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馆介绍
“隐身的慰安妇”
发布时间: 2011-03-08 作者: 浏览次数: 1328
受访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苏智良

“我希望在上海慰安所旧址,建成世界第一个慰安妇纪念馆。”这是“慰安妇”研究学者苏智良教授的梦想。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在日本听说“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从此开始了调查研究。苏智良发现,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中国“慰安妇”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受难最深,而且最沉默。他走访了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发现,日军“慰安所”几乎遍及当年被侵略的地方。为此他写过探讨中国妇女受辱史的专著——《慰安妇研究》,2005年第一次详细公布了上海市149处慰安所旧址的《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
苏智良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武汉的袁竹林老人。“1998年我第一次在多伦多遇到她,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的《烟花三月》写的就是她的故事。”
18岁那年,袁竹林被骗到“鄂城慰安所”,成为日军性奴。其间,她逃跑未遂惨遭毒打,身心饱受重创,失去生育能力。而她唯一的女儿也在此期间去世。全国解放后,袁竹林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历政治运动,她都背负着日本军妓、汉奸、间谍的罪名。只有一个廖姓青年真心爱她。解放前夕,两人冲破世俗偏见走到一起。可是仅过了几年日子,两人就因故天各一方。
刚认识袁竹林那会儿,苏智良曾到武汉袁竹林的家里去拜访过她,当时袁竹林住在鄱阳街一间10平米大的老房子里,“厨房、煤气,卫生间还都是公用的。”在侵华时期被迫充当“慰安妇”的20多万中国妇女中,能够活下来并愿意站出来控诉的,袁竹林是仅有的几位之一。
苏智良说,当时在江汉路的璇宫饭店里采访袁竹林,“‘慰安妇’的屈辱,笼罩她一生。”她唯一的心愿就是找到廖姓青年。然而,奇迹般的找到廖姓青年后,他已另成家。“他们最后吃了一顿晚饭,从此各有各的生活。”
最后一次见到袁竹林是在2005年的武汉,“之后那一年的春节(2006年)她是到广东的养女家过的。”年后不久,袁竹林在广东去世。
与袁竹林有同样遭遇的人,大都不愿说出自己的经历,她们担心身份公开后受到歧视。这也是苏智良在采访中遇到的最大阻力。H大娘(暂称)就是这样的例子。在给H大娘做采访的时候,苏智良是在幕后听她讲故事的,“她的孙女一早就被打发出去了。”
H大娘是朝鲜人,上世纪40年代被骗到武汉充当日军性奴,那时她才12岁。抗日结束后,因为觉得羞耻一直不敢回家,H大娘的后半生都在武汉度过。她曾获得过武汉劳动模范,还被作为优秀侨民代表回过平壤。2000年,其到上海准备与苏智良一起到东京去控诉。
“在上海住的那晚,我们一起吃饭。我知道她喜欢吃辣,就给她点了一份泡菜。当下她吃得老泪纵横。”苏智良说。像H大娘这样的朝鲜籍“慰安妇”在武汉抗战结束后,曾有40多个存活下来。“她们当时住在汉阳,H大娘发现一个朝鲜姐妹就记下一个,像是金大娘,易大娘,找到之后她们一个月碰一次,一起做朝鲜菜,唱朝鲜的歌。”至今,仍然在世的只有H大娘。
时空转换,荒谬辛酸。因在“二战”中遭受长期残酷的摧残,她们绝大多数都丧失了生育能力。普遍有慢性病,如神经痛、哮喘、妇科病等,生活窘迫。有些后来慢慢好转了,但是那种伤痛一辈子都无法抹平。
到现在,苏智良的调查还在继续。在参加本次论坛的同时,他的两个研究生正在海南调查“慰安妇”幸存者的生存状况。“她们的境遇普遍都不是很好,我们希望可以给她们提供一些援助。她们也是受害者。”
2005年7月,苏智良来武汉探望袁竹林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