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栋:《呕心治宋史 遗书惠学林——宋史研究专家张家驹传》

发布者:发布时间:2012-02-16浏览次数:1833

    张家驹(1914——1974),广州市人。曾用名张襄衢。曾任上海师范学院(今师范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获文学士学位。肄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部。抗日战争期间,在香港和广东的培英中学任史地教员。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上海大中国图书局和华夏史地社任编辑,并在粤东中学兼课。1954年,上海师范大学的前身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成立,即调入本校。张家驹毕生矢志于宋代历史和地理沿革的研究。早在燕京大学求学的年代,即陆续发表有关这方面研究论文,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张家驹是中国经济重心在宋代南移说的倡导者,他的有关宋代历史的诸多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经典性的财富。
                                      求学时代 
     1914年农历新年的初六,张家驹诞生在广州市高第街张府宅内。
     这时,正是这家人家兴旺发达的时候。民国初年,高第街张府的主人张祥熙在广州市的政界、学界、商界都有广泛的交往;因此,后来他的儿子张家驹在填人事档案表上的“家庭出身”栏时,总是游移不定:最初填“公务员”,后来填“小资产阶级”,又改为“旧官吏”,直到1973年他最后一次填表时,也未必填得准确:“国民党伪职员”。从极为有限的材料推断,张祥熙在政界的朋友最显赫的是大名鼎鼎的谢持,谢持是国民党元老,又是著名的西山会议派首领人物之一,后来是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抗衡的西南政务委员会成员。谢持之外,他与广东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陈济棠也有良好关系,这样的背景在当时对于张祥熙当然会有多方面的帮助。他的父亲是工商地主,他的母亲在家里时常向孙子们讲述创家立业的事迹进行家庭教育。张祥熙是前清秀才,对于这位父亲,张家驹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的检查中说:“我父亲是一个旧式文人,教过书,做过多年公务员”,这个朴素的描述应该是属实的,不过,他不只教书,而且办教育:在南洋马来亚的芙蓉埠开办中学,自己担任校长,支持他的朋友里就有谢持;至于“公务员”,则应是广东地方政府部门的秘书一类的文职官员,因此,他经常出入于名人雅士圈子。他的妻子曹氏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妇女,办过手工工场、农场,开过店,在张家驹的记忆中,“她常常留恋外祖父在世时的豪华富贵,要凭着她的坚强意志创造一番事业”;因此,当她丈夫在马来亚办教育的时候,她也陪同在那里工作,张家驹的二哥就随着他们在马来亚芙蓉镇读书,幼年的张家驹则被交给祖母带领,因此,张家驹对祖母是很亲很有感情的。
     到张家驹诞生,已是第三个儿子。由于家庭富裕, 他的少年时代生活相当优越。“我的兴趣接近父亲,常常跟随他出入于‘名士之林’,俨然一个骚人雅士”,这期间,学会了吹箫弹琴、饮酒绘画,亲戚朋友对他已是赞不绝口。后来,张家驹在填履历表时,几次都在“爱好”栏里写上:“爱好戏剧、音乐、美术”,“略懂中国乐器演奏及话剧导演和演出”,这些爱好应该都溯源于此了。
     他的学历教育是严格而规范的。1931年他在广州的培正中学高中毕业。选择哪个大学呢?这个考虑的过程我们不了解,只知道他的二哥张家良这时在读北平燕京大学英文系三年级,这对他的选择可能有相当大的影响。
     他考进燕京大学历史系,从此,开始了他的历史学的专业生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北平各大学的文史学科真是繁荣得很。当时北平五大名校:北平大学、清华、燕京、北师大、辅仁,每所大学都有一批著名教授吸引着全国有志深造的学子。比如谭其骧,他在上海暨南大学1930年本科毕业后,就来到燕京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学硕士学位。那时,燕京大学的规模并不大,全校各系本科和研究生合计大约八百人光景,历史系是小系,学生更少。据周一良先生回忆,他们1935届的历史系学生只有三人:他,张家驹和刘选民。人数虽少,教学却是严格的。课程齐全,训练扎实,尤其重要的是师资优秀。给他们上《中国通史》的是邓之诚教授。邓先生字文如,民国初年曾参与护国战争的活动,与西南地方将领有私人交往;他对中国历史有广泛而精到的研究,燕京大学对他礼遇甚高,专门配给他一套有十多间屋的住宅。其实,他在城里自有公馆。他的《中国通史》是一年级的专业必修课,像周一良在二年级插班入学后,必须补修此课。据周先生回忆,邓老师讲课“引人入胜”,而且“从不闭卷考试,总是要求写论文”,并且,“邓先生之家门也是我们经常出入的”。这是公认的一位好老师。三十年代的大学中国通史教授有“北邓南吕”之说,“北邓”就是他,“南吕”指时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的吕思勉先生。邓先生讲授“中国通史”的讲义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这就是《中华二千年史》,自秦至宋,凡四卷;到1955年,又由中华书局请邓先生把他的明清史讲义整理出来,作为第五卷合并出版。这套《中华二千年史》,七十年来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和吕思勉先生的各种通史著作一样,对历史教育起着功德无量的作用。张家驹极少讲他过去的燕京学习生活,然而,在第一师范学院时期,可能那时的政治环境宽松些,他在和青年助教聊天时,说起有一次邓先生生病,他们便到邓的家里去上课,学生围着邓先生,“好象在送终一样”,说着,他也笑了。他难得的笑容中似乎回漾着对燕京岁月的快乐的回忆。无疑,邓先生的课为学生们研究历史打下了扎实基础。
     洪业先生,号煨莲(威廉的谐音),在美国留学七年,1922年由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聘请回国,不久,任历史系主任,图书馆主任。他为历史系开二门必修课:《初级历史方法》、《高级历史方法》。周一良回忆说:“洪先生思想敏锐,口才锋利,讲课时充满机智与风趣,能把这些简单枯燥的内容讲得引人入胜。特别是贯串于两门方法课中的科学精神和严格训练一丝不苟的要求,对我影响很深,一生受用”。洪先生特别重视工具书的开发建设,由他发起提倡编纂的检索经史子集的工具书“引得”达六十余种,至今仍在为文史研究工作有效地服务。张家驹在回顾他的历史研究经历时,举出的第一件成果便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引得》(合编)”,这个工作是他们班级集体做的,周一良负主要责任,1933年由洪先生创办的引得编纂处出版时,这本引得的序言就是周一良的作品;但是,参加这一工作显然给张家驹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他后来的研究有良好的影响。所以,他在填表时,几次在业务栏下写上这本引得,而在社会关系栏下则写上周一良。但是,他和洪先生的关系似乎并不融洽,在第一师院时他曾经讲过“我才不去巴结他呢”,至于其中缘故则不得而知了。
     断代史的“宋辽金元”部分,是张星烺先生教的。张家驹对宋史的专注始于燕京学习时期,想来,应该和星烺先生的授课有关,可惜,没有什么可资证明。
     张家驹对历史地理的兴趣则肯定起源于燕京大学的顾颉刚和谭其骧二位老师的授课。谭其骧于1930年秋季到燕京大学读研究生,在研究部授课的就是他仰慕已久的顾颉刚。当时,顾在北大、燕京同时讲授多门课程,其中有《中国地理沿革》这门课,到1933年张家驹升读三年级,历史系开出这门课时,年仅22岁的谭其骧已经从研究部毕业,并已由邓之诚介绍在辅仁大学教了一年地理沿革了;因为教学效果很好,这年燕京也聘请年青的谭授课。听课的学生除张家驹外,还有侯仁之等。地理沿革课肯定引起张家驹的浓厚兴趣,不久,他就写下一篇文章:《宋代分路考》。他仔细认真地梳理宋代文献资料,把两宋对行政管理的“路”一级的设置历史变化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总结,自“太平兴国四年二十一路”至“乾道四年复旧制”,共经过凡三十一变,他用极其朴实的文字毫无枝蔓地作了阐述,这是对宋代行政区划地理沿革的一篇开创性的研究报告。
     这篇文章获得谭先生的好评,被作为主编之一的他刊用在《禹贡》半月刊的第四卷第一期,连同谭先生和张家驹的几次往返讨论的信件一起发表。
     1935年是张家驹在燕京大学勤奋学习三年后,获得丰收的一年。除《宋代分路考》外,他还在《食货》杂志上发表了四篇学术论文:《南宋两浙之盐政》、《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由这四篇论文,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张家驹的研究志趣已经相当明朗:宋史,经济史,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中心问题已成为在他心中萦绕不去的一个主题。
     此外,他还发表《记南朝海上交通》、《清康熙之治河》,这二篇显然是地理沿革课的学习成果。
     大学本科学习期间,能够写作和发表这么多而且高质量的作品,真是令人惊叹。然而,当时北平学风如此,不只张家驹,勤奋的年青师生如谭其骧、周一良,在这几年间都是硕果累累,他们的论文不仅量多而且质高,有些篇章至今被认为是专业领域内的经典文献,这真是值得研究的一种教育现象和学术现象。
     虽然学习刻苦,张家驹的生活却并不只是呆板的书斋苦读。他有着丰富的课余文艺活动。观剧、电影等自不在话下,他还参与演出、演奏。少年时期练就的功夫一点也没有荒废,他在民乐队里是一名“打鼓佬”,在这个相当于民乐指挥的角色里,想必他一定会获得充分的享受和休息吧!
     还有,到老师家作客,也是课余生活的一部分。邓之诚先生是好客的,除了在他家上课,平时也会去拜访问学;洪业先生也很好客,同学来访,他就会拿出各色西点招待,给同学看美国的照片,一起谈美国电影。煨莲先生和邓先生的穿着是两个极端,可说是燕京大学的一道特殊风景线:邓穿灰布长袍,瓜皮小帽,永远布鞋而且扎着裤腿;洪则西服革履,一手执杖,一手端烟斗,全然西方绅士派头。洪先生又是哈佛燕京学社的执行干事,手握赴美留学的实权,他的实际影响大于邓老先生。因此,二十年后,张家驹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崇美、亲美思想时,把洪先生对他的影响这段生活经历作为思想根源交代了出来。 
                                乱世谋生的艰难岁月
     1935年,张家驹从历史系毕业。接着,进入研究院历史部攻读研究生。研究生学制二年,可是他读了一年就退学回广东去了。他本人从未正面解释过其中原因,根据有限的资料,可以推断是因为他的父亲失业,家庭经济情况巨变,已不足以支持他继续学业。他父亲所以失业,则应该是广东地方政局起了重要的变化。此时,国民党里的反共又反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解散了,张家驹的父亲的老朋友谢持和邹鲁是亲密同志,他们都是西南政务委员会的核心人物,在邹鲁写的《回顾录》里详述他本人于1935年已放弃反蒋立场,力主到南京去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到广州,西南政务委员会里的继续反蒋的一派人认为邹被收买,邹于是出国开会,然后游历考察。1936年夏,继续反蒋的陈济棠在广州发动反蒋战争,很快被蒋解决,陈济棠失败而离开广州。经过这样一场变动,张家驹的父亲的那些老朋友们失势了,他父亲本人也失业了。这从他二哥的经历也反映出来:他二哥1932年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时,由陈济棠选拔赴英国留学,学习纺织,归国安排在纺织厂工作;然而,也在这时离开纺织厂转到学校当教务员,显然是因为社会关系的支持作用消失了。另一方面,张家驹本人说过,1936年他曾有一个机会到大学工作,可是,因为这所大学的校长下台了,未能去成。可能,这两个因素同时起了作用:他因家庭经济情况变化而停学,停学后本希望在大学就业,未成,于是,就回到家乡广州。可是,果真就失业在家了。
     从此,张家驹开始了谋生的艰难岁月。
     失业半年后,找到一份工作:广东省长途电话管理委员会文书,这工作与他这位研究生肄业者的专业是毫不相干的,可是,张家驹接受了这份职业,足见当时家境之窘促。当然,做不久,一年半之后离开了。离开的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铁蹄即将践踏到广州。这时,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他在香港的弟妹和朋友向他伸出援手,于是,在广州沦陷的前夕,1938年9月,他受聘到香港培英中学任教 ,担任高中的史地教员。培英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在当时还算平安,史地课教学与自己的专业也还接近,并且,香港的公共图书资源很丰富,国内各种学术刊物都能看到,因此,他在香港这所学校工作了三年半,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
     在赴香港之前,他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 杨淑英女士在故乡广州结婚。在香港,他们共同生活,生下儿子。同时,在教学工作之余,他依据燕京五年、香港三年积累的数箱卡片,开始把千余张卡片分类“联缀起来,写成长编”。在此基础上,写作《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一书。
     写作是艰苦的,然而,不写也不行呀。首先,这几箱卡片在战争环境中太不安全了。“展转播迁,数易居处,断篇另简,多所散佚”,并且,香港居室,“地狭人稠,鼠子为患,一夜之间,被啮数四”;还是写出来,“连缀于篇,多一副本,冀以保存”,较为放心。于是,自1939年冬至40年的春天,写成上篇。及至珍珠港事变,港岛形势日紧,“作者几有绝粮之厄”, 已在准备“亟须离境,然荷此卡片数箱,不特不便于旅囊,抑且道路检查,易滋疑窦,遂于火线之下,潜心工作,草成下篇,以为之续”。这段写作过程中,已是“炮轰之声,晨昏不绝,作者蛰伏斗室,如若无闻,自念生命危于顷刻,益觉时光之可贵”。书稿中的这篇《弁言》,真情流露,充分体现出张家驹对于历史研究的钟情、执着和敬业。在那样的环境里,他是在用生命在研究他钟爱的历史,读来不能不令人感动。这本书后来虽获出版而即绝版,流传绝少;1989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民国丛书》时,编辑委员会(周谷城为主任,委员有谭其骧等)决定收录此书,影印编入第五卷,编号为05063,此书才得以流传稍广。然而,谁知道当时这本书的出版幕后还另有一段故事呢!
     香港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后,张家驹便离开香港,回广州去。在广州干什么呢,他在简历中填写道:失业。是的,1942年从二月到四月,他确是没有工作。然而,他也并没有闲着。在书稿的《弁言》里写的很清楚:“因循两月,未竟而行”,他在香港未及写毕下编,就回到广州来了;在广州继续写书,“复于岁春三月,逃难故乡,续成最后两章,题之曰:《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于是,所有卡片悉数牺牲。”因此,三月在广州抓紧完成了书稿。这时,广州早已是沦陷区,他回来又确实没有工作,那么,他回广州的原因何在呢?从有限的材料推断,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张家在广州市东山的房产被侵占后,这时有赎回的机会,他的祖母很想回来,住在广州东山的这处老宅里,张家驹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曾经讲过这件事;另一个原因是张家驹这时有一个机会到内地某大学去,也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自己有“不安于位(中学教育)”的思想时,说自己曾有三次错过到大学去的机会,第一次已如前述(在1936年),第二次就是1942年,这次是因为交通阻隔,没能去成。回到广州,在无业的三个月里,正好做这三件事:进行赎房活动,联系到内地的交通,同时把书稿完成。结果,交通阻隔,祖母又需要照顾,就只好在沦陷区的广州找工作了。
     这次,是他的叔父介绍的。他叔父在汪伪省政府的警务署工作,经他介绍,安排在中山县警察局任科员,管理户籍及水上警务等。在这里,从四月到十月,他一共呆了半年,其间还因为患伤寒病休假三个月。他工作的态度显然是消极的。同时,显然在他一生的经历中,这段生活也是他最不堪回首,最不愿与人言及的。然而,恰恰是这段生活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最为引起组织注意。为此,在1952年12月28日的傍晚,专门为他组织过一场“补充检查”,追问这件事情;到文化大革命时,更把他说成“伪警察”,批斗打骂。这对于张先生的心理真是一种摧残了。
     然而,人们不会想到,这段生活却与张先生的书稿的出版有关系。其间,他认识一位广东大学的何先生,大概就是他在《弁言》里所写的:“书成后,其初但以初稿自珍,不敢轻以示人,后来屡次删易,稍稍出以正诸友好,遂有以刊板为言者”,何先生就是劝他出版并且自荐给予帮助的人,张家驹“考思至再,卒纳其议”。张家驹的全部书稿经何介绍,卖给商务印书馆。然而,在出版的过程中,负责印书的协荣印书馆只印出书稿的百分之四十就倒闭了,把印出的书稿的《上篇———沿革考》装订成册,就出版上市。张先生得到一笔稿费,他把这笔钱用于赎回房产,安排祖母。但是,对于这件事,他是很不满意的。因为,这只是半本书,书的主题部分并没印出来,而他积累的千余张卡片却已“悉数牺牲”;虽然,幸而他已把卡片连缀,写成长编,但是写成的书稿《下篇》却是没有了,他辛苦写作终于出版的这本书,竟是一个残本,他当然很失望,其次,书是在沦陷区出版的,他认为这不光彩,尤其是又与他的这段警局经历有联系,他实在不愿提及。因此,在他多次填写的履历表上,他从不填写这本书,直到1957年,他为出版《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写的《后记》中,提起他研究此课题二十多年的经历,对于此书也是一字不提,竟好似浑无其事。但他是保存着这本书的,1957年,他曾经出示给青年助教看过一次,然而,也就仅此一次吧,到他去世以后,家中遗物里并无此书,想是清理掉了。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张家驹说来,真是一段伤心的经历呵!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本书哪怕只有《上篇》,也足以表明张家驹在1942年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历史学家了。然而,这之后,他离开历史学的研究却是渐行渐远了。
     从警察局辞职出来,在广州家里养病三个月。这时,培英中学在澳门复学,他仍应聘到澳门复职。半年后,1943年八月,培英中学迁校到国统区的韶关,他由三水穿过敌伪封锁线,抵达培英中学在韶关东河坝的校址。在这里,工作了一年。期间,他的连襟李小松新婚之后来看他,他们连襟这是第一次见面。李小松在回忆中有这样的描写:“我第一次见到三兄张家驹,他修长而英俊,穿着极其朴素,一副学者气派。他和三姐住在一间竹织批荡的小房里,没有什么家具。”战时小后方学校的条件当然是艰苦的,可是,毕竟胜似在沦陷区当亡国奴呀。然而,韶关的形势也吃紧了,只得再迁,迁到连县的双喜山,因为条件困难,与几所基督教学校联合成为“基联中学”。李小松到这里来看他,发现“三哥住的地方更狭小了,厅里摆了三四铺床”,因为他们的岳母和四妹、九妹都从香港辗转来到这里,挤在一起住。张家驹的妻子的娘家本是铁路局的高级职员,舅舅是大律师,家有私人汽车,和张家驹的父亲早有往来,可谓世交;杨家有九个姐妹,李小松娶的是六妹,他对“三哥”很佩服,工作的地方离此不过二十里地,因此,每周来看他,向他讨教。他自己说:“三兄对我的影响是这时开始的”。
     抗战胜利了。培英中学回到广州,在白鹤洞复课,张家驹在培英中学继续任教。从韶关时期开始,张家驹已是学校的领导成员之一。他除了上高中的史地课外,还担任教务主任;这是一个繁剧的工作,他又是一个认真的人,因此,从他到韶关以后,就没能写出一篇史学研究文章来,并且,因为他负有领导责任,被安排加入国民党,集体办理了入党手续。他受此种种条件的牵制,虽然在1945年他又有一次机会到大学教书,可是因为培英中学不放,未能走成。这样,他在培英中学继续工作下去。他的住房照李小松看来,大大改善了:“他住进一座有纱窗的大楼”,但是李小松理解他,“他的着眼点不是这些”,他还是想继续他的学术研究,他肯定还是要继续为此努力。
     机会又来了。1947年,上海大中国图书局和亚光舆地学社联合聘请他去作编辑。张家驹没有到过上海,但是,在燕京大学教过他的老师如顾颉刚(此次聘请应是他介绍的)、郭绍虞等却都在上海;而且,恰好他的连襟二姐夫妇在上海工作,住在虹口区,了解四川北路海宁路一带是广东人的聚居区,还办有广东人的子弟学校,这些情况帮助家乡情结很重的张家驹下定决心全家迁到上海,从此开始他在上海的工作生活时期。
     果然,住在四川北路,在外白渡桥附近上班,编图、撰文,业余还可以在粤东中学兼点课,妻子就在粤东中学教书,一切都还顺利。张家驹去世后,遗物中有一本他的剪报集,硬面精装,里面收有他三四十年代发表的专业论文的剪报 ,封面题为“乙亥杂考”,并且说明是“汇稿卷之一”,这当然是1947年装订的,说明他当时确实想在上海认真地从事专业研究了。 但是,这时已经是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末期,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因而,还是不能遂其所愿,无法进行什么研究。李小松于1948年夏,到上海来看他,只见他面容惨淡,问他写书的情况,“只听他一声喟叹:我哪有闲情!”谋生的重担实在太重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张家驹的生活翻到新的一页。然而,刚开始还看不出什么变化,他们夫妇继续教书,他还在编图撰文,仍旧住在老地方。
                            回归历史学专业的教学与研究 
     变化渐渐显示出来了。在出版他编撰的《新世界地图图说》(1951年上海世界舆地学社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新图图说》(1952年上海亚光舆地学社编)两本地图册后,这两家私营的出版机构大概就已解散;因此,从1952年的秋季开始,张家驹成为粤东中学的专职教员。
     这之前,1950年他曾参加中学教育系统的上海市文史生物暑期教学研究会(设在市西中学),担任第三大组副组长,是研究会的研究干事,任务是研究高三历史教材。1951年秋季,老朋友郦家驹介绍他到新建立的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兼过半年课;同时,另一位老朋友,在市教育局教研室任职的李家骥来找他,说北京需要一位有史地知识和编辑经验的人去编辑教科书,希望他去。这对张家驹有一定的引诱力,但是作风谨慎的他最后拒绝了。他在上海已经习惯,妻子的工作、儿子的读书、居住的环境都已经适应,出于家庭因素的考虑,他不想再搬家到北京去。这些迹象表明新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是殷切的。
     但是,必须经过思想改造这一关。全国范围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在1952年深秋开始。张家驹被编在华东学习委员会上海教育工作者分会上海中学教职员第二期学习班第一大队第六中队第七小组,当时报到的身份是虹口区粤东中学高中二年级级任(即班主任)。为了帮助老师们的思想改造,教育局和青年团团市委还组织一批学生团员参加工作。后来张家驹曾几次诙谐地笑着说:那是小孩帮助大人洗脸啊,表现出他的幽默感。不过,思想改造可不是一件幽默的事情。特别对张家驹来说,他除了要检查资产阶级思想之外,还要交代政治历史问题。
     对于新中国一开始就定性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资产阶级思想本是人皆有之的,只要你听过报告,经过小组学习的互相启发,放下架子,拉破面子,深挖思想根源,提高对家庭阶级本质的认识,能够联系本人经历中的思想作出批判,一般说,是可以过关的。张家驹重点检查的是:自高自大,自名清高,名利思想,崇美思想等(本篇传记在前面部分所依据的主要就是这些检查中所涉及的内容和从中透露出来的线索与信息)。他的思想检查进行得还算顺利,并没有什么疑问;问题出在他的政治经历方面。为此,给他作了两次帮助,第一次在 12月24日,主要追问参加国民党的事;第二次就是前面说过的28日傍晚的帮助会,主要追问在中山县供职警察局的事。张家驹对这两件事的补充检查的确是认真如实的,只不过在后来历次运动中在枝节上又陆续有所补充。直到张家驹去世以后,1978年9月,中共上海师院委员会批准的“复查意见”中,肯定1952年和1969年他本人交代的和组织查证的情况“基本相符”,并决定取消文化大革命中的审查意见,把文革中种种“强加给张家驹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名誉,肃清影响”。
     不管文革中发生的后事如何,当时,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张家驹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交代了政治历史问题,他真的是放下了包袱,可以轻装上阵了。虽然他还在粤东中学教书,从1954年2月开始,他又被上海中等学校教师业余进修学院聘为兼任教师,主教《外国经济地理》,参加对现职中学教师的培训工作。看来,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了。
     1954年成立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张家驹奉调到这里报到。学校初建,规模很小,但是,建立这所学校是列在上海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的任务,她负担着为上海本地区培养中学师资的重任,这预示着她必有远大的发展前程。张家驹来报到时的心情一定是很兴奋的,报到之后,他马上发现历史专业的同人有好几位都是互相知道的,历史科的主任程应鏐是燕京大学1935年入学的同学,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魏建猷在1931至33年间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燕京故人在此相会,他当然是很高兴的。
     他开始了在高等学校讲授历史专业课程的新生活。他的工作任务挺重:每周七课时的中国古代史教学,还担任中国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但是,现在他生活安定,心无旁骛,只须他专心致志地读书、教书、研究,这可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生活理想呀,更何况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这时学校工作的口号就是:“教学工作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对教师的要求非常明确:“为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教师要认真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努力搞好教学”。张家驹全力以赴地投入教学工作中去了。
     三十年后,程应鏐在悼念张家驹逝世十周年的文章中回忆这段生活时写道:“每星期一,我的办公桌上总放着一份写得极其认真的讲义。我总是抓紧时间读完它,但从来没有提过意见,实在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所有史实,他都查对过原书或从具有一定权威性的著作中征引。”至于他上课的情况呢,程应鏐继续写道:“我听过他讲课,朴实无华”。
     当时,学习苏联教学方式,除实行五级计分制外,教学计划中安排课堂讨论,必须占有一定课时。怎样组织课堂讨论,这可是个新问题。张家驹带领所教班级全体同学一起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去观摩取经。当时的同学还能回忆起来,那是复旦历史系教师邓廷爵主持的一年级学生的课堂讨论,主题是“北魏均田制”。可能,对于复旦来说,这也是学习苏联的教学尝试,因此还请历史系其他教师如田汝康、马长寿等一起参加讲评。这样的观摩当然需要张家驹先去联系,投入更多的功夫。可是,他很乐于学习他校的经验。以后,他主持的课堂讨论,从布置讨论提纲到组织讨论、作出总结,一直进行得很顺利,课堂讨论课成为同学们很欢迎的一种教学方式。
     每周七课时的上课任务,加上备课、写讲义、批改作业、组织课堂讨论,此外,还有各种会议、学习,这二年的工作确实是繁重的。但是,张家驹也确实是愉快的,他回到多年盼望的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岗位上来了。至于研究工作,虽然头一年他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到1955年,他终于重理旧业,把萦绕心头二十多年的课题继续下去,这就是《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在1957年元旦,他在刚完稿的这本书的《后记》中感慨万千地写道:“我对研究这个题目发生兴趣,已经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直到1955年的暑假,才又重新进行这项工作”。这本书在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虽然他只字不提四十年代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这回事,可是,这本书显然就是那本书的《下篇》,只是因为长期搁置,稿件已经“散失了一部分”,“例如原本曾将《通考》省元状元名表籍贯统计,今已不复能有此”,因此,原来的《下篇》究竟如何,终究无由得知了。他本人对此可能也有遗憾;但是,由此他重又开始了宋史研究,踏踏实实地以惊人的毅力展开了工作计划。上海师范学院的这十年成为他宋史研究的仅有的一段美好岁月。
     我们不知道张家驹对于宋史研究有怎样的计划,我们只看到他在1954年七月填写“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时,在“业务情况(二)今后拟研究什么?对今后工作的志愿?”栏内写下这样一行字:“继续研究宋史,希望编写一本断代的宋史”!这应该是他毕生的最大志愿,在那个人们普遍讳谈个人著作和理想的年代,他写下这样一行字,的确需要勇气,但这确实就是他的理想目标,他为此努力,为此奋斗,乃至为之献身,无怨无悔地工作到他停止呼吸。
     他虽然未能完成这个志愿,但是他向着这个目标进行的脚印却是十分清晰的。首先,他对宋代人物展开了研究。第一位历史人物的选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就是生于南宋、活动于元代的上海劳动妇女黄道婆。1958年春季,党中央吹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号角,上海师范学院党委组织全院教职员工上街宣传总路线,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组讨论如何为总路线宣传服务,决定选择历史上的劳动人民英雄人物编写列传。为此,派人到出版社去联系选题,但这件事没有落实。张家驹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了《黄道婆和上海棉纺织业》。先是一篇论文,发表在《学术月刊》(1958年8月号),社会反应很好,特别是广大中学教师苦于教材里有黄道婆其人,却找不到她的材料,此文问世立解燃眉之急;至于社会上,当时也急需歌颂劳动人民历史贡献的文宣资料,更何况上海是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的生产基地,而棉纺织业那时又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上海人民出版社立即要求张家驹扩写成一本同题的小册子,于1959年出版以饷读者。在扩写时,张家驹进一步参考了冯家升、严中平、程溯洛、史宏达等的论著,利用了历史系57级同学廖志高等三人对黄道婆遗迹调查的报告,因此,至今这本小册子仍是关于黄道婆的权威性的研究成果。至于黄道婆是不是什么宗教的教徒则还在继续争论着呢。
     对于宋代历史人物研究的更大成果是赵匡胤和沈括。1958年第六期《历史研究》发表的《赵匡胤论》为张家驹赢得了新的学术声望。在五十年代末,为了活跃学术空气、落实双百方针,由郭沫若带头发表《为曹操翻案》,带动了一系列的历史人物的重新评价,这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对历史回顾的时代性的一种要求。《赵匡胤论》回应这个要求,肯定了赵匡胤推进统一大业的努力和策略,肯定了他制定的中央集权的体制和政策的设计,肯定了他个人在历史发展潮流中的进步作用及其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本文发表后,复又扩写成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自1957年至1958年,张家驹连续出版三本论著,他的勤奋和学力广为学界注目。在历史学界消失了15年之后,他重又回到了往日师友的视线之中。他接着给自己提出更为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全面地研究一位复杂的人物——沈括。
     沈括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伟人,这是国际认同的评价。可是沈括在科学技术上涉及到诸多方面,要研究他,必须具备多方面的学养,必须作多方面的准备,因此,一般学者将此视为畏途。张家驹十分敬佩的张荫麟先生是研究沈括最理想的人选了,他果然研究过沈括,留下一篇《沈括编年事辑》,显然是一个基础性的准备工作,可惜,他来不及展开,就英年早逝了。沈括的复杂性还在于他是一位卷入北宋新旧党争的政治人物,有关他的记载多有偏见不实之辞,需要考索辨析。张家驹是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些艰巨性的,他说:“由于沈括的专长较多,经历也很复杂,科学工作者在研究他的时候,总是分门别类,结合自己的专长着手。他们有的研究了某种专门学说,有的着重了人物,有的着重了著作。能将沈括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作为一个整体,全面估价这个人物的著作,目前尚不多见”。他明确地宣言:“因此不自量力,企图对沈括的生平和科学贡献,试作一番综合研究,使我们对他的成就和贡献,得到比较真实而全面的认识。”
     研究沈括的过程比较长,自1959年到1962年方才成书。其间,1961年发表两篇文章:《沈括治学的艰苦踏实作风》(《文汇报,3月3日》)、《〈辨奸论〉的伪造为北宋末党争缩影说》(《文汇报》,4月4日)。这应该是研究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前篇后来收入书中,基本上就是最后一章;后一篇则应是由沈括与党争的关系连带出来的一个副产品。其间,张家驹阅读大量有关资料:北宋时期的各种历史文献,近现代的论著,看来,他特别精心研究了张荫麟的《沈括编年事辑》和胡道静的《沈括事迹年表》,结果写成了一篇新的《沈括事迹年表》作为附录附在书后。这份《年表》极见功力,脚注156条,于前人成说多有纠正评说,有如老吏断狱,条分缕析,据实立说 ,张家驹的严谨朴实的学术风格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此书在出版社是作为通俗读物出版的,引用史料要求译为现代汉语,以便阅读,但是,张家驹写作此书实在是“一番综合研究”,尤其是这份作为全书附录的《年表》。全书写成,得15万余字,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史人物丛书》的一种于1962年问世。作者逝世四年后,出版社为再版请程应鏐校阅清样,校毕已是深夜,程先生怀念之情不能自已,作七绝一首云:“呕心剩有遗书在,忆往难禁泪满腮。廿载相从心似玉,一灯愁听雨声来”。第二版共印14万余册,以应当时需求之殷,今已难得。
     通观张家驹的研究生涯,很容易发现有几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在燕京大学学习时期,延续到1942年;第二个高峰在上海师范学院的1956年到1962年。为什么呢,那是因为1962年后政治形势日益严峻,已很难进行研究工作了。但是还有一项复旦大学的国家项目在抓紧进行,那就是谭其骧教授负责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他们这对燕京当年的师生本来就是学术知己,这时谭先生邀请他参与此一工作,张家驹当然欣然应邀。他不顾自己业务多忙,每周总到复旦大学去工作一整天。这时,他还在师院开设一门高年级选修课:《中国历史地理》,应与他在复旦大学进行的此项任务有关。 这一时期,还有一项重大任务是张家驹一直重视并且投入的,那就是新版《辞海》的编撰工作。新版《辞海》自1959年开始运作直到文革被迫停止,他作为新版《辞海》的编委和分科主编是始终积极认真地参与的。这一阶段,张家驹工作的成果获得师院全院上下一致公认,因此,在1963年部分教师调整职级时,他被正式定为五级副教授,工资相应提高一级。
     此外,张家驹还写过二篇戏剧评论:《从〈卧薪尝胆〉谈到历史剧创作的几个问题》(1961年《上海戏剧》第3期)、《〈澶渊之盟〉是一出好历史剧》(1962年《上海戏剧》第10期)。张家驹自少年时代喜爱戏剧和音乐,并曾经参与表演,燕京大学时期,他就是民乐队的“打鼓佬”;1947年在广州,他曾带领培英中学学生演出过话剧《万世师表》;到上海后,他曾在居住地区参与演出粤剧;在师范学院他曾登台演奏过月琴。他的好友,上海师范学院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教研室主任朱延辉先生于1982年写的《怀念张家驹兄》诗里说他“粤乐灌片传,粤港享盛名”,朱老师三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师范学院与张家驹同事多年,所说必有根据,只是现在查找不到这件广东音乐的唱片了。这两篇剧评说明张家驹经常观剧,有感而发,也写评论,而且,可能和上海的戏剧评论界也有些联系呢。
     1965年,他写下了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论海瑞的评价不宜过高》(《文汇报》,12月4日),这不是他研究的领域,也不是他自己要写的,但是,那时被要求写关于海瑞的文章,1966年1月8日还被接到科学会堂参加“清官”问题座谈会,被要求发言。这些文章和发言都成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中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家驹就成为革命对象了。
     首先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与魏建猷、马茂元等都被整理出“学术观点”的系统材料,供革命师生批判;及至红卫兵运动暴发,全院陷于“红色恐怖”境地,张家驹遭到批斗、抄家、侮辱、殴打,身心痛苦难以形容。然而,他和魏建猷、程应鏐竟都仍旧一颗红心坚信自己有革命的权利,应该关心国家大事,参加文化大革命,在1967年军宣队进驻学院后,他们竟组织一个三人战斗队,取名“放眼量”,贴出大字报!这还了得,立刻遭到迎头痛击,被武斗示众、浇上油漆,凶狠程度更过于文革开始时的被迫手擎文物室古董,在学院游斗。这天,张家驹在程应鏐家休整洗涮清理后,才能乘公交汽车回家。此后,“牛鬼蛇神”们被组织起来,放在学院所在地的农村——桂林二队,就地劳动改造。
     赵宗颇教授当时是这个队的一名组长,也和他们一起被劳动改造。据他回忆,劳动是很沉重的:割草、铡草、施肥、锄地,是经常的工作,最重而且有危险性的是到七宝酒厂拉酒糟和去中山西路菜场送菜,路途既远还要经过几座桥梁,上坡下坡很难抓稳劳动车的车把,一旦翻车,后果不堪设想。张家驹家在虹口,每天必须六时出门,才能赶上七点半的早请罪点名;晚上八点半放人,他回家约已十点钟,睡眠不会充足,他又是老胃病,中午只吃自己带来的一小热水瓶的面条。这样的生活,对于他来说,是多么残酷的折磨。所以,赵宗颇坚持认为,张家驹刚满六十岁而病死,实际是和遭受这段摧残大有关系的。
     直到1971年,因为启动“二十史标点”工作,张家驹进入标点组,才脱离劳改队,结束这段非人的生活。
     “二十史标点”或许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极其少有的一件文化建设工作,任务是周总理布置的。所以称“二十史”是因为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已经标点,现在要标点余下的二十史。上海师范学院接受这个任务的组长是裴汝诚, 他1958年由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即到师院工作,与张家驹在同一教研组,1963年在提倡老教师带新教师的师资培养规划中,裴汝诚由张家驹培养学习宋史。现在,师院的任务是标点《宋史》,因此,最早进入标点组的是公认的宋史专家张家驹,这是没有异议的事。张家驹毕生渴望专心研究宋史,现在,在困苦绝望之际,忽有这样一个回归专业专业的机会,其兴奋之情是专业的机会,其兴奋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时的张家驹实际已是身心俱残,他的胃病宿疾已十分严重,更为不堪忍受的是他的爱子于前年在广东的一个地质队被宣布为“自杀”死去。他的爱子在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分配到广东省,在地质队工作,当时已经结婚,妻子怀孕正在上海待产,居然说他“自杀”!没有人告诉他真实的死因,没有人知晓此事给他以多么大的打击。他从来不向任何人说及此事,只把它深深地埋藏在心底,自己一人承受巨大的痛苦。因此,在标点组工作的这最后三年,是张家驹忘我地献身学术的三年,是他的生命为历史学事业燃烧而升华的最后一段岁月!
     裴汝诚教授说,1971年标点刚开始时,工作是很艰难的。半年里组建队伍,扩大到十二人,历史系的老教师魏建猷、程应鏐等都参加了。如何开展工作呢,首先就要发凡起例,统一工作要求,统一工作流程。作为标点组的“通读”,张家驹负有重要的责任。他前后开出的调书目录,有一千三百多种,他还参加搬书。这时他已力不从心,气喘吁吁,但他从不要任何照顾。《宋会要辑稿》是标点校勘必用的一部大书,他为了大家使用方便,特为编出简明目录,注明页码。程应鏐在张家驹逝世十周年时写文悼念回忆这时的张家驹道:“我似乎又一次看到了五十年代哪个谦虚、勤奋、认真的家驹。七一年夏天那么热,他光着膀子,一边挥动蒲扇,一边看稿子,从不晚上班早下班。那年冬天又冷得出奇,我们工作的地方,不是朝西,就是朝东,生了火,毛笔有时还要冻起来。”这样努力整理中国古典文献的一群老知识分子,当时是被蔑视为“废物利用”的,他们也乐于以此自嘲。
     《宋史》全书496卷,约500万字,在二十四史中是篇幅最大的一部。张家驹的健康情况已不允许他完成此项任务了,1973年,他不得不住进医院作胃的部分切除手术。次年,病情恶化,在家中去世。第二天,谭其骧教授赶来看他,为医院没能精心医治而悲伤难平。
     1974年3月17日,张家驹与世长辞,归葬于故乡广州云山之麓。1985年迁葬苏州木渎。
                              告慰先生之灵
     先生去世二年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再二年,上海师范学院恢复建制,接着,平反改正、落实政策,在十分紧张的进沪名额中,给张家驹的儿媳黄丽都落实了“户口调进上海”这件大事。她们婆媳和孙儿团聚一起,直至为婆送终,抚子长大,成家立业。先生有知,当可稍稍抚平心底痛楚而深感欣慰的吧。
     文革结束后,程应鏐终于也获改正,恢复正常工作。他以望七之龄毅然决定由魏晋南北朝史专业转为宋代史籍整理工作,把张家驹留下的工作接过来。1980年,在程应鏐多方推动组织之下,中国宋史研究工作者代表大会在上海师范学院举行,随后成立中国宋史研究会,邓广铭先生任会长,程应鏐任秘书长。宋史研究工作以空前的规模深入开展起来,并取得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与此同时,在宋史标点组的基础上,经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批准,在上海师范学院正式建立古籍整理研究所,由程应鏐任所长。研究所立即在接受古籍整理任务的同时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至今,发展健康,人才辈出,成绩斐然。
     中华书局决定在廿四史标点本出版三十年后,根据读者和专家使用中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对标点本加以全面的修订。《宋史》的修订组长是裴汝诚教授。在启动修订工作的会议上,他深情地怀念张家驹先生的工作精神,说:张先生在最后的日子里,在病床上仍是手持初点过的《宋史》,坚守“通读”岗位;对他说的最后一段话是:标点人多,务必注意统一体例。前辈的敬业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同人们时常会说:张家驹留下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个研究方向,一个有生命力的课题;他为标点《宋史》作了奠基性的创始工作,为《宋史》标点把关,完成了半部《宋史》的通读工作,供天下学人研读利用;他参加谭其骧先生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项目的编撰绘制,集体的成果在他身后完成,其中也凝聚着他的心力。一位学者有这些成绩,亦可以无憾了。
     张家驹一生劳作,忠诚于历史科学的教学与科研,他将永远活在他垦辟的专业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