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茂明:到上海去:近代苏州文化世族的新变
发布日期: 2019-04-15 作者: 浏览次数: 306

苏天赐笔下的苏州园林

江南作为宋明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其家族组织也颇具特色,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家族的文化追求与文化建设,从而形成世代绵延的文化世族,成为江南家族群体中特殊的亚群体。所谓文化世族,其自然属性指家族人口繁衍的规模与世系,社会属性则是家族在社会文化领域的成就与乡里声望。

世系与乡望:文化世族的两条标准

从自然属性来看,宗族或家族的本义就是按照男性血缘世系形成的族人聚居群体。这种血缘群体,就是传统社会里最基本的生活共同体。宗族绵延的世系长短和人口繁衍的规模成为判断望族的基本条件。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统计了91个嘉兴望族,平均每个家族的血系绵延达8.3世,约二百一二十年。苏州地区的洞泾吴氏绵延17世,皋庑吴氏18世,吴中贝氏15世,唯亭顾氏16世,大阜潘氏11世,平均绵延15.4世。当然这些家族只是苏州著名的文化世族,因而其世系绵延平均值尚不足以代表全部。但总体而言,根深方能叶茂,文化世族首先必须具有相当之历史与规模,这样才能累积起深厚的文化积淀。

从社会属性而言,文化世族自然是以文化为显著标志,而不是以官爵与财富为表征,文化世族本身的含义就是以文化世其家,其着眼点在于家族的文化特质,并能世代传承保持下去。正如陈寅恪论及中古士族时所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惟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69页)宋明以来,虽然传统的门阀士族已经消亡,但科举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大儒仍然积极倡导家族的建设,并赋予家族更多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使命。明清之际太仓吴伟业认为:“世家大族,邦之桢干,里之仪型,其有嘉好燕乐,国人于此观礼焉,四方于此问俗焉。”(吴伟业《梅村文集》卷7)明代苏州著名的文徵明家族,“累叶风流儒雅,为士林所推”(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8);王鏊家族不仅如诗人沈德潜所说,以“能文世其家”,而且“以忠厚相承”,积善乡里,被世人称为“忠厚王家”。清代苏州彭氏家族“子弟恪守庭训,不逾规矩”,理学家江藩认为,“江南世禄之家”,“当以彭氏为矜式”(江藩《国朝宋学渊源记》卷下)。大阜潘氏也是科举与业贾并重,文化与施善齐名,成为地方士绅之表率。

1920年代初的苏州街市(资料图片)

总而言之,对科举时代文化世族的甄别,主要立足于家族的文化特性,即以儒学传承与文化积累为标准。文化世族并非狭隘地限定在科第奕世、艺文卓著的家族,只要家风儒素、尚文重教、积善乡里、德孚一方,而且世系绵延久远,都可以列为文化世族,包括一心向学的儒商世家或儒医世家。真正的文化世族是有着社会责任担当的,而不是单纯专注于一家一姓的繁衍与壮大。

“庚申之难”迫使大量江南士绅逃至租界

近代苏州文化世族与上海的密切接触,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特别是1860年太平天国东征苏常,迫使大量的江南士绅富商逃亡至上海租界,史称“庚申之难”。这场战乱给苏州世家大族造成致命的打击,但客观上也给上海带了意外的财富,促进了上海租界的繁荣。海上文人姚公鹤认为,这场战乱对上海繁荣的作用超过了上海开埠之后西洋商人的影响,是“上海市面兴盛之第一步。”(姚公鹤《上海闲话》)。

苏州大族绅商虽然托庇于上海租界,获得安身之地,但深受儒家“华夷之辨”观念浸透的文人儒生,在文化观念上并不能接受“夷场”(租界)的生活方式。来自于苏州乡村的儒生王韬当时已经在上海租界谋生十多年,但对于西方文化仍是不遗余力地批判,认为“中外异治,民俗异宜,强弱易势,刚柔异性,溃彝夏之大防,为民心之蟊贼,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相比之下,苏州文化世族中的少数有识之士,在租界与西人接触之后,眼界大开,对于中西文明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如苏州大绅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超前的远见卓识,在冯桂芬生前只得到极少数人的认可,直到戊戌维新时期,光绪帝才谕令将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刊印一千册,颁发给朝野要员。所以《湘学报》说它“言人所难言,为三十年变法之萌芽”。

颜文樑笔下的上海豫园

与冯桂芬同时避居沪上的苏州世族潘氏,不仅与冯桂芬一起策划了中西会防、江南减赋等重大事件,同时也在与西人、西学的接触过程中,得历史之先声,敏锐地把握了历史的脉动。潘氏长房的潘霨(1816-1894,号伟如),在咸丰同治年间,先后多次参与与英法美俄日等国家的交涉谈判,眼界与见识都获得极大提升。光绪三年他拜访学贯中西的曾纪泽,得知曾氏已经“习外洋文字五年矣”。曾纪泽劝他说:“《英华萃林韵府》一书不可不令子弟早肄,他日备朝廷之使。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未可与拘墟者同年语也!”曾纪泽这番推心置腹的告诫深深地触动了潘霨。光绪九年潘霨任江西巡抚时,还曾试图邀请刚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洋务导师王韬主持幕务。可见他对西学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国内一般的官僚,当满朝大臣们还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科举制度存废问题时,潘霨已经在悄然调整其教育方向。后来,他的儿子潘志俊先后担任出使大臣随员、北洋随办洋务、署直隶交涉使,进一步加深了对西学的理解。其孙潘承福,成为最早留学欧洲学习工商业的苏州人之一。由于潘氏祖先的远见,他们都成为得风气之先者,较早地完成了教育方向的转向。

报纸与铁路是沟通上海与苏州的两座桥梁

第二阶段为19世纪末到民国初期。上海的租界规模与市政建设迅速发展,已经由开埠初期只有800多亩的英租界,到1900年仅公共租界就扩张到32110亩,租界内崇楼杰阁,连甍接栋,街衢宽阔,市面整洁,即使西方人也不吝赞美。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被人称为“东方的巴黎”。

上海的崛起,吸引了周边地区大量的人口,在迁往上海的移民中以江苏人最多,而江苏人中又尤以苏州人居多。据学者统计,1885-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中江苏籍的移民由4万增长到30万,其中相当部分都是苏州人。苏州的世家子弟也离开世代居住的传统苏州,进入到国际化的大上海。在这个最具近代性的大都市,苏州文化世族的族人,不仅获得了谋生的机会,同时也拓宽了视野,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当然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观念。

著名报人包天笑(1876-1973年)就是受到上海新派文化辐射启蒙而改变一生的苏州人,而沟通上海与苏州之间的文化桥梁,就是新兴的报刊传媒。据包天笑回忆,清末“苏州风气未开,全城看上海《申报》的,恐怕还不到一百家,这一百份报,都是由信局从‘脚划船’上带来的,因此隔日便可以看报了。”也正是通过报纸,身在苏州的包天笑了解到甲午战争,懵懂之中听闻声、光、化、电之学,并跟着发表“中国要自强,必须研究科学”的言论。尤其是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好像是开了一个大炮,惊醒了许多人迷梦”,《时务报》不但讨论政治、经济,同时也倡导女学、劝妇女放足、研究科学、筹办实业,设立医院等等,因此,除了少数几位老先生外,年轻人“全不免喜新厌故了。”

除了报刊之外,连接苏州与上海的第二座桥梁就是沪宁铁路。它的开通,苏沪之间当天可以往返,极大地促进了苏沪之间的人员流动,大量有文化有身份的苏州人来到上海,甚至因此带动了苏州评弹也开始由苏州转移到上海。

1916年的苏州火车站(资料图片)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苏州世家子弟,他们在上海寻求新变、调适自身的过程中,始终没有疏离家族的血缘网络与文化传统,他们往返于苏州和上海之间,并在新的都市空间建立起地缘性的同乡组织,以增强其在大都市的生存竞争能力。血缘性家族的势力借助于地缘性的同乡组织,获得了空间上的扩张。同样,这些往返于苏沪之间的苏州族人,也源源不断地将新的生活观念传输给家乡的族人,带动了苏州文化世族的变化,到20世纪40年代,苏州的日常生活也已经“像上海”了。

从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文化世族的蜕变

从晚清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以及民初的新文化运动,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对物质主义的实用之学的推崇,以追求效率与功利为特征的工具理性,逐步取代传统儒家文化中以社会伦理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这种文化核心精神的转变,在文化世族身上表现如下:

首先,家族组织与家族意识。早在清末新政不久,人们就依据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理论,强调中国家族制度的封建性专制性,激烈地要求打倒家族制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种批判达到高峰。出生于文化世家的苏州人顾颉刚也发表《对于家庭的感想》,认为中国旧家庭制度之所以长期以来得不到改革,是由于“名分主义”“习俗主义”和“运命主义”影响的结果。在强大媒体舆论压力之下,文化世族的家族组织以及支撑家族组织的儒家伦理观念全面松懈。如苏州著名的贝氏家族,民国以后家谱中对贞节烈妇的记载明显减少,1935年贝氏承训义庄设立时,撤销节孝贞烈祠,女性祭祀不再以节孝为标准。面对民初以来家族伦理之破坏,苏州文化世族出身的王季烈,则是忧心忡忡,说:“近两年来,则父子兄弟夫妇之伦亦将继君臣而废弃,余料从今以后尔诈我虞、此攘我夺、人类之自戕残杀、弱肉强食方兴未艾也。”

其次,教育理念与择业标准。清末废除科举之后,学部在解释学校教育宗旨时说:“方今环球各国,实利竞尚,尤以实业为要政,必人人有可农可工可商之才,斯下倚民生,上裨国计,此尤富强之要图,而教育中最有实益者也。”这一方针对文化世族的教育理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苏州大阜潘氏的专业选择看,“工程技术”属于首选,长房与四房选择“工程”专业的人数约占总数的36%,其次才是“数理化”,约占总数的12%。东山王鏊家族的后代,也都转向数学、物理、化学、工程等领域,从状元家族蜕变为著名的院士之家。科举制度虽然也是获取功名寻求阶层晋升的成功阶梯,包含着工具理性的成分,古代各种《劝学文》激励士子读书的诱饵就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但科举制度所培养人才的终极目标还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人生“三不朽”的价值,属于价值理性。而后科举时代的现代教育体系,更加重视的则是“竞尚物质”、满足生存就业需求的工具理性,二者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第三,文化世族与乡里社会的疏离。传统时代的江南文化世族是以“矜式乡里”为宗旨,苏州文化世族更是发挥了“邦之桢干、里之仪型”的功能,但废科举之后,新式高等学堂和现代职业的就业机会都集中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导致世族子弟都流向大城市。包天笑就说过,科举废除,读书人在苏州无出路,也往上海跑了。这种单向度的人才流动,造成文化世族与地方社会进一步疏离。

第四,文化世族家学的传承与创新。传统时代的苏州文化世族,除了应举考试而必须掌握的儒家经学之外,大多在文史艺术等领域各有专长,许多家族如吴江叶氏的诗学、沈氏的戏剧,苏州惠氏的经学、文氏的书画、潘氏的诗文、皋庑吴氏的金石书法等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往往形成某种学术流派。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传入,特别是清末新政以后,立足传统而融汇西学的“新学”,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和有见识的学者所积极追求的方向,这种求新求变的思潮后来几乎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新文化运动也可以说是这一思潮发展的升级版。在这种广泛的文化求新的思潮中,苏州文化世族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同时,与时俱进,积极吸纳新观念,从而开创出新的局面。皋庑吴氏的吴湖帆就是因为到上海之后融汇中西绘画技法,才奠定其海派画坛盟主的地位。唯亭顾氏家族的顾颉刚也是在继承顾氏朴学求实、与时俱进的家风基础上,融汇西方进化论,由经学入史学,开创了近代史学史上著名疑古派。


作者:徐茂明(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