热情于此可见一斑。
上世纪90年代，我参与编辑《中国作家自述》，向任钧先生约稿。他看了出版社具名的征稿信，当场取出一篇写在练习本纸上的现成文稿交给我，说："字数超出了你们的体例规定，你替我缩一缩吧。"如此信任后学，使我又惊又喜，所惊者怕失去原旨，曲解原意；取走后研读再三，遂用另纸缩写成两千字，送去请他自定可否。他看后认为可留下斟酌改定，并说："过几天装入信封，送交教育出版社责任编辑转给你吧。"不数日他竟亲自送去，尽管距离相近，毕竟已是耄耋之年了。待到书籍出版，我赶紧送样书至福园，很重的一大册他还能捧书翻阅，似有满意之状。这回是最后一面，五年后报纸载其噩耗，临终前他住在敬老院。
我不敢妄攀忘年之交，谨记识荆过程如上。任钧先生善待后学、平易近人的可亲可敬，则一直萦回于脑际。
来源：《文汇报》 2010-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