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宏：《洪钟长鸣——诗人任钧百年祭》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缺乏诗意的城市。我不知道持这种观点的人依据是什么。不同时代，对诗意的理解也许不一样。回溯上海百年历史，曾有无数诗人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意味深长的诗篇。大半个世纪前曾在上海激情放歌的任钧先生，就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优秀诗人。

　　1977年5月，上海召开了一次大型文艺座谈会，地点是上海展览馆。这是“文革”结束后上海第一次文学界的聚会，很多历经劫难的老作家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其中有巴金、于伶、柯灵、王西彦、黄佐临。我是当时参加座谈会的最年轻的业余作者，被分在诗歌组。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看到同在诗歌组的任钧先生。

　　在我心目中，任钧是一个铿锵刚健的名字，这名字，和很多激情洋溢的诗篇连在一起：“我歌唱——我是一口大钟，要用洪亮的声响\去唤醒沉迷的大众；\让大家——为着自己，为着民族：向前冲锋！……我歌唱——我是一只海燕，要替被压迫者\带来暴风雨的信号！我是一只乌鸦！要替吮血动物们\唱一支黑色葬歌！”这是任钧先生写于1937年的诗，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年轻的任钧用自己的诗大声呐喊，激起无数国人的共鸣。他在诗中怒吼：“怒吼吧，中国！你的活路只有一条：抖起全身的气力——粉碎百年的枷锁。”他的朗诵诗，在那时成为唤起民众的嘹亮号角。任钧有很多值得炫耀的经历：他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老革命；他是新文学运动中重要的文学社团“太阳社”的骨干；他曾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他曾和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有很多交流；他的诗，曾被聂耳和冼星海谱成歌曲，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被大众传唱……

　　而我看到的任钧，却是一个谦和朴素的老人。他清瘦，文雅，书生模样，说话细声慢气。他当时的身份，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在那次座谈会上，他是诗歌组中最年长者，也是资格最老的诗人。但在开会讨论时，从未见他慷慨陈词，大多时候，他只是默默地听别人发言。他的发言很短，但令人难忘。他用质朴的言语，平静地表达了对生活和诗的见解。他谈到了鲁迅对新诗的看法。作为“左联”的负责人，当年常和鲁迅先生见面，他曾当面征询鲁迅对新诗创作的意见。鲁迅尽管很少写新诗，也很谦虚地说自己不懂新诗，但还是对任钧谈了一些观点。鲁迅认为新诗应该有节奏，有音韵，和散文不同，鲁迅不赞成新诗写得让人看不懂。任钧当年写的朗诵诗，就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我的感觉，这位在历史上曾经写过惊天动地诗篇的诗人，经过了几十年人世和社会的沧桑，已经归于平静。

　　这次座谈会之后，我在作家协会的诗歌活动中又见过他几次。他每次来开会，都很认真地听，表情和善，尊重每一个发言者。如发表意见，总是言简意赅，观点鲜明，有学者的智慧。譬如有一次讨论诗歌，他谈到有的诗写得像天书，堆砌词汇，意象杂乱，其实是故弄玄虚，并无多少明确的内涵，读者读不懂，作者自己也糊涂。他认为这样的诗不会有读者，也不会有生命力。历史已经证实了他的看法，当年那些故弄玄虚的时髦文字，现在早已被人们忘记。

　　任钧的诗，并非都是慷慨激昂的朗诵诗，他也写过很多幽默的讽刺诗。他的诗中，经常流露出不同凡响的智慧，有时甚至还有惊人的预言。1931年，他在日本留学，听到日本飞机在东北轰炸的消息，义愤填膺。他写了一首诗，题为《我听见了飞机的爆音》，在诗中，他谴责日本飞机轰炸中国，并在诗中预言：“我确信，总有一天，那同样颜色的飞机，也将在这里投下同样的杀人武器：也将投到工厂中，也将投到农村里，把老百姓大批炸死……”十四年后，他的预言成为事实。

　　我曾经感到奇怪，任钧资格这么老，很多比他资历浅很多的人，解放后都当了高官，而他一直是一介布衣，到晚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年轻时的革命经历，似乎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光环。然而从历史的眼光看，任钧没有什么遗憾，作为一个诗人，他的生命不会结束，他将和他的诗一起，活在后人的心中。

　　2009年11月2日于四步斋

                                              来源：《新民晚报》 2009-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