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育民:《风雨八十载 心血付汗青——中国近代史专家魏建猷先生传稿》

发布者:发布时间:2012-02-16浏览次数:2061

魏建猷(1909-1988),安徽巢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政协上海市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著名中国近代史与秘密结社史专家。早年就读无锡国专,留学日本中央大学,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无锡国专、中央大学、暨南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职任教,主编《东南日报·文史副刊》。1954年后在上海师范大学工作,为历史学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名誉主任、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等职。著有《中国近代货币史》、《第二次鸦片战争史》,主编《中国近代史辞典》、《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等。

 

童年和求学


    魏建猷,曾用名守谟,于1909120出生在安徽巢湖畔的槐林镇小魏村的一个耕读之家。幼而聪慧,祖父十分喜爱,教以识字念书,常能过目不忘。在小魏村,魏家的家境虽说还算富裕[1]6岁那年便送魏建猷进了私塾,但子弟稍稍长成,亦不免帮助放牛割草、放鸭捕鱼。辽阔的巢湖孕育了他宽广的胸怀;繁重的农作养成了他朴实耐劳的性格。

小魏村没有小学,离开县城又远,魏建猷直到13岁那年才上了小学。巢湖很大,湖头向着李鸿章的家乡——合肥,湖尾才是巢湖的治所巢县。小魏村在巢湖的南岸,虽说坐船到县到合肥都很方便,但是,皖中的人们要出外,还是更乐意走皖南,出长江。或许是这个缘故,父母将魏建猷送到了远离家乡百里开外的无为县励志小学念书,不久又转到了竞存小学。正规的小学生涯虽只渡过了两年,他却由此而获得了不少新学知识,打开了眼界。19246月在竞存小学肄业后,魏建猷便顺江而下,到无锡中学就学。

无锡中学是唐文治的学生高践四根据先人遗命捐助成立的一所私人学校,由唐文治任名誉校长,并手订校规。1920年创立时,暂租西水关马氏的房屋为校址,1923年在南门外羊角湾建成新校舍,魏建猷就是在新校舍落成的第二年进入该校的。虽然他的英文成绩十分优秀,而且在市里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中还获了奖,但他感兴趣的还是文史。在这所优秀的中学里,有两位年轻的语文教师对魏建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位是侯堮,号云圻;一位是王瑗仲,号蘧常。侯云圻后来把魏建猷引到了北京这个更为广阔的天地,而王蘧常则成了魏建猷的终身师友。在无锡中学,魏建猷虽只读了一年,但由于两位老师的提携,专业的方向从此确定。1925年江浙战争爆发,学校停学,魏建猷不得不告老师,休学回家了。

魏建猷又在家乡过了两年的乡村生活。虽然已进入民国十多年了,科举考试制度废除已二十年了,但是,在乡间还是有新学不到之地,前清的老知识分子大可发挥其余热,设塾招徒。乡里有位叶芝岑先生,就办了一所这样的学塾。已受业于侯云圻、王蘧常先生的魏建猷就向叶老先生请教古文的写作,小学和文言文的功底在这两年中进一步夯实了。

1927年夏,虽然经过大革命的风暴和反革命政变的血腥屠杀,与新都南京和闹市上海不即不离的的无锡,仍然聚集了一批回归传统的知识分子,他们应江苏名绅、著名教育家唐文治先生之召,坚持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2]。纷乱暂告平息之后,曾在无锡中学任教的王蘧常先生受聘到无锡国专任教,自然他也通知了学生魏建猷前来报考。在无锡国专,魏建猷经过了长达四年的学习,受到了严格而系统的国学教育,为其后来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魏建猷后来回忆,他喜欢历史,在无锡国专读得最多的还是历史书籍。在国民政府治下的欧风美雨的新潮时代,出现这样一个标榜弘扬国学、培养国学人材的专门学校,教学生读古书、写古文、钻研古代经史与学术,这的确是一个异数。这所学校,因其背离时代潮流,而成了20世纪中国弘扬国学的一大渊薮。

在燕京大学图书馆


    1931
7月,22岁的魏建猷由无锡国专毕业,经时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的侯云圻介绍,到了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助理员,搞中日文编目工作。因为工作的需要,魏建猷刻苦地学习日文,钻研业务,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报》上发表了有关图书版本、考订和评价论文多篇,如《跋明翻刻宋本唐百家诗零本》(第17期)、《跋明信郡王如松竹窗雅课稿本》(第25期)、《高丽刊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跋尾》(第27期)、《馆藏清代禁书题跋记》(第3032期)、《馆藏批点本礼记敬业质疑》(第33期)、《跋墨香书屋丛书十一种稿本》(第3740期)、《书蓼绥阁诗钞潞河词跋》(第43期)、《跋黄育楩〈破邪详辩〉》(第44期)。作为图书版本学的题跋,题材短小,文字精练,但要概括图书的版本、作者、内容、价值等多方面的问题,写作不易。如燕京大学图书馆藏的批点本《礼记敬业》一书,有凌义渠蓝笔庚申年校、袁了凡黄笔壬寅年校,向被视为珍本,但魏建猷根据《京山县志》作者杨鼎熙为天启辛酉举人的记载,指出《四库总目提要》记为崇祯庚午举人之误;又根据凌、袁二人的生卒年和该书的出版年代,断定此书的蓝、黄笔批校均为伪托。再如,馆藏明刻本《唐人十三家诗集》,经魏建猷考订,此书为宋本《唐百家诗》的零本翻刻,由书商自行定名,而清人江标所刻所谓影宋本的《唐人五十家集》中,有九家系翻刻《唐人十三家诗集》的残本。又如,馆藏《墨香书屋丛书》十一种稿本不署著者,经魏建猷考订,系清宗室奕赓于道光年间所撰,是清代的重要史料[3]。这些题跋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魏建猷在版本目录学方面的造诣。

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顾颉刚、郭绍虞先生经常到图书馆查阅资料,魏建猷也时常向他们请教,并相互切磋,他与顾颉刚的友谊,一直保持终身。在中日文编考部有位同事蒋山,是清华大学历史系高材生吴晗小学和初中的同学,吴晗在1930年秋也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工作了将近半年时间,蒋山和魏建猷又同住一个宿舍,三位年青人于是就因此而经常相聚在一起。这一时期的魏建猷,由于交友和兴趣的关系,在专业上日益倾向于历史学,并立志希望和师友们一样能专业从事历史学的教育和研究。而在研究方向上,虽然魏建猷对少数民族史表现了一定的兴趣,开始注意从地方志中搜集傜族的史料,但从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看,魏建猷显然对清代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馆藏清代禁书题跋记》、《跋黄育楩〈破邪详辩〉》等文章说明他对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有关清代的珍贵史料已经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后者则是国内发表的第一篇肯定黄育楩《破邪详辩》史料价值的专论。

黄育楩曾在道光年间在河北巨鹿等县担任知县,在当地搜缴了大量民间教门的经卷。为了肃清这些民间教派教义在当地民众的影响,黄育楩将这些经卷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摘录下来,逐条批判,汇编成册。这些经卷由于清政府大量禁毁,已很难看到,但从这部书里我们可以窥见这二十部经典的内容大要[4]此等宝贵史料,得藉黄氏之书而传,未始非不幸中之大幸。其有补于中国社会史、宗教史者,实非浅鲜![5]他还专门撰写了对这部书的研究论文。对于有关清代秘密结社的史料,他也开始着手搜集[6],他之后来成为中国秘密社会史的专家,起步于斯。

19332月,魏建猷完成了《清雍正朝试行井田制的考察》[7]这篇论文,也表明了他对于清史的兴趣。清初入关八旗在近京一带实行圈地,以解决旗民生计问题。但由于旗民不事生产,游手好闲,生活日益困难,变卖典当田房、拖欠钱粮日益普遍。至雍正朝为解决这一问题,便在直隶原圈地区域内试行了井田制度,分配井田耕作的仅限于最贫穷的旗民、治罪革退的旗籍官兵。井田的经界则尽可能以周围八分为私田,中间百[]为公田,共力同养公田。授田之法亦仿周代制度,每户百亩。在试行井田地区,设立管理、劝教、骁骑校、领催、乡长等官员、执事,并由政府拨款为无业旗民建房,发给口粮种子及农具等费。但井田制仅试行了十一年即告失败,不得不改为屯田,其关键原因还在于养尊处优的旗民已经奢侈懒惰成风,不能力穑。这篇论文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当时史学界关于中国存在不存过井田制争论作了回应[8]。当时郭沫若、胡适等人根据《孟子》、《礼记》中所纪井田制度太不近事实而断定古代未曾有过井田制度的存在,魏引用了《诗经》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等史料,指出了郭、胡二氏的武断之处。在日本留学期间,魏建猷曾两次拜访郭沫若先生,估计对这个问题有所讨论。



[1] 解放初魏家被划为富农。

[2] 无锡国专于1920年冬开办,称无锡国学馆,1927年改称国学专门学院,1929年定名为国学专修学校。由唐文治手订学规十条,第一批招生24人。初赁锡商山货公司为校舍,次年起学舍于学宫旁原金匮训导官廨旧址,并建尊经阁。

[3] 魏建猷不久发现金梁在《瓜圃丛刊叙录》中录有观成《重订东华录跋》、奕赓《重订东华录序》各一篇,证实了他先前的论断。见《〈墨香书屋丛著十一种稿本跋〉补记》,载《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40期。

[4] 魏建猷:《八卦教残余经典述略》,刊《逸经》1936年第10期,19362月间写于日本东京。

[5] 魏建猷:《跋黄育楩〈破邪详辩〉》,载《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44期。

[6] 在《八卦教残余经典述略》一文中,魏建猷先生写道:作者前年居北平时,曾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故宫文献馆所藏清代档案中,关于教匪会匪史料甚多,且强半皆世间所未见者。当时有意摘要录出若干,旋因去国匆匆,未得如愿。

[7] 刊《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五期(19368月)。

[8] 原稿曾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编辑删去。

留学日本与学术方向的转变

魏建猷在燕京大学当图书馆员的目的,一方面便于进行学术研究和交流,另方面也是为了谋生和积蓄,以便进一步深造。二年的打工,省吃俭用,积蓄了三四百元大洋后,魏建猷决定去日本留学。19339月,魏建猷东渡日本,初在日本东京东亚学校补习日语,后入中央大学经济科学习。

·一八事变以后的日本,喧嚣着灭亡支那的军国主义思潮。对于前往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日本政府既抱着培养汉奸的目的,又担忧中国政府借此培养间谍。因此,对于来自敌国的中国留学生既设法拉拢,又严加监视。在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后,日本政府也装模作样地表示退还,但退还的庚款需由日本政府控制,专门用于资助中国留日学生,条件是填写一份含有向日本天皇表示效忠内容的申请书。魏建猷来到日本之后,所有积蓄在支付了旅费和学费之后,所剩无几,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无法接济一个留学生,但他坚决拒绝了日方提供的这种嗟来之食,靠翻译日文资料以补贴生活费用。当时国内的新闻界、学术界十分重视来自日本这个汉学研究精深而却志在亡我中国的邻国的政治新闻和学术动态,魏建猷的译稿自然受到国内新闻界和学术界的欢迎。据魏建猷回忆,当时有关学术译文大都能够寄回国内刊出,如山口察常的《孔子的思想》(刊《国光杂志》第6期)、武义内雄《宋学之由来及其特殊性》(刊《国光杂志》第9-12期)、后藤末雄《西洋人观察之中国》(刊《国光杂志》第14-16期)、《中国国家成立过程之一考察》(刊《文化批判》第三卷第一期)、青山定男《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之变迁》(刊《禹贡》第五卷第十期)等等,撰有《儒学与日本武士道之关系》(刊《国光杂志》第13期)、《八卦教残余经典述略》(刊《逸经》1936年第10期)等,但有关日本政情动态的文稿除少量在汉口《武汉日报》、南宁《民国日报》上发表外,其他如《日本政局透视》等一类大都被日方扣留,以后不仅对魏建猷的所有译稿加以扣留,甚至派人跟踪、直接盘问。在这种情况下,魏建猷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陷入了困境。屋漏偏逢连天雨1935年夏天,魏建猷又患了肺结核。在贫病交加之中,同学周默秋向他伸出了援手。

 

周默秋是湖南省的官费留学生,与湖南上层关系比较密切,他写信给湖南省主席何键讲了魏建猷的境况后,何键允准汇了二百元资助,这使魏建猷得以度过难关,完成在日本最后一年的学业。当时何键正在湖南提倡国学,在长沙仿照无锡国学专修馆的模式亦创办了国学专修馆,而《国光杂志》则是何键的言论工具,但其学术水平显然落后于无锡国专的《国专月刊》,而且稿源缺乏。因周默秋的关系,魏建猷的学术译稿主要供给了何键的秘书张博言主编的《国光杂志》,该刊共办了18期,其中有9期刊有魏建猷的译稿和论文,这些情况何键自然清楚。对于魏建猷来说,雪中送炭,却之不恭;顺藤攀援,君子不为。回国以后,虽然与何键有过几次见面,并因何键、周默秋等人的关系与湖南政界有所往来,但他初志不改,始终淡泊于官场名利。而何键对这位青年亦十分器重。19372月,何键到无锡国专参观并讲学,魏建猷恰在该校任教,两人第一次会面。不久他拨经费给周默秋办《现代国际》杂志,没有忘了关照请魏担任特约编辑,月支车马费60元。魏无意从政,因此未参与该杂志社的工作,也未领支薪水。抗战爆发后,魏建猷避难至长沙,担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少校秘书,负责抗敌宣传工作,亦与何键有过会面。第二年魏建猷患肺病,生活发生困难,何键闻讯后派人接济50元。离开长沙赴成都,又赠仪50元。何键一生,已经盖棺论定;但三次雪中送炭,作为近代史专家的魏建猷于学于私不能不感慨系之。

 

19366月,魏建猷离开日本回国,到无锡拜访了唐文治先生。受唐先生的聘请,于8月开始在无锡国专任教。当时的《国专月刊》发布消息说:本学期新聘教师有陈天倪先生、李浚清先生、魏守谟先生。……魏先生本校第七届毕业,曾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服务,后东渡,毕业于日本东亚大学研究所,于史学有深湛之造就,本学期来校教授史学概论、通史课外,并设日文补习班[1],补习班学生共44人,魏建猷还是补习班的级任导师。此外,他还在庆丰纱厂纺织人员培训班教日文。教学之外,魏建猷笔耕不辍,在《论学》上发表了《朱舜水思想概述》(19372月)、《记明末东渡流亡之二志士》(19374月)、《关于朱舜水先生二三事》等,这些论文的材料,大抵是在留学日本期间所搜集。同时,魏建猷开始计划撰写《甲午战争史稿》。谈朱舜水及明末流亡日本的志士,既反映了在日本留学期间魏建猷的心态,而撰写《甲午战争史稿》,则反映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他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方向的重要转变。

《朱舜水思想概述》既叙述了朱舜水的生平、民族思想、学术思想、政治思想,作者不能不有慨于时势人心:今者四夷交侵,中国危矣!人皆言救国,夷考其实,犹汲汲以富贵骄奢为务,养生之厚如此,能不爱其死乎?彼诸先哲所以能历艰阻、忍饥寒为人所不能为者,以其心中惟有正义,生死穷达,不及其胸,故有此大无畏精神也。人之情岂异哉,贪生恶死,喜安避危,豪杰与庸众不相远。知所患有过于死,故杀生而不辞。彼贪生者,由不知耻耳,知耻则近乎勇也。仓卒舍命,犹可以血气为之,若假以时日,利害之心乘之,则改其初衷。故此非学有根柢、行有素养者,不能若舜先生者。不能徒羡其行事,尤须注意其学养。治其学者,当体其存心,若徒拾其支节,以为谈助闻见之知,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岂先生之志欤!”“学有根柢、行有素养,也是魏建猷后来的为学为人的准则。

《甲午战争史稿》的史料搜集也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至少完成了三章,战争爆发后,由于颠沛流离、生计艰离,无法再继续下去。现存文稿仅有作为第三章的《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一篇,刊登在19375月《国专月刊》第五卷第四号上。除朝鲜问题之外,作者还有《甲午战争之经济背景》一文,以探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撰写此书的目的,亦可由《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一文中可见一般:处今之世,尤须将此义宣示我国民,使知帝国主义之侵略我者,其原因别有所在,非可苟求幸免,惟努力自强,统一团结,发展生产,充实国防,以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周旋,则人自不敢侵略我。若舍此不求,图侥幸于一时,终亦必亡而已矣。

朱舜水的研究、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可谓以史为学、以史明志、以史为鉴,既反映了在三十年代上半叶,年轻的魏建猷在学术上的成熟、人格上的升华,又反映了他的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甲午战争史稿》虽未完成,但在魏建猷的学术道路上意义重大,他一生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就是由这项研究开始确立的。

流离与回归

19377月,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8月,淞沪战役爆发。9月,无锡国专因战事无法开学,魏建猷失去教职,带着新婚的妻子吴佛因前往长沙,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离生涯,流离的还包括他所钟爱的学术研究。在长沙,有因稿缘而结识的原为《国光杂志》主编、现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的张博言,经过他们的安排,给魏建猷补了一个长沙警备司令部额外少校秘书,从事抗敌宣传工作。当时历史学家吕振羽也来到长沙,担任中共驻湘代表,徐特立也来长沙,经常参加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和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组织的活动,文抗会经常举办各种座谈会、报告会,邀请各党派、各阶层和各群众团体的著名人士参加并作报告。魏建猷与吕振羽的往来较多,也参加了文抗会的一些工作,并参加了该会举办的俄文学习班。当时长沙有三家大报,《湖南民国日报》、《全民日报》、《力报》,宣传抗日比较积极的《全民日报》在桂系停止资助经费之后,经费困难,编辑人员相继离开,只有一位共产党人独立支持,呼吁文化界支援,吕振羽、翦伯赞便义务担任了《全民日报》副刊的编辑,魏建猷则承担撰写专论和社论。他与共产党人的往来很快为国民党特务所注意。不久,他们发现在长沙青年会主办的抗战讲座上,魏建猷与徐特立一起登台演讲,还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拜访徐老,这样这个额外少校自然不能让魏建猷继续干下去了。

不久,湖南政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动。11月,蒋介石将何键调任内政部长,明升暗降,随即改组湖南省政府,12月,魏建猷失业了。19382月,他以失业青年的身份向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写信,请求安排工作,被派为秘书处科员,负责抗敌宣传。但到6月间,便这一路走得十分艰难,魏建猷的肺病还未好,妻子又在途中分娩,生下了长子,前途漫漫,他们走走停停,在宜昌住了一个多月,万县住了近两个月,重庆住了二十多天。原定目的地是到重庆找工作,随何键一起到重庆担任内政部参议的张博言听说魏建猷来了,生活又困难,便介绍他去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当专员。这个机构属于何键管辖的内政部,在这样一个国民党控制舆论的权力机关工作,位崇薪厚,但与魏建猷之于学问、政治的态度格格不入。婉拒之后,他便到教育部举办的沦陷区高等学校失业教师登记处登记,领了40元的生活费,等候分派工作。不久,自己想办法到当时迁到成都的光华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193810月,魏建猷到达成都后,身体十分虚弱,肺病尚未痊愈,第二年又患了伤寒病,经济十分困难。图书管理员工资微薄,虽然不久升为主任,但境况仍无多大改善。主持顾颉刚聘魏建猷为兼职的私人秘书,协助他编制中国历代人口分布区域图,以解决他的一部分生计问题。光华大学图书馆规模很小,根本无法满足魏建猷的研究需要;加上日机经常来轰炸,患病的他无力经常奔跑进掩体,因此,194010月,西昌《宁远报》社聘请他担任该报经理,他自己也十分想了解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状况,便辞去了图书馆主任的职务,前往西昌。

西昌的两年对魏建猷来说,不堪回首。生活虽然不成问题,但远离了学术界,对已过而立之年的魏建猷来说想必是十分痛苦的。《宁远报》经理是一个上校级的头衔,但仍不免国民党特务的监视。19417月,因《宁远报》有进步倾向,遭到追查,魏建猷不得不辞去报社经理一职,降级调到宁属食粮增产督导委员会兼任的主任委员张笃伦的秘书。张笃伦是西昌行辕主任,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但这位主任的秘书发往内地友人的信件却常常被特务私拆,将有关内容转给张笃伦阅看,张还算关照,嘱以后在信中少发牢骚了事。现存魏建猷在这一时期留下的唯一的文章就是《宁属经济建设问题》,刊登在《新宁远》月刊第一卷第1011期合刊上。这篇论文根据宁远地区的地理、人文、矿藏、出产等情况,提出了以国防工业为中心、民需工业与农业相协调发展宁远经济的模式。

1942年夏,已经在重庆中央大学担任教授并兼《文史杂志》主编的顾颉刚将魏建猷介绍给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伍俶傥,当时伍正大力扩大国文系,广招人马,便聘魏建猷为讲师。八年抗战,四年流离,魏建猷十分珍惜这次回归。收到聘书后,魏建猷即辞职离开西昌,来到重庆。9月开学时,师院国文系本身添办了四年级,有四个班级,其他各院的大一年级一律开设国文课程,教授文言文,又有几十个班级,每三个班级配备一位国文教师,因此,这个夏天伍俶傥一下子添聘了二十几名教师,一部分在沙坪坝上课,一部分在离市区几十里的柏溪分校上课,魏建猷、王仲荦、朱东润、罗根泽、魏兴南、吴组缃、卫仲璠、管雄等人都在柏溪任教。据朱东润回忆,中央大学的教师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来的当权派,一派是南京高等师院、东南大学来的基层派,系主任伍俶傥是朱家骅的联襟,主要依靠学生作为他的斗士,对本系教师反而不太重视,因此国文系教师除上课之外,有更多的时间安排自己的工作。魏建猷也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条件,每周9课时之外,抓紧时间进行学术研究。暑假到了,吴组缃回乡一月与家人团聚,写信来羡慕魏建猷还在学校从容奋勉,假期将尽,晤面在即,快何如之。即使在十年动乱的交代中,魏建猷还流露出对那段时光的怀念:在柏溪分校,我住在第五宿舍,王仲荦、吴组缃、陈行素、蒋礼鸿等住在第四宿舍,我和王、吴等有时在王的的房间里,有时在吴的房间里,用菜油炉子烧茶,一同吃茶谈天。王、吴爱谈《红楼梦》,我对此不很熟悉。有时大家一同去田野散步。在重庆,魏建猷又能够与顾颉刚经常会面了,顾颉刚聘魏建猷兼任《文史杂志》编辑,编辑部就设在柏溪,直到19444月编辑部迁至北碚,交通不便,魏建猷才离职。他有时也到郭沫若先生那里走走。1946年,原任西昌行辕主任的张笃伦就任重庆市市长,他也没忘了魏建猷,先聘他担任市政府编审,后又任命他为重庆市图书馆馆长。但是,魏建猷十分珍视在中央大学的教职,坚决辞去了市图书馆长一职,时在19465月。此前,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介绍他到国防部任上校专员,也被他拒绝了。但没有想到的是,在1个月之后,中央大学却解聘了魏建猷。原因很简单, 19432月中央大学校长顾孟余不堪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压迫而辞职,介绍魏建猷来国文系的顾颉刚与之同进退,已离开中央大学多年,加上抗战胜利,中央大学准备还都,既非实权派又非基层派且非国文派的魏建猷自然先在解聘之列。

在中央大学的四年,魏建猷虽然只发表了两篇文章[2],但在他的学术道路上非常重要,这是他潜心专研的时期。他充分利用了中央大学的图书资料,集中精力研究中国近代史,他的《中国近代货币史》、《第二次鸦片战争史》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着手研究和撰写的。如果说,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魏建猷的著译还有不少中国古代史、图书版本学方面的内容的话,那么,在中央大学工作以后,魏建猷发表的论著几乎全部是中国近代史这一领域的。魏建猷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对近代史、经济史有兴趣,并且帮助《文史杂志》出了中国近代史专号、中国经济史专号。



[1] 《国专月刊》第四卷第1期,校闻。

[2] 《近代中国的银元制度》(载卫聚贤编《古今货币》,1944年);《近代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元》(载《东方杂志》41卷第18期,1945年)。

            主编《东南日报·文史副刊》

    19466月,中央大学复员回京,魏建猷举家随国文系教师一起坐船顺江东下。他还不知道国文系已内定解聘他。同船的好友罗根泽偷偷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希望他早作打算,这样魏建猷临时决定来上海。来到上海后,暂投岳母家,又添长女。

魏建猷这次是第四次来上海,第一、二次是东渡日本和回国路经上海,第三次是19362月何键到无锡国专参观,同来的秘书张博言约魏建猷同去上海游玩了两天,两位年轻人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因志趣不同,终于后来在战乱之中失去了联系。这次来上海,虽非举目无亲,但难免落泊之感。

上海不愧为上海,机会实在太多。抗日战争胜利后,无锡国专一部分避乱上海的师生,办起了国专沪校。沪校的规模很小,没有固定教师,教务长便是王蘧常。魏建猷找到了他,老师答应下学期可以安排每周三小时的课,上中国通史。接着,他又遇到了在无锡熟识的老朋友,一位书店老板,这位朋友的邻居《东南日报》的总主笔钱谷风正在物色《东南日报·文史副刊》的责任编辑,经钱的介绍,魏建猷应聘成功。有了兼课和副刊编辑的职位,工作问题算是解决了。剩下的问题就是住房,当时上海的租房要付昂贵的顶费,魏建猷自然付不起,一时想不出办法。一天,路过京沪中学,看到该校广告上校长的名字是黄树滋,应是西昌的熟人,一见果然。黄校长便请他到京沪中学兼几小时历史课,可以教师的名义搬进学校的家属宿舍。这样,住房问题总算解决了。

《东南日报》的前身是《杭州民国日报》,于1928年创刊,1934年改名,193711月迁往金华,1942年迁福建南平,抗战胜利以后,除出杭州版外,19466月又出上海版。上海《东南日报》是一份大型日报,每期810个版面。在上海复刊的第二个月,74,由魏建猷负责的副刊《文史》便创刊了。《文史》系周刊,原为整版,后改为三分之二版,初定每周三版,以后改周四版、周日版等。到19494月初停刊,共出了132期,除最后几期由方诗铭代为编辑外,余均由魏建猷组稿编辑。魏建猷在《创刊辞》中指出,抗战八年间受战争影响,一般文化停滞不进,甚至低落,文史学者当然也不能例外,有成就的学者多因生活的重压和图书的缺乏而停止了他们的研究工作,优秀的新进学者自更不易养成。特别使我们惊心动魄的是文史教育的濒于破产,一般大中学生文史程度急剧低落……创办《文史》副刊,就是为了倡导文史研究的风气,振兴文史教育[1]。在《文史》副刊100期的《编后记》上,魏建猷又强调了办刊方针,本刊园地公开,绝不稍存门户之见,并提出三点希望:作者多赐有学术价值而较易引起读者兴趣的论文;读者多提出改进意见、有关文史学的问题;新进学人踊跃投稿[2]

在主编《文史》副刊期间,魏建猷在《东南日报》及其《文史》副刊上也发表了不少历史文章:《明清两代的田价与米价》(1946-7-11)、《中国新式海军的起源》(1946-7-18)、《记咸丰庚申英法联军入京两段史料》(1946-8-1)、《曾国藩创建湘军所受之挫折》(1946-8-22)、《林则徐与中国近代革新运动》(1946-8-29)、《辛亥革命的历史体验》(1946-10-10)、《清咸丰朝的纸币》(1946-12-5)、《太平天国的货币制度》(1946-12-26)、《清代治河官吏之豪奢》(1947-3-12)、《清季外国银圆的流入》(1947-3-19)、《清季流通的外国银圆》(1947-3-26)、《清季外国银圆流入的原因及其影响》(1947-4-2)、《太平天国战争后的币制改革问题》(1947-9-24)、《圆明园的幸运与厄运》(1947-7-97-2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天津官绅的态度》(1948-2-18)、《从口赋的起源论管子的成书年代》(1948-9-1)、《清季之改铸铜元》(1948-12-30)、《清代处理旧钱伪钱和外国钱的对策》(1949-1-23)等等。此外,还在《中央日报》发表《论清代的养廉金制度》[3]。这些文章几乎完全集中于中国近代史,而又以中国近代货币史、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的文章居多,魏建猷在重庆中央大学四年的潜心研究开始逐渐进入了收获期,奠定了他作为中国近代史专家的学术地位。

通过《文史》副刊,魏建猷迅速地与上海及国内的学术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经常在副刊上发表文章和联系的作者有顾颉刚、吕思勉、方诗铭、王毓瑚、童书业、杨宽、罗根泽、罗尔纲、朱东润、刘子兴、姚薇元、顾廷龙、向培良、宋炎、刘永潜、丁山、王宜昌、吴静安、王蘧常、郭绍虞、陈乃乾、苏子涵、承名世、黄永年、钱基博、洪焕春等。19479月,由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丁山介绍,魏建猷被该校聘为副教授(次年停聘),担任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和史学名著选读三门课;同时,由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吕思勉介绍,聘为该校兼职教授,担任中国通史(近世史部分)和亚洲诸国史课程;郭绍虞还介绍他到同济大学担任了一部分国文课程。他热爱教师这个岗位,编报只是他为了求生的副业,但不得不在几所大学兼课,却是由于物价飞涨之下生活的重压。

与《东南日报》订约时,原定除主编《文史》副刊外,还须撰写有关教育文化和日本问题方面的社论。但后来发现社长胡健中是CC系的重要人物,魏建猷写了几篇以后便不再写了。但在他执笔的为数不多的几篇社论中,亦可看出他对时局的态度。如《端学风》[4]一文,开宗明义指出学风关乎国运,然后尖锐地批评了战后教育界存在的钻营奔竞、营私舞弊、党同伐异、阴谋险诈的不良风气,最后笔锋一转,指出教育界的不良风气,自系受政治上的不良影响[5],曲折地把国民党的政治腐败讲得清清楚楚,也交代了国民党的国运。当时有些人提出来仿行清朝的养廉银制度来防止官员的腐败,魏建猷在《中央日报·文史周刊》上发表了《论清代的养廉金制度》一文,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分析了清代养廉制度推行的原因和经过,认为仅靠养廉银制度来防止官员的腐败是远远不够的,合理地调整政府机构,禁止卖官鬻爵、供应上司和官员的生活奢侈,培养良好的社会风气,都是需要清政府解决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决心消灭此等现象?倘使仍旧承袭清代那种官僚主义的作风,则其结果如何是不难断言的。[6]在讲台上,他更是大胆地抨击国民党的腐败,他从历史和现实的特殊角度批评时局和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苦难的百年和现状,澎湃于他的胸中;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威胁,又使他不能一吐为快。对青年学子来说,老师的这种以史喻今、以史寓情的上课风格,洪亮的声音与抑郁的情感起伏交织在一起,具有特殊的感染力。他开的中国史课程不仅本系学生爱听,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外系的学生。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编审左步青曾经回忆说,他当时在暨南大学学中文,就选了魏建猷开设的中国通史课。不少学子还在他的影响下或奔向解放区,或参加地下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他欢呼上海的解放,但他个人的境遇在鼎革前后却又陷入了困境。1948年夏,长期在战乱中与魏建猷一起颠沛流离的妻子患伤寒症去世了。沉重的工作压力之外,平添了丧妻之痛和照料十岁的长子和二岁的长女,使魏建猷的身心受到很大的打击。直到第二年,由王蘧常主婚、顾颉刚证婚,续娶了肖善芗之后,生活才稳定下来。1950年添次女,但当年12月魏建猷却因原患肺结核菌侵入肾脏,以肾结核症住院治疗,切除了左肾。肾脏的缺损不久又诱发了手的神经性颤抖、冠心病等疾病。1951年光华大学并校后,兼教授不再续聘,由上海航务学院聘他为副教授,担任中国革命史、中国经济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并兼图书馆主任。1953年初,上海航务学院并入大连海运学院,他单身随校前往大连。是年,幼子出生。从1948年到1954年的近五年时间,由于生活和疾病的困挠,工作的频繁调动,魏建猷无法进行他所钟爱的学术研究。

 

   在上海师范大学

(一)最初十年

上海师范大学的前身是上海师范专科学校。19547月,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建校,魏建猷经多方联系,终于调入该校历史科任副教授,与家人重新团聚。这所学校在第二年漕河泾的新校舍落成以前,暂借西体育会路的原华东速成实验学校为临时校舍。1956年该校文理分科,文科另组建为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在原闸北北郊中学旧址上扩建校舍。1958年,两院又合并为上海师范学院,在漕河泾继续扩大规模。1984年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校园旁边,是桂林公园,每逢中秋,桂花飘香。校园周围,则是一片田园风光。从建校之初开始,到魏建猷去世,他在这所大学整整工作了34年。这所大学对魏建猷而言,无论是专业还是家庭,都是一种归宿。

就该校历史学科的变化而言,在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时期设历史科,第一师院时期设历史系及专修科,均由历史学家程应镠任主任。1956年,程应镠介绍魏建猷加入民盟。1957年程应镠被错划成右派之后,由魏建猷、张家驹分别任主任和副主任。程应镠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张家驹[7]是治宋史的,三人领域各有不同,但相互敬重,志同道合,处得十分融洽。

19547月到1964年,魏建猷在师院获得了他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安居乐业的十年。无论科研工作、行政工作多么繁重,他坚持上课。在讲台上,他声音洪亮,内容丰富,深受学生欢迎。学生反映,老师的课,有血有肉,越听越爱听。在科研方面,他主要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出版了《中国近代货币史》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把以前的研究成果作一小结,二是开辟了会党史研究的新领域。

1955年,他的两本学术著作几乎同时出版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于3月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8.7万字,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的学术专著,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点,完整、系统地论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经过及其影响。这本书刊行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但其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把握的全面性、基本史实和基本观点的准确性仍为学术界所称道。中国大陆有关中国近代史教材在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的内容方面,基本上采用了魏建猷这本书的观点和框架。如果我们了解作者在战乱年代生计窘迫、资料缺乏、建国初年工作生活还不稳定的情况,就不能不承认魏建猷的卓越史才和史识了。

《中国近代货币史》是由上海群联出版社出版的,全书共16万字。这部著作的准备时间要比《第二次鸦片战争》长。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他就对清代经济史有所研究。后来到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科留学,又为他从事经济史研究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重庆中央大学任教期间,通货膨胀的加剧使他对近代货币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着手研究并撰写此书的各章节,若干内容已在《东南日报·文史副刊》、《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过。1955年初,群联出版社前来索稿时,魏建猷即将现成的书稿交给付梓。中国近代货币史的研究,无论资料基础还是学术研究基础要比第二次鸦片战争好得多,在魏建猷的《中国近代货币史》问世之前,重要的著作中国的有张家骧的《中华币制史》,西文的有肯爱德的《中国货币论》,但两书均详于近代各类货币的沿革和概况,而于货币与经济、政治之间的互相关系则有不足,而魏著则略于前者而详于后者,由此而显出了货币史家之货币史与历史学家之货币史的分野,魏著的学术价值即在于斯。

对于会党史的研究,魏建猷早已留意,此前除留意搜集资料、做好卡片之外,没有展开研究。五十年代以后,农民战争史研究十分热闹,魏建猷则独辟蹊径地进行了会党史的专题研究。清代以来,下层民间树党结会之风盛行,出现了象天地会、哥老会、青帮这样势力庞大、影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会党组织,弄清楚这些会党的起源、性质及其在历史上的活动,可以大大丰富中国近现代史的内容,而且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有关论文有《试论天地会的性质》[8]、《龙华会和龙华会章程》[9]、《辛亥革命前夜的浙江会党活动》[10]、《共进会的成立及其特点》[11]等等,成为知名的中国会党史专家。

十年的生活虽然太平,但研究工作却屡受干扰。担任行政工作以后,他遇到的问题与程应镠差不多,青年教师积极性高,但文史功底不够。出于师长的关爱和领导的责任,魏建猷提倡青年教师要学习老教师之长,开学馆让他们读书进修,又安排老教师上讲台,收徒弟。这些老教师从旧社会过来,多少有些历史问题,这以后便成为了他压制青年教师而被揪斗的罪状。还有历史课程改革的问题,打破帝王将相王朝体系的历史,就要带着学生下工厂、到农村,搞调查,编厂史,虚耗精力,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他所感叹的青年学生的文史水平低下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作为学者,他不能不痛心疾首;作为主任,他又不能不勉力为之。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上,又有所谓以论带史还是以史带论之争,他反对放空炮以论带史,主张不能以经典著作为结论,也没有受到重视。今天的学术浮躁是为名为利,那时的学术浮躁是为了主义思想,其实学术何尝浮躁,浮躁的是人。和平时期的浮躁有时比战争时期的偏安更折腾。

(二)动乱年代

1966-1976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所谓十年动乱,其实在高校,动乱1964年就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高校大学生就组织下乡,帮助开展四清运动,课停了;文化学术界的阶级斗争也已经蓬蓬勃勃地展开了。如果说此前是折腾的话,那么这1964-65年则是大折腾,大折腾之后才有大动乱,风起于青萍之末嘛!

急风暴雨之始是姚文元的那篇于196511月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文发表以后,根据当时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负责人彭真的意见,要把《海瑞罢官》问题严格限制在学术范围内。根据这个精神,魏建猷发表了《海瑞一生果真是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吗?》一文[12]。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魏建猷的老友,解放后还有联系。但他在1959年到1961年间发表的一些歌颂海瑞的文章以及编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本来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而作,对海瑞的评价确有过当之处。魏建猷的文章在发表时标题和语气编辑有所改动,但意思是明确的,它肯定了吴晗对于海瑞与贪官污吏进行坚决斗争的史实,但不同意吴晗对于海瑞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的评价,因为明皇室本身就是最大的贪污集团,海瑞是不敢反对的。处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魏建猷不能对姚文元杀气腾腾的政治批判针锋相对,但却指出了姚文中存在的四个硬伤,一下子把姚文元的文史功底给暴露出来了。这种严肃的学术批评的文章,自然是他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直接罪证

魏建猷在这急风暴雨的年代所受到的折磨,与几乎所有大学教授们的命运一样,无须赘言。令他最为痛心的不是这急风暴雨吹走了他宁静的书斋、家庭、甚至他宁静的心境,而是吹走了他花了大量心血搜集的有关会党史的资料卡片。那卡片没用火烧、也没称斤两卖钱,而是用水泡透了还给你!到1967年,迫害又扩大到他的夫人,以至于8月间夫妻被迫出走。在北京以上访名义避难一个月后,程应鏐告诉他革命形势大好,夫妻俩才返回上海。所谓革命形势大好是指军训团(军宣队)进驻上海师院,造反派为争宠而明争暗斗。回沪之后,便是长达两年的审查。本文关于魏建猷的生平,写到这里,几乎全部根据的是这个年代所留下的审查材料,那是用他那支颤抖的笔一字一句写下来的交代,几乎清一色的楷体字,其总量几乎与他的全部学术论著相等!这是一段令历史学家难以回首的历史。

1970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开始组织历史学家们重新整理标点《二十四史》。根据这个指示,1971年春天,上海师范学院成立了二十四史标点小组,魏建猷调到该组参加工作。据当时的负责人裴汝诚回忆:“1971年春至1978年重回历史系主持系务工作之前,先生在二十四史标点组工作,参与整理了《宋史》纪、志、表、传各一部分。《食货志》的标点工作,是与刘秉彝先生共同完成的,受到同行专家的好评。此外,先生还校点了《续资治通鉴长编》一部分,合作注释了《商君书》、《尉缭子》、《国语》、《荀子》等典籍。先生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但国学造诣深厚,对于版本目录学、诸子百家,多有涉猎,所以在人们遇到标点、校勘方面的疑难杂症之际,往往多借助先生之力解决。至于标点组内确定选题和校点体例等项工作时,先生更是以极高的责任心、谨严的治学态度,认真推敲,一丝不苟,多所贡献。参加标点小组工作的还有程应鏐、张家驹、马伯煌等先生。

动乱年代,魏建猷与过去的师友几乎完全断了联系,到了标点小组工作以后,他首先想到的是顾颉刚先生。此后两人又通讯如常,顾颉刚对《宋史》的标点工作十分关心,1973815来函:自一九七一年以来,彼此负标点二十四史之责。闻兄与张家驹兄同任宋史工作,此书卷帙既丰,抵牾必夥,应参考之碑版、文集、笔记数量尤巨,想参加劳动者必然不少,未知何日可以迄工?念。信中提到的张家驹,不久即去世了。他是我国杰出的宋史专家,与魏建猷、程应镠私交甚好,《宋史》由上海师院负责标点,与他很有关系。这年春风吹绿江南之时,他们三位还一起携夫人同游苏州,但秋风肃杀之后,先生却已归道山。命运就是那样吝啬地不愿赐予他一点点晚年的安逸。第二年9月顾颉刚寄来的条幅,就抒发了这样一种对于宁静淡泊的渴望:老来无力展缥缃,闲倚空庭送夕阳。惭愧如今方识得,枣花淡胜桂花香。急风暴雨过后,老人们希望的是一种激流勇进之后的闲逸,这种闲逸将随着夕阳西下而逝,因而更加值得珍视。那庭院中的枣花没有在急风暴雨中夭折,已经是她的大幸了。

(三)最后十年

风雨之后,19781月魏建猷回到上海师院任历史系主任,程应镠任第一副主任,恰逢魏建猷七十岁,程应镠赋诗祝寿:曾共艰难利断金,寿君真不忝生平。春归海日迟迟夜,目尽尧天衮衮情。变幻龙蛇松不老,倒颠庠序梦犹惊。寻常七十夸强健,雏凤声清胜晚晴。经历了变幻倒颠的动乱,他们迎来了各自的晚晴4月,上海师院恢复原有建制,魏建猷也在这个月晋升为教授。1984年上海师院改名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由吴成平担任,魏建猷为名誉系主任。

魏建猷在他人生道路上的最后十年,一如既往地走得那么实在、进取。改革开放的春风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逐步落实,使他感到非常振奋。1985年,魏建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开始于1933年留学日本期间,当时他到郭沫若先生家里,谈学术,也谈了留学生中的一些政治倾向。郭沫若曾十分清楚地向他谈过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也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指导学术研究。1937年秋天,魏建猷在长沙又与吕振羽、徐特立等共产党人有过一段比较密切的往来。在西昌担任《宁远报》经理期间,也曾介绍共产党人到该报工作,结果引起特务的注意。解放以后,他与共产党人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19649月以后,魏建猷担任了上海市政协委员[13]。他拥护共产党人领导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对于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的真诚,他也有切身体会。建国以后,由于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失误,他和他的师友们不断地受到不应有的怀疑、审查甚至打击迫害,但是曾经亲身经历过日本侵略、国民党腐败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建国以后即使历经磨难,但仍然忠诚、热爱共产党,这是十年动乱以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所难以理解的。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既是党排除了极左路线的干扰,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坚定地拥护共产党的政治态度使然。魏建猷以76岁高龄加入共产党,是他根据所走过的漫长人生道路积累起来的信念而作出的一种抉择,也是一种归宿。 

    他最后十年,工作得非常充实而自信。在回到系主任岗位之后,他立即规划了全系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恢复了他在1962年提出的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做法,增加历史文选课、写作课,将本科生的基础课学习时间逐渐压缩到两年内,增加选修课的种类。在增加课程种类的同时,他主张压缩总课时,给学生以更多的自学时间。他鼓励教师和学生搞科研,与程应镠分别创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和宋史研究室,推荐本科生的论文在学报上发表,建立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两个硕士点。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教学、科研和梯队建设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繁荣时期。行政工作之外,他仍笔耕不辍。1981年,他与妻子肖善芗合作标点的刘基《郁离子》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2年,由陈麓旭、方诗铭、魏建猷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国近代史词典》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他还是《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主编之一。在这一年,魏建猷开始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生,入其门下者先后有邵雍、周育民。他还有两个庞大的研究计划。

 

一是深入研究第二次鸦片战争史,为此,他于1979年专门设立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室,参加该项研究工作的有夏笠、季平子、胡世芸、徐先麟等人,并组织人员搜集、翻译大量国内外出版的史料。按照魏建猷的工作计划,这项研究分三个阶段,一是编出史料长编和大事年表,二是写出专题论文,最后撰写《第二次鸦片战争史》。此项工作人事变动很多,基本上是由魏建猷指导,主要由夏笠、胡世芸等同志具体编写。最后的成书工作由夏笠进行。19983月,在魏建猷去世10年以后,夏笠也留下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的遗稿逝世了[14]

二是研究中国会党史。会党为社会下层组织,文献史料本来不多,搜集十分困难,数十年苦寻而来的资料被付之一水,劫后余生的魏建猷只能重砌炉灶。他先后发表的有关中国会党史的论文有《在拜上帝会与天地会关系问题的背后》[15]、《从〈常胜军案略〉看太平军在余姚的斗争》[16]、《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和会党的关系》[17]、《论李文炳》[18]、《辛亥革命时期会党运动的新发展》[19]、《黄德美与闽南小刀会起义》[20]、《要重视会党史研究》[21]、《上海小刀会起义文献的新发现》[22],《试论社团改进会》[23]、《辛亥革命时期的哥老会首领徐怀礼》[24]等。魏建猷认为,会党史研究工作必须依靠大家的努力,经上海史学会研究决定,由魏建猷发起于198410月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了全国性的会党的性质、作用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赞成成立中国会党史研究会,推魏建猷为会长。会前,魏建猷进行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主编了《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25];会后,又主编了会议的论文集《会党史研究》[26]。蔡少卿、赫治清、秦宝琦、胡珠生等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会党史专家参加了研究会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会党史研究成为国内学术界比较活跃的一个研究领域,出版的论著、史料字数超过了前此一个多世纪的总和。

《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是部工具书,收录了1983年以前国内发表的有关会党史的论文800余篇、专著或资料70余种,分为通论、天地会、哥老会、青帮、鸦片战争前后、太平天国时期、反洋教斗争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八类,以前四类为横坐标,后四类为纵坐标,清代会党史的纲目清晰了然,读者可由此而步入会党史研究的堂奥。1986年魏建猷主持申报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会党史研究》,最终成果为学生周育民、邵雍合著的《中国帮会史》[27],其清代部分,就是循此框架而撰写的。

第一次会党史讨论会之后,魏建猷又与第一历史档案馆达成协议,联合编辑出版《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由夏笠、邵雍、胡世芸等人具体参加,于1986年完成,共近40万字[28]。这年,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4辑《旧上海的帮会》出版,魏建猷为之作序。之后,他又开始着手筹备第二次中国会党史学术讨论会。

这十年,他受够了疾病的折磨。十年动乱中,他患上了高血压、冠心病,进而演变成脑血管硬化,经常心绞痛。1979年冬住院时,医生已经告诫他不能用脑,且须终身服药。他已经不能工作了,但他依然那样敬志、敬业、敬人、敬事。所有研究工作计划,依然在他的主持下有条不紊地抓紧进行,他还依然用他那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地写论文、写专著。他仍然那样诚挚待人,学生同事拜访他无须事先约定,来者必见。无论老幼,必起身相迎;病重卧床时,亦请家人扶起坐谈;无力坐起时,则深致歉意。平时见了工友,也必致意问候。他对晚辈依然那样关爱和提挈。邵雍为入室弟子后,魏建猷为他专门写讲稿授课。周育民请求以中国近代经济史方向修硕士生课程,此方向原不在魏建猷的计划之中,魏建猷破例允准。他教导学生,如春风化雨,教做学问教做人。他常说,做学问要勤奋认真,做人要行己有耻。是啊,人生遭际或有不同,学术人品或有高下,但为学、为人如循此二则,方可不愧学人二字。

1986年以后,魏建猷的健康已越来越坏,心脏病频繁发作,多次急救送医院,不久又得胃癌,医院只能采取保守治疗。虽然他写字已越来越困难。但在他的脑海里,还是盘桓着一系列研究计划,从他这一时期留下的日记、给友人的信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那永远不竭的学术追求:他对会党史的最终成果将是《中国会党通志》,已经编纂《中国会党起义文献录》,成书约四十万字,他撰写的《会党人物论》和《孙中山与会党的关系》等系列稿件,都是这部《中国会党通志》的一部分;他还打算将历年的旧作及未发表稿编成《会党史论文集》。1986年,黄山书社再版他的《中国近代货币史》,魏建猷在再版序言中说:颇思努力将全书改写,益求精进,并扩展下限至1949年,苞罗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全时期。当奋勉为之,以期有成。当然,他还期待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史》的问世。但无情的病魔吞噬了他的这一切心愿。

1987年底的一天,他意识到来日无多,与妻子回顾他们共同走过的人生道路,然后口述了一首自挽联给妻子:数十年相依为命甘苦共尝那堪生离与死别;大半世同床话夜质疑问难愧称好友即良师。魏建猷从不作诗对联,这首与妻惜别之联竟成了他的绝对。

19881191825分,魏建猷先生在中山医院去世。噩耗传出,学界震悼。与魏建猷相交六十多年的师友、已九十高龄的王蘧常先生悲痛地挥动长毫,写下了巨幅挽联:少小相从肝胆相照孰料愁城伤傲骨;书未尽刊才未尽展吾为宗国惜斯人!1月28,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隆重举行,上海各界暨亲友同事等五百余人莅会。10月,第二次中国会党史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与会全体学者起立为魏建猷先生默哀。越十年,上海史学界五十余人假上海师范大学西部文苑楼聚会,追思魏建猷先生的生平与学术。又三年,上海史学会决定为魏建猷先生编传。斯人已去,人世坎坷,未容尽展其才,何其不幸;但先生所展现的学人风范与情操至今仍为学界所怀念、所景仰,先生又何无不幸!

20019月完稿)



[1] 《东南日报》194674

[2] 《东南日报》1948811

[3] 《中央日报》194724

[4] 《东南日报》194743

[5] 《东南日报》194743

[6] 《中央日报》194724

[7] 张家驹(1914-1973),著有《两宋经济重心之南移》、《赵匡胤传》、《沈括》等,是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

[8] 《文汇报》19601220

[9] 《文汇报》1961105

[10] 《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

[11] 《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1期。

[12] 《学术月刊》196512月号。

[13] 魏建猷是政协上海市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委员。

[14] 此书将由周育民整理完成。

[15] 《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

[16]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

[17]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

[18]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19] 《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又载《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20] 刊在魏建猷主编的《近代中国史论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专辑,1984年)。

[21] 《文汇报》198486

[22]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23] 载《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24] 《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版。

[25] 此书原由上海史学会内部印行,后由来新夏决定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

[26] 此书学林出版社1987年出版。

[27] 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28] 此书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