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莉:继往开来 别具一格——王建疆教授美学思想评述
发布日期: 2019-05-05 作者: 浏览次数: 113

继往开来 别具一格——王建疆教授美学思想评述

杨增莉

【内容提要】王建疆先生的美学思想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自调节审美理论建构,第二阶段为人生修养论美学,第三阶段为别现代主义美学。王建疆的美学思想是在主义与形态的辨证关系中不断发展与逐步完善的。他的自调节审美是遵循现代科学方法论并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审美学理论。通过发现中国人注重内心世界的体验和感悟、重视内在实践和精神境界这一美学传统,王建疆先生提出了以内审美为识别标志和内在依据的人生修养论美学。王建疆先生还较为关注敦煌艺术,他的研究并不是“敦煌美学”而是“美学敦煌”,他将整个敦煌研究都纳入美学的视野中进行整体性审视,以凸显敦煌文化的美学价值,以审美的眼光看文化。别现代理论则是王建疆教授在中国美学建构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别现代主义是在其长期建构的美学思想中提炼、升华出来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形态理论。

别现代理论自2014年提出以来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是王建疆教授在中国美学建构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而别现代主义是在其长期建构的美学思想中提炼、升华出来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形态理论。站在他美学思想发展的最新阶段可以见出,别现代主义美学是其整个美学思想的统摄。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此展开简要评述。

微信图片_20190221180521

一、形态和主义辨证中的美学思想

单就美学而言,王建疆先生的美学思想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自调节审美理论建构,第二阶段为人生修养论美学,第三阶段为别现代主义美学。这三个阶段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第一阶段的“自调节审美学”理论奠定了王建疆美学思想的基础,它是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审美理论或审美心理美学,为人生修养美学的提出做好了理论铺垫。第二阶段的“人生修养论美学”理论以“内审美”为标志,从古代儒道释的修养实践入手,发掘中国古代审美经验的事实,探索个体如何通过人生修养以自调节审美的方式进入理想的人生状态的问题。第三个阶段是王建疆美学思想的进一步凝练升华和主义建构。他并未停留在学术研究的观点和范畴创新上,而是旨在建构中国美学上的“主义”,一种形而上的“道”,形成中国美学既具有真实现代性又有别于西方美学的识别标志。他将社会形态与审美形态紧密联系,认为社会形态决定审美形态的生成,审美形态对社会形态也有一定影响。在这种形态学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王先生从艺术实践出发,联系中国实际,开展艺术评论,从而使其主义的建构落到了实处。

王建疆的美学思想是在主义与形态的辨证关系中不断发展与逐步完善的。他认为西方审美形态来自于文艺体裁,而中国的审美形态主要来自于儒道禅的哲学思想。因此,只有从审美形态出发才能提炼出中国美学精神,发掘出中国美学的内涵。他在《中国美学:从形态出发还是从主义出发》中指出,中国独特的审美形态系统是区分中西方美学的基准,是研究中国美学的出发点,只有从形态出发才能建构真正的中国美学,建构自己的美学上的主义。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美学也只有从中国审美形态出发,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美学的特殊性。王建疆先生这一强调从中国审美形态出发研究中国美学的说法,对当下中国盛行从西方美学上的主义出发,滥用主义、强制阐释的现象是一种警醒。虽然王建疆先生主张从审美形态而非美学的主义上来研究中国美学,但他并不否定中国美学上主义的建构,反而认为我们在美学研究中缺少主义,缺乏中国本土的主义,因此,他提出了“别现代主义”。

微信图片_20190221180524

别现代主义美学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包含着丰富的美学范畴和美学思想。先说别现代主义美学范畴。他先后主持完成了4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其中的意境研究和中国审美形态研究两个项目就是对中国审美形态的理论建构和范畴梳理。其中的内审美、神妙、阴柔与阳刚就是他发现、梳理并被写入多家教材的审美形态范畴。而他对中西审美形态范畴的比较、对中国审美形态形成规律的总结、对审美形态的界定等,都有新的系统的发现,可以做到通过中国和西方社会形态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美学的本真和特点,从而为别样的中国美学的建立打下了形态学基础。

再来说说别现代主义美学思想。首先,确立了别现代主义美学的方法论——跨越式停顿。所谓跨越式停顿就是在事物发展的高级阶段,在顺风顺水甚至如日中天之际,进行自主性的突然停顿。不同于其他学者,王先生既看到了中国审美形态的独特性,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美学研究中主义的缺位,中国美学界现有的“主义”虽彩旗飘飘,但却与中国无关。跨越式停顿就是在中国美学跟随西方主义前行的道路上中止这种思维模式,创建具有中国性的本土的主义。

其次,概括了别现代时期的文艺功能。他认为,社会形态对审美形态具有决定性作用,别现代的社会形态导致了当下审美形态的别现代性。具体体现为前现代的中和、诙谐与现代的炫耀、虚饰,又跟后现代的戏仿、搞笑、俗乐沆瀣一气,蔚然成风。批判现实主义式微,崇高被解构,悲剧绝迹,感官型审美盛行,境界型审美和内审美几近消失[1]102。王建疆先生将别现代分为和谐共谋期、对立冲突期、和谐与对立的交织期以及自我更新超越期。他认为在别现代时期,别现代主义美学应该承担起区别真伪现代性,建立真正的现代性的历史使命,反对粉饰太平的歌德主义。

再次,从实际出发,总结出别现代时期新的审美形态——“囧”。囧这一审美形态的生成,是前现代审美文化在当代的复活,是掺杂着现代、后现代和前现代文化精神的当今人生境界、审美趣味、人生样态和审美风格的感性凝聚。透视和解剖囧这一审美形态,至少可以让我们看清这个时代的面貌,了解国民的审美品味,捕捉到当今人们的精神境界、现实吁求和心理轨迹,从而能为心灵的自我调节找到另一种审美的方式。冏剧这一审美形态范畴就是王建疆先生从别现代的社会现实中进行概括和提炼的结果,是从中国社会的实际中生发出来的理论,而非西方理论的移植。囧剧等审美形态的生成是中国别现代时期时代特征、文化传统以及多元文化杂糅影响的结果,是远离中国实际的西方理论所无法解释的。

最后,从别现代主义美学批评的角度提出了“切割理论”“消费日本论”以及“英雄空间论”等。别现代主义美学主张艺术创作中的切割,以生成具有中国性的艺术流派。王建疆先生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传承和借鉴有余而创新不足,没有主义或流派或方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只知道传承——创新(纵向)或借鉴——创新(横向),而不知道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在借鉴与创新之间,还需要一个跟被传承对象、被借鉴对象之间的切割。没有切割的传承就只会沦为因袭,没有切割的借鉴就会跌入‘拿来主义’的陷阱。”[1]338新的艺术风格以及流派得以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在传承的基础上及时与被传承对象进行切割,通过切割实现艺术风格及流派自身的独立,与其他艺术形式划清界限,从而实现真正的创新。在这里,跨越式停顿的哲学方法论对艺术创作以及艺术流派的生成具有指导性意义。王建疆从当下的“抗日神剧”中看到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张力,因而提出了“消费日本理论”,一种特殊民族的行为悖论。物质上中国民众大量购买日本商品,是对日本的一种认可,而在“抗日神剧”中又享受着“手撕鬼子”的情感宣泄。因而“消费日本”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只有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杂糅的别现代时期才会产生。除此之外,王建疆还提出了“英雄空间理论”。由于前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思想的交织,造成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英雄观的并置,从而形成了英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想象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塑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因此,这个英雄空间就是英雄盛筵,包括经典英雄、当代英雄、道德英雄、职业英雄、神武英雄、平凡英雄、恶魔英雄、游戏英雄等。英雄的存在在于被消费,尤其是通过文艺的审美来消费而非被崇拜、被模仿。因此,对于“英雄空间”的问题应该超越欢乐神话和自娱自乐式的消费,在空间遭遇和时代跨越中加以理解。

王先生从中国的社会形态和审美形态出发,考察中国的审美实践,并将此理论化,形成了别现代主义。别现代主义在文艺批评中的运用,又说明了王先生的“主义”并不是空头文章,而是具有实践意义的创新型理论。徐峥“囧”类电影所呈现的别现代时期和谐共谋与紧张对立的矛盾结构以及冯小刚、莫言、柳龙云等作品中“冷幽默”艺术手法的运用,彰显出别现代主义反思和批判的要义。王建疆说:“别现代主义建立在结构分析和反思自我的基础上,因此它并不自满于别现代的现状,而是要努力改变这种现状……因此,别现代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自我更新,超越这个历史阶段,而不是停留在这个历史阶段。”[1]112因此,别现代主义美学就是以“冷幽默”的手法揭穿“囧”的生存状态,以审美的方式调节现代人的身心。我们就是在主义和形态的这种辨证中看到了王建疆的美学思想既有清晰的形态的识别,又有符合中国当下实情的主义的建构。他之所以在当下坚持主义的建构,就是因为他在长期的美学研究中敏锐地看到主义的制高点意义,也看到了西方理论在中国被盲目崇拜和追随过程中中国性理论和思想建设的空心化。王建疆的主义的建构就是为了克服西方思想在解释中国问题上的水土不服,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中国美学的误导,从而建构真正的中国美学,亮出鲜明的本土旗帜。

王建疆一直坚持思想的原创,将别现代主义定义为区别真伪现代性、建立真正的现代性上。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美学建构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认可。黄海澄先生认为王建疆具有自己的学术特色。朱立元先生认为王建疆在研究美学上的思路创新是特别值得一提的。阎国忠先生也认为,王建疆发出的声音具有探索性,是与众不同的。王元骧的评价更具有代表性,他认为王建疆先生的美学思想很有见地,能够区分中西方美学,并能给当代美学研究更多的启发。从大家之言中也可以看到王建疆先生美学思想的创新性与民族性。当然,近两年来自国际哲学界和艺术界的有关中国随着本土“主义”的崛起而将突破西方“哲学三帝国”而构成世界“哲学四边形”“哲学时刻”“别现代时期”的理论和评价,则不仅是对中国哲学人文学科崛起之势的概括,也是对他的哲学思想和美学理论创造的肯定,而且是对他的立足于本土的思想创造对中国人文学科发展可能带来的国际地位的评价,非常值得同行们关注。


二、自调节审美——遵循现代科学方法论并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审美学理论

王建疆美学思想的奠基作是其早期提出的“自调节审美”论。他在1993年出版《自调节审美学》中讲到:“自调节审美学以控制论原理和发生认识论原理为基础,着重研究审美调节实现的途径和方法,它以审美经验的产生为中心,探讨通往人类美化的途径。”[2]14审美的调节作用要通过自调节审美来实现,这显然是对黄海澄先生美学理论的基础和发展。事实上,王建疆是在1988年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中首次提出自调节审美理论的。

那么,什么是“自调节审美”呢?“所谓自调节审美,指的是人们为审美目的所支配,在审美前或在审美中,在审美欣赏或在审美创造中通过对自我的心理结构、心态、行为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调整、校正,来实现审美目的,达到最佳审美效果。”[2]82自调节审美理论突出了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以及艺术创造中的主观能动性。黄海澄先生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把人类和人类社会当作一个系统,将审美作为调节机制,这种审美调节机制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而是把人类和人类社会系统的生存和发展的系统目标变为每个审美个体的自觉的情感追求。王建疆将自己从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中的“同化”“调节”理论中得到的启发,用到了审美经验如何产生的探究上,从而拓展了黄海澄先生的美学理论。在王建疆看来,审美经验的产生离不开“同化-调节”辨证规律的制约。由于审美对象的高下文野之分以及审美主体的层次高低之别,他将审美分为“有为”和“无为”两种,“无为”指审美主体原有的心理图式对审美对象的契合或“同化”。“有为”则是审美主体原有的心理图式无法“同化”审美对象而进行的有目的的自我调节。从审美经验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颇符合实际,改变了美学界长期以来对康德“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简单接受和认识。更主要的在于,自调节审美理论利用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打开了心理无意识自调节审美的奥秘,从而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自调节白日梦理论、海明威和马尔克斯的“潜意识做功”冰山理论、禅定、醉态和催眠等特殊形态审美创造心理理论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学理论。美学界曾将王建疆的自调节审美理论与他的导师黄海澄先生的审美调节理论视为美学上的“姊妹篇”,可见他对黄海澄先生控制论美学的继承与发展。自调节审美理论被作为一节写入了2006年朱立元先生主编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美学》修订本中。

王建疆将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融入美学中,不仅为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以及研究方法,而且提供了一种“如何-才能”的实践模式。“自调节审美”是通过心理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自我调节而实现审美目的的理论,侧重于自我调节在审美经验生成中的作用,是一种把审美归入主观能动范围内的美学思想,因而接地气。它打破了那种封闭的、固定的审美研究视角,而发现了审美主体的巨大潜能,对实际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都有着直接的益处。自调节审美学建立在中国儒道释人生修养所导致的审美经验上,与中国传统相通,也与全球著名作家的创作实践相互印证,因而具有十足的现代性和可操作性,是别现代主义提倡的“兑现主义”的落地。同时,自调节审美作为原理,也从印象派绘画、意识流小说、荒诞剧和在中国的迪斯科舞的际遇中得到了印证,使得美学史离不开审美主体的心理自调节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另外,自调节审美原理涉及审美主体的身心两个方面,因此,已如有的了解王建疆学说的教授所惊呼的那样,所谓身体美学不就是自调节审美吗?

王建疆“自调节审美理论”在数年的学术讨论中得到了学界的肯定。黄海澄在《自调节审美学》序言中认为自调节审美理论“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的美学,它较之那种仅仅把审美看作消极被动的享受,把艺术创作看作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盲目活动的美学,更符合于实际的情形且更有益于社会人生”[2]2。阎国忠、方伟在《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美学的新收获——读王建疆〈自调节审美学〉》一文中肯定了自调节审美理论对美学界的贡献,他们认为:“提出自我调节审美这一命题,并据此研究审美及艺术活动中的诸多现象及规律,这一努力本身就值得肯定,学术的繁荣、美学的振兴需要不同的、富有认真探索精神的声音。”[3]莫其逊则为“自调节审美”的诞生感到兴奋。自调节审美理论不仅是王建疆先生成为美学家的理论上的准备,也成为其别现代美学思想的起点。


三、以内审美为识别标志和内在依据的人生修养论美学

人生修养论美学是王建疆先生美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人生论美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社会美的研究对象,不是研究作为集团或大的系统的人及其社会行为、事迹,而是研究在社会中,在集团或大的系统中个人的行为,个人的人生体验和人生境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审美经验。”[4]人生论美学进一步拓展了自调节审美理论研究的视野,王建疆接着冯友兰先生人生四境界的说法将人生境界这个哲学问题与审美境界相联系,指出人生在世的终极意义:“人生美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明知如海德格尔所说人生来就是走向死亡的‘向死而生’,但却孜孜以求地教人们在幻化的色相中感悟存在的价值,品味活着的意蕴,体验生存的乐趣,揭示死得其所的意义,昭示美好的理想。人生美学从本质上讲就是关于通过人生感悟和体验,从而达到理想存在状态的理论。”[5]

人生修养论美学以内审美为识别标志和内在依据。在这里,王建疆创造性地提出“内审美”理论,将这一被长期遮蔽的审美事实进行了理论上的发掘和概括,弥补了现代中国美学理论跟着西方走,长期以来只注重外在感官审美,而忽略无外在感官审美的不足。内审美一词准确地概括出了中国古人的审美经验类型。内审美是在研究中西古今事例和中国先贤思想(如道家的“心斋坐忘”、儒家的“孔颜乐处”和荀子的“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佛教“喜俱禅”、中国禅宗的“禅悦之风”和“法喜”)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美学理论,打破了审美活动需客观对象、主体听觉、视觉参与的旧有认知,尤其是突破了“美是人的本质或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理论,认为这是一种在广泛的修养实践中完全内在的、封闭的、独特的个人审美体验。它与人生经验的积淀和人生修养息息相关,并非超验审美。他认为,内审美的心理机制,主要与表象和表象的运动有关,而表象运动又与大脑松果体视网膜及脑神经活动机制相关。大脑内以往所见所闻的记忆片段被激活、整合、加工、提炼、优化并形成审美形象体系;大脑松果体视网膜直接成像。内审美的产生因人而异且离不开个体的功夫涵养,它是个体对表象的再创造,与人的天才和后天修养紧密相关。一般人只能产生普通的感官型知觉审美,只有先天资禀与后天修养的结合才能实现内审美。

王建疆深谙中华传统美学的特点,他发现中国人更注重内心世界的体验和感悟,重视内在实践和精神境界。人生境界是在人生修养和自我调节中生成的,通过自调节审美使得审美主体的审美经验内化成不自觉地情感追求,从而形成了审美的人生境界,这种“自我调节-人生修养-人生境界-审美境界”的进路,实际上就是中华美学的心路历程和人文精神,因而也就成为建立在主观能动性基础上的中国美学区别于建立在信仰救赎基础上的西方美学的识别标志。由此看来,他的“内审美”理论以“自调节审美学”理论为基础,与中国传统儒道释文化中的修养实践联系起来,形成了独特的人生修养论美学。与“生命美学” 相比,他的人生修养论美学在并不否认生存和生命的前提下更注重人生境界对生命局限的超越。他认为把中国古代美学史当作生命美学史的说法可能忽略了中国儒家和道家的“杀身成仁”“齐物”的思想境界,与以审美境界为最高目的的中国美学史拉开了距离。

微信图片_20190221180527

王建疆于2003年出版的《修养 境界 审美》具体阐述了“儒、道、释”三家是如何通过自我修养的方式实现审美调节,最终走向无对象、无客体的审美的人生的。据此,我们也可以说这部专著是对其自调节审美理论的中国修养学阐释。从这部专著我们可以看到其内审美理论是自调节审美理论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中的自然延伸,也是人生修养论美学的内在脉络。自调节审美来自于人生修养,在人生修养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如荀子所说的“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的内审美境界,这是一种超越功利、物我两忘的人生审美境界。因此,人生修养论美学是以修养作为自调节审美的手段,又通过自调节审美而最终形成了诗意的人生和审美的境界。

王建疆于2006年出版的《澹然无极——老庄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成》一书,运用现代生成论思想,从内审美的观点出发着力探讨老庄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成问题,揭示了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的联系,对人生境界何以转化为一种审美境界,提供了理论上的阐释,这就是因为内审美的存在。运用现代生成论的思想突破了传统人生境界论在探讨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关系时,对人生境界的现成性存在的假定。如果说《修养 境界 审美》一书是自调节审美进入中国古代人生境界的开始,那么《澹然无极——老庄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成》一书探讨了人生境界向审美境界生成的机制、原因和过程,而《自然的空灵——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和流变》一书则揭示了人生境界内审美与情景交融的艺术审美完美结合的过程,都是人生修养美学的深入和展开。王建疆受博士生导师朱立元先生的启发,在美学思想上秉持生成论,他的研究表明,不仅人生境界具有审美生成性,而且,中国古典审美形态中的“意境”也具有生成性。

微信图片_20190221180531

对于王建疆人生修养论美学中所涉及的内审美和生成论,学术界也给予了积极的肯定。美学家朱立元先生对此曾有过评价:“建疆的‘内审美’一词吸收了古今中外对这种区别于感官型审美的精神型审美的研究成果,将精神性的悦乐和内景的显现概括起来,实际上揭示的是‘境界’审美的特点和效果,是立足于中国美学史的创造。”[6]2对于人生境界的论述朱先生又说:“这一观点看似平实, 但我却认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理论意义就在于揭示了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成性, 突破了境界现成论和境界等级说的思维框架, 从而揭示了修养和境界的美学意义,为美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这就是, 从修养和境界入手更容易窥得审美的底蕴。”[6]3王元骧先生说:“近年有学者把中国传统美学概括为‘修养美学’提出‘内审美’,我觉得是有见地的。这样,就不像西方内省性美学那样从理念、上帝、彼岸世界去探寻美的本质,而把美的根源落实到人的人格修养和人生境界之中,使得超验的内容与经验达到有机的统一。”[7]中国社科院党圣元、王秀成先生认为:“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角度而言,王建疆对生成论思想的成功运用也将为诸多传统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更多的解析途径,开辟新的研究视阈 。”[8]曾繁仁先生在给王建疆研究意境的专著《自然的空灵》一书做序时写道:“本书的最大贡献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重新审视中国诗歌史,在学术上具有突破的意义。”从学术界的比较一致的评论来看,王先生的自调节审美理论、内审美理论、人生修养美学、审美形态理论和生成论方法的运用使得中国美学思想研究别开生面、别出一路,具有独创性和开拓性。


四、开展艺术评论,将别现代主义落实到文艺中

王建疆的美学思想并未停留在理论阶段,而是将原创的理论引入艺术评论,提出新的艺术观念,发掘新的审美价值,从而起到引领艺术创作的作用。王建疆早期较为关注的是敦煌艺术,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研究的并不是“敦煌美学”而是“美学敦煌”,他将整个敦煌研究都纳入美学的视野中进行整体性审视,以凸显敦煌文化的美学价值,以审美的眼光看文化。他认为有别于传统敦煌学的敦煌艺术再生和再创造问题研究,更有可能解决在全球化过程中敦煌艺术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而被称为“窟外敦煌学”。窟外敦煌学是与窟内敦煌学相对的新概念。后者侧重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前者侧重于文化遗产的利用和发展。从生成论的观点看,敦煌艺术的再生不仅仅是对于古代艺术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现敦煌艺术再生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与美学价值。他并非空洞地提出敦煌艺术的再生问题,而是从几大方面切入敦煌艺术再生问题研究,涉及哲学、人类学、美学、传播学、宗教、艺术门类的不同角度。他从理论上倡导敦煌艺术的再生问题,使得敦煌艺术不再停留于传统敦煌学的考古、辨识套路,而是促使艺术工作者开始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创造出新的能够在全世界具有影响力的敦煌艺术形式。

他于2014年提出的“别现代”也旨在让艺术发言。201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代跨越》是其“别现代”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别现代”不仅是新的社会形态理论,而且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哲学方法论和建构理想审美形态的美学思想。从中国当下的艺术入手,去揭示社会的别现代性。别现代之所以让艺术发言不仅仅在于通过艺术的直观方式展现别现代的本质特征,而且还在于希望通过理论的引导使得有为的艺术家能够抓住时代特征,创作出更多别具一格的具有中国特点的作品,表达中国的时代风貌和审美特征,给世界呈现一个真实的、真正的中国形象。2016年9月一些具有别现代特征的艺术作品在上海师范大学展出。2017年10月部分别现代艺术家参加了由上海师范大学和美国佐治亚州西南州立大学共同举办的“艺术和美学: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别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会期间展出了别现代作品。这次会议是中国美学思想以美国接受的汉语方式进入西方世界的一次尝试,突破了运用西方理论来解释艺术现象的惯例,西方学者开始运用中国的别现代理论来阐释中西艺术现象。

王建疆曾经在采访中说道:“我希望中国学者的美学研究能够引起全球对于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的普遍关注。”[9]著名西方哲学家、美学家阿列西·艾尔雅维茨多次参加别现代国际会议,并且对别现代问题撰文3篇与王建疆教授讨论。他在《主义:从缺位到喧嚣?——与王建疆先生商榷》[10]一文中提出的哲学四边形理论,将中国纳入其中,认为中国开始进入了与西方文化的较量中。美国佐治亚州西南州立大学已于2017年春季批准建立了“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CCBMS),该中心以王建疆先生所提出的别现代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兼及世界文化多样性研究、文化个性研究。美国“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负责人Keaton教授不仅肯定王建疆先生的别现代理论,而且认为别现代理论是西方人认识中国的一个新的窗口。他说:“在我看来,别现代中心的建立是尊重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表现,是西方对中国问题的‘听’和‘说’,希望这个中心的建立能带动中西方之间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如果要求西方学者以一种很准确的方式,或批判的方式来看中国问题的话是很难的,有的时候甚至会造成一种冒犯。而‘别现代中心’的建立可以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窗口。”[11]他在《别现代时期相似艺术的不同意义》[12]一文中,认为中西方那些看似相似的艺术背后却有着不同的创作意图,从别现代理论的角度为中国艺术辩护。洛克·本茨先生更是认为别现代非常接近阿兰·巴迪乌所说的世界哲学史上罕有的“哲学时刻”。恩斯特·曾科也曾讨论说:“别现代理论与西方理论之间无师承关系,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原创理论,因而就会像桥梁一样在保持中国和西方联系的同时,保持着各自的立场和距离。”[13]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建疆美学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像别现代之“别”那样,是从中国现实和中国历史中概括出来的,而非西方理论的移植或套用。因而一方面符合中国的现实和中国的历史,另一方面表现出别现代主义强烈的建立真正的现代性这一触动民族伤疤的思想主张。这也是他的理论为什么会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反响的原因所在。真正的学者,不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他们都需要一个与现实相符合的理论,而非似是而非的伪理论。否则,很难以此为依据展开研究。

王建疆美学思想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对于哲学和美学的范畴的创建。别现代、时间空间化、发展四阶段、跨越式停顿、切割理论、内审美、自调节审美、修养美学、窟外敦煌学、英雄空间、消费日本等,体现了美学家以理论范畴立身的本色。通过一系列创新性范畴在美学、艺术学、哲学方面所做的开拓性研究,并将这些创新性范畴放在国际对话中形成国际学术前沿,而非跟着西方学者进入国际学术前沿。从国内外学者对别现代理论的探讨中可以看出,王先生是一个思想的创造者,而非跟随者。别现代主义由中国走向世界,不仅仅是王建疆先生自身美学思想的进步,更是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阶段性成果。据悉,中国近现代学者、当代学者以其学术观点被西方接受并被建立研究机构专门研究的,目前美国的CCBMS(中国别现代研究中心)尚属首例。当然,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主导并资助的,与欧美学者自主自愿建立的别现代机构不属同例。

之所以说王建疆的美学思想不论在别现代之前还是别现代之后都打上了别现代主义的烙印,原因就在于“别”一直是他所坚持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别现代主义美学的“别”既是哲学本体论,也是美学方法论。不仅表现出区别、个性,更在于其突出思维革命和主体性。别现代主义美学前期是与西方美学之别,形态之别,识别标志,如自调节审美、修养美学、审美形态学、内审美、境界说、敦煌艺术再生、窟外敦煌学等,后期是国际论争、主义之别,如跨越式停顿、切割理论、批判伪现代、消费日本论、审美功能论等,是前者的提升和国际化,但二者都体现了“别”。前者为特色之别,后者为思想之别、学派之别。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和总结,二者合二为一,构成了具有创新意义和国际话语权的中国美学体系。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建设“思想市场”的立意,能够使他在中西互动中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美学,建构这个时代的美学。他作为思想家和美学家的担当又使得他将建构中国美学、传播中国美学作为自己的使命。




参考文献:

[1] 王建疆. 别现代:空间遭遇与时代跨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2] 王建疆. 自调节审美学[M].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

[3] 阎国忠,方伟. 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美学的新收获——读王建疆的《自调节审美学》[J]. 甘肃社会科学,1997(1):95-96

[4] 王建疆. 别现代:人生论美学的学科边界与内在根据[J]. 文艺理论研究,2016(2):164-172.

[5] 王建疆. 建立在审美形态学研究基础上的人生美学[J]. 学术月刊,2010(4):98-102.

[6] 王建疆. 修养 境界 审美[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7] 王元骧. 我看20 世纪中国美学及其发展趋势[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27-31.

[8] 党圣元,王秀臣. 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融合——评王建疆著《澹然无极——老庄人生境界的审美生成》[J].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5):83-84.

[9] 王建疆,张曦. 温故知新 走向世界——王建疆教授访谈[J].学术月刊,2009(11):155-160.

[10] 艾尔雅维茨. 主义:从缺位到喧嚣?——与王建疆教授商榷[J]. 徐薇,译. 探索与争鸣,2016(9):75-80.

[11] 学术人文. 座谈:别现代与美国的别现代研究中心[EB/OL].[2017-06-09].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OTQ4NzM0Mw%3D%3D&idx=2&mid=2247486951&sn=ab5b2cb071d501ac4517b6808ea86133.

[12] 韦恩. 别现代时期相似艺术的不同意义[J]. 李隽,译.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29-36.

[13] 曾科. 平等带来的启示——评王建疆的别现代主义及中国美学的发展[J]. 石文璇,译.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23-28.




摘自:《美与时代》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