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大讲堂 回顾 NO.544 | 张寅德：学术共通体——中国文学在法译介研究反思

2020年11月18日下午14时30分，法国巴黎三大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寅德应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人文大讲堂之邀，在腾讯会议平台上开展了一场题为“学术共通体——中国文学在法译介研究反思”的讲座。本次讲座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李建英教授主持，吸引了校内外七十余名师生参与。

张寅德教授（右）和李建英教授（左）

张寅德教授开宗明义，指出关于东方主义的相关讨论常常伴随着二元对立的讨论，仿佛“他者”眼中的“我”，尤其是西方眼中的东方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烙印而导向狭隘的偏见，相形之下只有我们眼中的“我”是真实的存在，似乎一旦否定这种二元对立，就会带来自我“异化”。同时，由于中西译介长期不平等，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西方对中华文化的侵略已不可容忍。然而，对自我形象的优越感和忧虑感都游离于后殖民批评的真谛，“他者”对 “我”的形象歪曲亟需历史性的批评，我们对 “我”的解读也应当如此。弘扬中华文化，力促多元交流势在必行，但这不是一个短期的行为，也不是能用本质主义来看待的历史现象。所以，我们提倡的后东方主义不是以优代劣，以东方想象的东方替代西方想象的东方，而要强调对话交流，强调对二元关系的超越。

谈到“学术共通体”，首先要正确看待东西方文化的传播与东西方学者的交流。霍米巴巴说：“本质的冲突要让位于交流，知识单向的交流要让位于四面的流通”，从史实来看，沙畹翻译《史记》是受到西方实证主义和乾嘉学派考据学共同的影响；戴密微早年受到饶宗颐音韵学的影响，后来更是和饶宗颐一起完成《敦煌曲》的大作；程抱一和拉康、罗兰巴特等人的交往促使他以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对中国诗画进行研究。张教授指出，我们从事中国文学外译研究，要本着学术共通体精神，将外译的中国文学作为人类共同遗产来看待，作为中西交流的产物来处理，作为学术性对话的材料来研究。

其次要注意社会制约与汉学家个人风格之间的张力。一方面，面对西方汉学家，要将集体无意识和主体意识结合起来考察，具体来说就是从汉学家的学术取向、思想取向、情趣取向去理解相关的情况。以毕来德和于连的论战为例，毕来德对于连悬空思辨、二元对立的做法发起攻击，是因为他推崇日内瓦学派和现象学的研究路径，而于连的古代文论研究则与符号学、后现代思潮发生联系。另一方面，汉学家的身份标签与实作之间也并非完全统一，比如戴遂良是传教士，但其译介的选题并不总带有基督教的烙印，以他编订的《新潮》为例，该作从《新青年》等杂志上摘取新潮言论，就偏离了其传教士的身份“标签”。总之，关于中国的想象不仅包括集体的想象，也包括个人的想象，共通体是文本之间、主体之间、有形无形的互通来往。

接着，张教授谈到了制度规范和主体自由之间的关系。具体来看，个人情趣和学科的框定有时存在矛盾，比如班文干熟悉中国民间艺术，涉猎广泛，他自称以泛代专是出于对学院风格的反叛，突破了学院派框定的学科范畴。此外，汉学家常常兼备专家和杂家的特点，如左非作为后汉史的研究专家，同时也问津当代通俗文学，他主张打通古今、打破人为设限以更全面地理解当代中国。同时，一些译介具有多学科性质，如何碧玉与安毕诺翻译余华的《兄弟》时，添加的注解大大超出常规注解的长度，这就使作品具有了文学和历史考据的多重性质，两位译者也同时兼具翻译家、评论家、文献学家等多重身份。

最后，张教授以马古烈的翻译观说明了文本的个体性。按马古烈所处时代的标准，翻译应当写作规范的法语，体现法兰西文化的优越性，故而往往倾向采用意译的方式。但马古烈在法兰西帝国辉煌的时期拒绝时代认同和时代氛围，以直译的方式翻译《桃花源记》汉语文本，与当时流行的文风完全不同，归根结底，这是为了展现原文的风貌。

我们面对“他者”研究，应当避免以单个研究的质量去评价“他者”研究的总体价值。要注意到“他者”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外部阅读，其目的是提供比较的视角，这也说明了开放的必要。具体到译介研究、接受美学研究，还要注意与形象学形成联系。接受美学关注的是具体事件，现象学则具有历史性的眼光，将短时段和长时段的视野结合，也提醒我们译介研究不图一时之功，不图一国之功，文学跨越国界不是征服异域，而是回归人类文明。回顾百年来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进程，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他我异同互补的过程，回到“共通体”的概念来说，这应当是相互具备免疫能力的双方构成的松散结构，它一体两面，充满张力,并始终处于运动中，这样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

部分讲座听众

在互动环节中，同学们就翻译策略选择、比较研究对象选择等方面与张寅德教授进行交流，张教授结合同学们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可行的建议。李建英教授从“共通体”概念、翻译立场问题和论文写作三方面进行了简要总结，讲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

撰稿：王洪羽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