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二战时期上海各界如何救助中外难民 ——苏智良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发布日期: 2017-11-07 作者: 浏览次数: 11
2017年11月07日 09:38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苏智良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的轰炸、烧杀造成难民潮起。时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饶家驹联络中外慈善团体,酝酿共同建立保护难民的安全区。在当时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划定民国路、方浜中路之间的区域为南市难民区。难民区于1937年11月9日正式成立,一直延续到1940年6月30日。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难民区里,建有130个收容所,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还设计了票证系统。所有贫困的难民都享有获得口粮的权利

  ■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总人数达三万。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两万五千位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避居地。在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改建的博物馆里,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全世界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上海是唯一的例外。”在艰苦的岁月里,犹太人与上海人一道生活、一同过中国年、一起分享食物;犹太小孩和上海孩子携手在学校上课、在弄堂玩耍。还有上千名犹太难民以各种方式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日

  思想者小传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担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抗战研究会副会长,出版《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上海拉贝饶家驹》《上海城区史》等40余部著作。

  今年是淞沪会战80周年。回望这段烽火岁月,除了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之外,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之间的互助也值得纪念。战争状态下会产生大量难民,而在拯救难民方面,上海作出了举世瞩目的重要贡献:一方面,上海民众以宽广友善的胸怀接纳、庇护了3万犹太难民;另一方面,以上海法侨、“中国之友”饶家驹为首的国际人士秉着“难民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这一理念,建立起南市难民区,保护了30万中国难民。

  饶家驹联络各国、各种政治势力参与保护难民的经验,在二战后得到了推广。交战双方保护平民、平民不从事军事性质工作等规定,也经由饶家驹的探索后逐渐得到推广。1938年,第16届国际红十字会通过了“安全区决议案”,饶家驹安全区被视为战时平民保护的成功范例。

  而在犹太难民保护领域,现在镌刻13732位犹太难民姓名的“上海名单墙”,成为全球唯一一个以拯救为主题的幸存者名单纪念墙。霍山路的犹太难民纪念馆和青浦的“上海犹太纪念园”,成为展示这段往事的重要纪念场所。

  两个难民区,一座英雄城。犹太难民区和南市难民区的范例,体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坚强品格、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光芒。今天我们纪念这段历史,不仅要对历史遗存加以保护,更重要的是传承好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和精神力量。

“看起来是外国人,但一说话就拉近距离了,他会上海话”

  早在1913年就来到上海的饶家驹,有着很高的语言天赋。除了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日语之外,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上海方言。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的轰炸、烧杀造成难民潮起。大批战争难民饥寒交迫,急需援助。时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饶家驹联络中外慈善团体,包括法国、英国、美国、瑞士、挪威等国爱心人士,酝酿共同建立保护难民的安全区。在当时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划定民国路(今人民路)、方浜中路之间的区域为南市难民区,饶家驹担任难民区监察委员会主席。

  难民区于1937年11月9日正式成立,一直延续到1940年6月30日。当时的中国政府保证了难民区的中立和非军事的性质。淞沪会战最后时刻,有4000名中国士兵被困在南市,但他们信守承诺并未进入南市难民区。由此,进一步确保了难民区的中立立场。

  这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难民区里,建有130个收容所,开办了24个粮食分发中心和24个集体食堂,有提供米粥、馒头、大饼、油条的固定场所,还设计了票证系统。所有贫困的难民都享有获得口粮的权利,每人一天至少能领到6两米(旧制16两为1斤)。那一时期,城隍庙、豫园、沉香阁、福佑路清真寺、梧桐街天主堂、小世界游乐场、万竹小学、梨园公会、珠玉业公会等处挤满了难民。就连九曲桥上,夏天时节也睡满了难民。

  大难当头,上海各界纷纷慷慨解囊。伶界发起义演,周信芳等人振臂高呼,集款资助难民;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定期给各收容所发放现金;上海地方协会也捐助了巨款。冬季来临前,上海市商会发动全市的棉花店捐献棉花,布店捐献布匹。

  难民区里设有3座难民医院、1座产妇医院、1座灾童医院以及1座残老院。1938年5月,饶家驹飞赴美国、加拿大,为难民募捐。日前,我们在档案材料中发现了时任美国国务卿赫尔安排饶家驹会见罗斯福总统的信函。这些信函存放在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里。在白宫,罗斯福总统为饶家驹的善举所感动,给上海难民区提供了70万美元。

  饶家驹的办公室就设在难民区。虽然有白俄巡捕执勤,但他每天还是会上街查看。饶家驹喜欢和难民们在一起,难民区的小朋友私下叫他“大胡子”,更年长些的人则把他看作“拯救者”、称他“饶菩萨”。现今90岁的刘复田说:“他高高的个子,总穿黑衣服,大胡子,很随和。虽然看起来是外国人,让人不大敢亲近。但是他一说话就拉近距离了,他会上海话。看到小朋友,他会摸摸这个、拍拍那个,还会给大家发糖。”

  饶家驹和大家一样经历着危险。一次,在难民区和非难民区的交界线——方浜路上,他的黑色外衣被飞来的弹片撕开了长长的口子。还有一次,日本士兵企图进入难民区,抢劫年轻女性。被枪顶着的饶家驹毫不畏惧,用熟练的日语训斥日本兵,最后迫使对方没有扣动扳机。

  日军对南市难民区虎视眈眈,经常借故搜查难民区中所谓潜藏的抗日“重庆分子”。刘复田回忆,有一天,天还没亮,日军包围了青莲庵,命令所有人蹲在厨房,搜查“重庆分子”。但直到下午四五时,也没抓到人。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积极参与了难民救助工作,并在江苏省委设立难民委员会。参与难民工作的有刘晓、刘长胜、沙文汉、王尧山、张爱萍、曹荻秋、陈国栋、周克等人。如今的百岁老人周克,当年就是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主任;黄慕兰女士也全身心致力于难民救助。共产党人还以“移民垦荒”的名义,将大批难民送到了苏北地区。

  在饶家驹的带领下,南市难民区共救助了30万中国难民,使他们避免了被屠杀、流浪的命运。1938年,南市难民区被国际红十字会誉为世界范围内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

“父母常和我说起在上海的经历,没人排犹,都非常友好”

  当纳粹德国发动反犹浪潮时,英国发表了严格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的白皮书,美国也对犹太难民关上了国门。这时,天性善良并讲求道义的中国人民和上海这座城市,向犹太难民敞开了大门。

  1933年到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总人数达三万。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两万五千位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避居地。仅后面这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在德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改建的博物馆里,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全世界都对犹太人关上了大门,上海是唯一的例外。”

  1943年2月,日本在虹口建立“无国籍难民指定区”,西起公平路,东止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日军强迫犹太难民迁入这个不到1平方公里的难民区,犹太人称为“上海隔都”。在这个隔离区之外,难民必须随身带着一张附有照片和活动区域的通行证,并佩戴一枚印有中文“通”字的金属徽章。如果有人没戴徽章又被日本兵给拦下来了,可能会被投进监狱。

  由此,犹太人在上海本趋于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饥荒和疾病肆虐,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隔都”的街道上,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会传出压抑的哭声……当时上海唯一仅存的英语学校——上海犹太学校,更是受到日本人的管制与监视,学生们被迫学习起了日语。

  在艰苦的岁月里,犹太难民和他们的上海邻居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大家同病相怜,奏出了一曲跨文化交流、患难与共的乐章。犹太人与上海人一道生活、一同过中国年、一起分享食物;犹太小孩和上海孩子携手在学校上课、在弄堂玩耍。

  让不少犹太难民记忆犹新的是,上海邻居们总会微笑地打招呼,有时还会邀请他们去自己家里吃饭,甚至借房子给他们住。知名生物学家卡尔·贝特汉姆至今还记得当年在中国邻居家吃的一顿年夜饭,“就吃了那一顿饭,我一下子学会了使用筷子”。

  还有上千名犹太难民以各种方式与中国人民并肩抗日。当时,有一家犹太工厂被日军指定造手榴弹。老板要求工人们通过缩短引线的方式使其提前爆炸,所以还未等日本兵完全扔出手榴弹就爆炸了。结果,这位犹太老板被日军给杀害了。

  虽然战后犹太难民相继离开上海,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永远存留着一份珍贵的上海记忆。可以说,上海人与犹太人是患难见真情。曾经是上海犹太难民中的一员、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长的布卢门撒尔回忆上海的本地伙伴时说:“我们像朋友一样和平共处,这对我来说是美好的回忆!”

  曾经的犹太难民后代罗恩重返上海时,还回忆起了父母的爱情故事:18岁时,他母亲在白马咖啡馆做侍应生。一天,父亲和一个朋友走进咖啡馆。“先生,请问您要喝点什么?”母亲用德语问。“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会说英语吗?”父亲用英语回答。母亲英语生疏,只能找朋友翻译。之后几天,父亲成了咖啡馆的常客。小姐妹说:“他一定是爱上你了。”母亲嘴上说没有,但心里面开始小鹿乱撞。共同的命运和遭遇,让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爱情自然而然地开花结果。2015年,罗恩在白马咖啡馆重新开业仪式上深情地感谢中国人:“父母经常和我说起在上海时的经历,没人把他们当敌人,没人排犹,中国人都非常友好。”


上海难民区为日内瓦第四公约创建,提供了范例和启发

  除了上海,哈尔滨、青岛等地也接纳了犹太难民。1992年12月,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作为第一位访华的以色列国家元首来到中国,特地访问了上海犹太难民遗址。他对中国领导人说:“中国人民在犹太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帮助了我们,以色列人民对此不会忘记。”在2015年纪念二战胜利70周年之际,以色列驻沪总领事馆专门拍摄宣传片《感谢上海》,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

  而另一方面,在成功创办南市难民区后,饶家驹则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中国内陆地区,积极参与中国其他地区的难民救助。饶家驹认为:“这个经受过考验的实践(即南市难民区)已经拯救了中国很多非战斗人员(这是在我们受到极其缺乏经验和极大的当地阻碍的情况下取得的),因此,我们有个合理的想法,这个方法能够同样地应用到其他环境或者其他地方。”

  1937年11月中旬,在南京的各国人士仿效上海南市难民区,在南京设立国际安全区。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拉贝、华群(魏特琳)、马吉等人在创建南京安全区时,正是通过饶家驹与日本方面进行联系的。

  1938年10月,汉口成立难民区,饶家驹在其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和日本总领事等人多次讨论,并形成了备忘录。然后,赴重庆游说宋美龄,从那里争取到了大笔救济基金。同时,还积极与美国、英国、法国代表会商。汉口难民区成立时,饶家驹担任委员会临时主席,并接管了汉口特别行政区;还说服日军,使难民区免于遭受日军的野蛮轰炸。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饶家驹设法与汉口的日军交涉,但难民被日军强拉做苦力、遭随意逮捕杀害的情况仍大量发生。

  此外,饶家驹还致力于救助广州难民。1938年10月24日,经中日双方同意,广州设立难民区委员会,并设立5个救援中心以保护平民。

  1940年7月,饶家驹回到法国,继续从事难民救助。此时的饶家驹已经60多岁了,但他不顾年事渐高,依然东奔西跑,为救助难民而奔走呼号。他曾感叹,尽管法国是自己的祖国,但救助难民的工作却远不如在上海那么顺利。

  二战结束后,饶家驹又亲赴柏林从事善后救济工作,一心救助曾是敌国的德国民众。因劳累过度,饶家驹于1946年9月10日在柏林去世,终年68岁。

  1949年8月12日,63个国家的代表制定了《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这个日内瓦第四公约将上海作为中立区的范例。其中,上海难民区为公约中的重要概念和依据提供了原初的范例和启发。日内瓦第四公约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关于保护战争或武装冲突受难者的“国际人道法”法典。现在,相关原则已经广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加入公约的国家已有196个。同时,安全区的概念被普遍使用。联合国安理会明确建议并批准推广安全区来保证战时平民的生命安全,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