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马茂元于
我家是安徽桐城翰墨世家，合张、姚、方三姓而为当地四大名门。明朝太仆公马孟祯、清汉学家马宗琏、考据学家马瑞辰，是我家先祖。曾祖父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号抱润翁，是桐城派古文名家，光绪三十四年任学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教习，民国五年任清史馆总纂。父亲马茂元，字懋园，乳名贺宝，1918年旧历
祖母郭静宜，湖南湘潭人，十六岁远嫁安徽，十八岁居孀，尔后母子相依，直至1964年寿终于上海。自我记事，祖母已是中年，慈眉善目，略显富态，裹小脚、衣着整洁。她卧房里有许多带盖子的瓷坛瓷罐，内中小零食，如蜜枣、糖藕、糖莲子、山楂糕、花生酥、茯苓饼之类，似乎取之不竭。我动不动就跑过去。当然，有得吃，还可以听故事。卧冰哭竹、囊萤映雪、岳母刺字、包公断案，莫不娓娓动听。父亲小时候的一些情事，大多也是在这种场合听来的。
父亲虽然襁褓中不幸失怙，却幸而得受曾祖父抱润翁的亲炙。启蒙教材，常例之外，还有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祖父自编的《抱润轩读诗钞》。父亲自幼聪悟过人，酷好读书，一卷在手，目不旁瞬，形同朽木，兼之记忆力极佳，所学几乎过目不忘。父亲日后学问有成，实在得益于幼年扎实的基本功。
然而，一旦放下书本，父亲好象立时变成另外一人，调皮捣蛋，远逾常儿。父亲小时养过猢狲，养过山羊，还养过小虎。小虎出生未久，樵夫在山上砍柴时拾得送来，父亲哭闹百端，终于买下。其时商店并无牛奶出售，父亲逼着女佣日日外出寻觅人乳喂虎。小虎逐渐长大，时作扑噬之势，家中不堪忍受，终于趁父亲外出，由曾祖母出面，派人送走处理。父亲返回，慑于长辈尊严，也不敢如之何。父亲曾要人买来细蔴三斤，着女佣搓成绳索，再编制成鞭，然后自持些物，选定园中老枇杷树，日笞三百，曰“练我浩然之气”。又特制毛笔一枝，取紫铜为实心笔杆，持以练字。然而父亲书法并不见佳，晚年为桐城文史馆题辞，舒笺濡翰，临案犹豫，终于请人代笔。表叔舒芜（原名方管）《挂剑集》有文记少小时与我父相处情事甚生动，惜乎此书毁于“文革”，已不复可得。
好在父亲不常玩闹，家规又严，所以，还是读书的时候居多。不久，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名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
父亲从无锡国专毕业后，先后任教桐城中学、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后又担任安徽省中小学教材编审会编审，后又调任安徽省教育厅秘书。期间父亲进入旧诗创作高峰期，吟诗酬唱，声名鹊起。其作多发表于《学术世界》、《新学风》、《安徽日报》、《皖报》等报刊。
父亲二十岁与母亲金佩芳结褵。后有子女六人。我是长子。
1949年，父亲离乡谋职，家中生计断绝，唯能靠变卖什物度日。有一幅祖母手制的湘绣三羊开泰图，竟然换来大米数石。
未几，父亲得以在南京市立师范任教，家中窘况稍解。1951年，父亲到上海，在同济中学教书。我家先由桐城迁至芜湖，此时又迁入上海，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全家连祖母共计九口，仅用父亲一人工资开销，难免拮据。为此，父亲在多所学校兼课。往返的交通工具只是街头脚踏车。横坐在车后狭窄的架座上，一手紧揑着骑车人座垫下面的铁杆，很是惊恐。
不久，父亲到华东师资速成学校执教。两年后，该校发展而为上海第一师范学院，由上海东北部的江湾迁至西南部的漕河泾。我家亦随之而往，尔后再也没有离开这所学校。但是，这所学校却在不断变化。先是发展而为上海师范学院，继而“并吞”上海音乐学院原址而为东西两部，最后又发展而为现在的上海师范大学。
自从迁居漕河泾，家庭开始稳定。接着父亲升为教授，薪酬大增，而且时时有丰厚的稿费收入，住房也比较宽裕，生活明显好转。其时在上海有一房亲戚:父亲的堂兄马谦正，字益仲，在向明中学教高中语文，我和弟妹叫他为“伯伯”。伯母是我母亲的胞姊，行二，我们叫她为“二姨”。他们住在市区，常常在星期天到我家来。父亲和伯父互称“仲二爷”和“茂大爷”。父亲正在研究《楚辞》，伯父精于园艺花卉之道，《楚辞》中的花草成为他们久久的话题。母亲和二姨一见面就絮絮而谈，没完没了。伯父的长子马朕树（后改名为晨曙）与我们更是感情融洽。
那时我家住宅是联体别墅式的二层小楼，南面有花园，北面有菜圃。校外是大片农田，绿际云天。父亲和伯父畅谈之馀，每每外出漫步郊野，或者游览园林（“康健园”正与校园毗邻，不远处还有“黄家花园”）。晚餐总是母亲和二姨联袂入厨，有时还在“天香楼”叫几个热炒，两家人亲如一家，吃得极香。
这一段惬意的日子，正是父亲勤奋治学，著作繁盛的时期。先是其专著《古诗十九首探索》和《楚辞选》因教育部长
父亲的治学有成，除了幼年功底扎实，至少还有三大原因。
第一，勤奋、专注。
父亲一旦拿起书本，天地万物好象于他不复存在。抗战时，举家逃难，日寇飞机在天上盘旋投弹，父亲独自坐在船头看书，竟浑然不知。有一次，是端午节，母亲剥好两只热粽子，装入碗内，送上餐桌，放在父亲面前，其旁另放一碟棉白糖。父亲一面看书一面吃粽子。因为年轻时骑马摔伤左眼，看书时总是向左偏着头，右眼凑近书页。当时父亲左手把卷，右手的筷子上插着咬过两口的粽子。我的小姨、母亲的小妹金佩蕙开玩笑，悄悄用砚台更换了糖碟。父亲毫无察觉，机械地将棕子蘸上墨汁就朝嘴里送。小姨迅速拦住父亲的手，全家笑得肚子痛，父亲还诧异地看着大家，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还有一次，家里来了好几位远客，需要留宿。我让出自己的卧室，另撑一张简易帆布床，睡到父亲书房里。父亲正在伏案写作。我一侧身，就能看到他的身影。逆着台灯的柔辉，香烟的云雾缕缕升腾，在父亲上方缭绕、弥漫。父亲时而抬头沉思，时而低头疾书，时而到书架上取书翻阅，时而呷一口浓茶，时而因为天冷，伸出左手，放到台灯罩上取暖。当我从睡梦中醒来，父亲仍然在写作。怕惊动了他，我先咳嗽一声，再轻声地说:“爸爸，睡吧，不早了。”他只是“嗯”了一声，还是伏案如故。静夜里，笔尖触动稿纸，嚓嚓之声，清晰可辨。
父亲惯常熬夜，不间寒暑，几无上半夜就寝的日子。以后，当我看到父亲成摞的文稿，眼前总是幻现出他夤夜写作的身影。
第二，记忆力超常。
父亲记忆力好得惊人。给学生讲课，从来不带教科书和备课笔记，只身走上讲坛，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不但相关诗文可以出口成诵，而且各历史事件的年月日也能历历如数家珍。父亲研究《楚辞》，《楚辞》里的所有篇章他都能琅琅背诵。父亲研究唐诗，传言他能背诵万首唐诗。一位研究生当面问他此事确否，他笑着答道:“五千吧，五千首差不多。”
有学生或友人阔别十馀载，一旦登门造访，正要自我介绍时，父亲总是马上用手势制止，连声嘱其“别说”，然后略加思索，便能说出对方姓名和当日相处的若干细节。而且历试不爽，百无一讹。来人莫不称奇。
第三，我母亲的辅助。
父亲毫无生活自理能力，一辈子从未做过任何一件家务，衣食住行全要别人服侍。母亲娘家是安徽庐江望族，从小也是养尊处优。可是一旦嫁入婆家，立刻成为标准的贤妻良母，毅然放弃自己的学业，全身心去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对父亲的照顾，真是无微不至。每餐饭，总是为父亲另做一两道精致菜肴。连家境艰难的时期，还是竭尽全力，设法维持这个惯例。父亲常工作至深夜，母亲总是做好莲子汤、燕窝羹之类的点心，亲自送进书房。父亲起床前，母亲总是将替换的衣服熨平放在床边，同时准备好盥洗用具，再将早餐端上餐桌。数十年如一日，从未改变。
有一年夏天，忽然一阵大风，掀起窗帘，带倒了父亲书案上的墨水瓶。因为没有盖紧，墨水不停往桌面上流淌。父亲站在桌边，大声叫母亲快来。母亲前来一看，连忙扶起墨水瓶，马上用抹布揩拭桌面上的墨水。同时苦笑着对父亲说:“打倒油瓶不扶，不过是一句形容的话。你倒好，真的如此了。为什么不先扶起瓶子再叫我呢？”父亲只是默不作声。
母亲很能干，做得一手好菜，还善于自制酱油、辣糊、腐乳和各种咸菜。家道艰难的日子里，全家那么多人的衣服鞋袜，都靠母亲手制。一针一线，她常常干到鸡叫才歇手。
母亲独揽家务，父亲没有后顾之忧，方才可以全力去做学问。
与学术研究中的聪慧恰好形成鲜明对比，父亲在生活琐事上却出奇地糊涂，以至时时闹出笑话来。
一天，父亲起床，一只袜子穿上脚，另一只却找不到了。母亲闻声前来，说:“怎么可能呢？我刚刚亲手拿来的，分明是一双”。于是叫父亲站起来让到一边，母亲将被子、床单、褥子抖了又抖，再一一铺好，并没有发现那一只袜子。用扫帚在床底下扫了个遍，也没有。母亲喃喃自语道:“这就奇了。”同时再拿来一双让父亲换上。想不到父亲脱下脚上的袜子，里面竟然还有一只袜子。原来他将两只袜子穿到同一只脚上了。母亲笑着说:“你呀，你呀!”父亲自己忍不住也笑了。
还有一次是雨天，父亲外出，在淮海路一家很讲究的浴室洗了澡，晚上回到家，发现少了一只套鞋。所谓套鞋，也是一种橡胶制成的雨鞋（广东称之为水鞋），不过比一般的要大一些，浅帮，套着穿在皮鞋外面的。母亲向父亲周围地上看了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找了。一定是丢在浴室里了。”父亲一听就发火，瞪大眼睛说:“你也贬损得太过了吧。一只脚穿，一只脚不穿，一高一低，我能不知道？再说，洗完澡，我还到‘天鹅阁’ 吃了西餐，店堂里很空，别人看不出来么？”母亲忙用别的话岔开，事后悄悄叫我第二天到那家浴室问一问。翌日我去，果然在。拿回套鞋，全家笑作一团。父亲很尴尬，连声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父亲几乎没有业馀文娱活动，从来没有唱过歌，不打扑克，很少下棋。年轻时在安徽省教育厅当秘书，因为应酬，打过一段时间麻将牌，以后就再也没有碰过。酒量不大，亲友相聚，逢年过节，趁兴喝一杯，微醺辄止。称得上嗜好的，只有三样:烟、茶、美食。
烟，大多是“熊猫”、“秀月”，很好的牌子。他还有一只英制“3B”烟斗，用的是装在扁圆铁盒子里的进口烟丝，点燃了，吸起来嗞嗞作响，一种很好闻的浓郁香味，便从书房里飘逸出来。
茶只限于绿茶。什么休宁屯绿、黄山毛峰、六安瓜片、太平猴魁、老竹大方、敬亭绿雪、天柱剑毫、霍山翠芽之类，我少小时就已耳熟能详。每年新茶上市，父亲总是购来多种茶叶，分别平铺在竹帘上，其下放置多个乌炭红泥小炉，烘焙得香飘四邻。然后，亲自用皮纸一一包好，收入几个大罐，每罐各放一包用皮纸密裹着的生石灰，谓如此可储存较久而无损色香味云。家庭生活庶务，父亲手自操持且堪称“象样”者，其实也就独此一件。
父亲奉行孔夫子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日三餐，从不马虎。不过也只是些鸡鸭鱼肉而已，那时市面上根本没有鲜活海味，偶尔有一点干品，水发而后烹制，就算上等菜肴了。父亲喜爱味鲜味浓味厚者，虽肥腻而不嫌。绝少主动吃蔬菜，有时却不过母亲的劝说，才勉强夹食少许。喜爱上饭馆，尤其是名饭馆。他曾矜夸“吃遍了”上海名饭馆。其实，当年上海“名饭馆”并不多，远非现今之盛况。而“遍”也者，只不过是其主观感觉罢了。尽管父亲得意于自己吃饭馆之“名”而且“遍”，实则念念不能忘、津津而乐道，过节必须有，待客不可无的一款菜肴，却仍然是母亲妙方特制的香糯粉蒸肉。
热情待客，倾心畅谈，对父亲而言，简直是人生莫大乐趣。无论亲戚，朋友，学生，同事，出版界和新闻界人士，抑或素不相识的慕名者，但凡来客，父亲无不欣喜而迎。每当高朋满座，香茗盈瓯，寒暄未已，言笑已腾。或则叙旧谈往，或则答难析疑，或则赓和诗词，或则切磋学问。父亲必定目指手划、色舞神飞，谈屑愈霏，辞锋益健;隽言妙句，庄谐并作;豪谈雄辩，经史兼融。来人莫不欣赏其态度诚恳而言词率直，莫不折服其知识渊博而见解精辟，莫不惊叹其思维灵活而反应敏捷。父亲不仅因客人来访而大觉快慰，每每还能在倾谈中触发灵感而思路顿开，甚至治学中的若干疑难竟一时解决。
父亲与朋友交往，态度恳切，历久如新。
对于郭绍虞、朱东润、夏承焘、唐圭璋、陈迩冬、周振甫、霍松林、金性尧、徐中玉、陈伯海、王运熙、傅璇琮、富寿荪等学者，凡年齿长于己者，父亲恒执师礼而敬事之;平辈或略幼者，辄以挚友之谊而善处之。每次收到各位寄赠的其本人学术新著，父亲必定是一经拆封便立时细加阅读。读未久，其声渐扬而其首乃应和音节而摇晃之;得意处，还不禁拍案叫好。
父亲似乎特别欣赏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父亲运气不错，虽然吃苦受屈，战战兢兢，而最后却居然有惊无险，没有遭受致命的伤害。一九五七年，为了帮助党开门整风，父亲和另外五位同事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这就形成了震动校内外的“六人大字报事件” 。
备受批判之后，父亲竟没有被划为右派分子。“反右倾、拔白旗”的时候，因为学生中流传的一句“宁做马茂元，不做陈云涛（陈是当时上海师院党委书记）”，父亲成了全校的一面“白旗”，我们全家都很恐慌，而事情却在批判浪潮中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就不再这么幸运了。
更有甚者——我父早有一项宏图硕画:独力写一部《唐诗史》。作为单一体裁的文学断代史，在我国真正是“史无前例”的。父亲从对辛文房《唐才子传》的研究切入，以具体的单个唐代诗人作横向铺排，以其相互间的关系连结成网络、以诗歌的发展变化作纵向推进，从而构建唐代诗歌发展史的立体框架;坚持理论必须出于对具体的诗歌作品、诗歌现象和诗人行为的认真研究，参考前人学术成果，突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为此，我父业已倾注大量心血，多次通读《全唐诗》和许多诗人的专集并细加批注，完成《唐才子传笺证》七十万字，制作相关资料卡片不下二百万字。然而，这些文稿和卡片，竟被“大革文化命”的红卫兵当着父亲的面强行烧毁，一概化为灰烬!
自此而后，父亲神情木然，目光呆滞，回家总是坐在一把椅子上，两腿分开，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终日一言不发。人也日见憔悴，形销骨立，走起路来，衣服在身上晃来晃去。父亲得到其好友、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文革”结束后，父亲虽然获得平反，恢复名誉，恢复住房、补发工资，但是身体已垮，患上了严重的肺气肿，经常咳嗽，继而哮喘，面青唇紫，必须医药治救。母亲病逝后，父亲更显得心力不支。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以坚强的毅力和热切的事业心，始终抱病坚持工作。
一九八二年四月至五月，在西安连续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一个是全国唐诗讨论会，另一个是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我父接到邀请，却以病笃不能成行，遂发专函致意。会议将该函冠以《希望和祝愿》的标题发表于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九八三年《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年鉴》另发专文分别推介了国内首批唐诗研究专家，凡四人:萧涤非、林庚、傅庚生、马茂元。我父还当选为唐代文学学会理事。
父亲晚年只有两件事:生病、工作。他在助手的协助下，整理出版了系统的《楚辞》研究专著，选编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出版了《古诗十九首新探》和《新编唐诗三百首》、大幅度修改《唐诗选》，同时连续带出了好几届研究生。“万卷诗书嵇古典，一生心血育英才”，实实在在是我父的人生写照。
学术研究之马茂元，存活于其著作论述的字里行间，学人可以识之;日常生活之马茂元，存活于其家人亲友的追忆回想，世人可以知之。二者照映，神貌毕现，我父其可永生而不朽也矣。呜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