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翀:近代城市地图富含史料价值
发布日期: 2017-11-06 作者: 浏览次数: 11

  作者﹕鐘翀 上海師範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近代城市地圖是我國歷史圖像文獻中極具研究價值的一類資料﹐特別是採用投影經緯網控制技術的大比例尺實測城市平面圖﹐不僅能夠展示城市規劃建設的發展歷程﹑近代城市空間形態與結構功能的演變﹐而且也為解讀﹑探索中國的城市社會與都市文化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基礎研究素材。近代城市地圖所包含的城市地理要素﹑歷史人文信息﹐乃至測繪﹑印刷等科學技術以及近代以來的地理意識與旅遊文化內涵﹐更是廣泛輻射到其他學科領域﹐為相關學科研究的不斷深化提供大量多元﹑形象的信息﹐成為文字資料無法替代的重要史料。

  反映近代歷史時代特徵

  大多數中國傳統城市面貌的深刻變化發生在近代。從19世紀中葉開始﹐許多歷史悠久的古都古城拆除城垣﹑填埋城濠﹐城區與郊野的分野日漸消弭﹐城區空間加速拓展。城市近代化促使城市的形態與功能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城市給排水管網的形成﹐使得城內原有的河道與水環境迅速退化乃至消逝﹔新式馬路﹑鐵道﹑軌道交通﹑電線等各類近代設施重塑了城市肌理﹔以新式學校﹑醫院﹑報社﹑郵傳和巡警體系等為代表的諸多近代文明因素﹐成為城市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並且深刻地影響了我國傳統城市的文化內涵。

  城市面貌最直觀的反映就是城市地圖。從城市地圖史上看﹐正是在新舊交替的變革期﹐西方近代城市平面圖測繪技術開始傳入﹐並逐漸流行于北京以及各區域中心城市﹑開埠港市﹑軍事要塞甚至不少中小城鎮。據學者估算﹐此類地圖的繪製者大多為英﹑法﹑美﹑日﹑俄﹑德等西方國家人士﹐質量較高的城市地圖達2000種以上﹐涵蓋了當時中國各大都會﹑口岸城市以及近百座中小型城鎮。此類近代城市地圖既可顯示中國傳統城市在近代化轉型之前的城鎮原貌﹐又提供了近代化劇變之中城市發展的即時信息﹐構成了獨立于文字和影像檔案之外的一類圖像資料體系﹐對於目前亟須展開的城市史地研究而言具有重要價值。

  採用投影技術的城市平面圖源於前近代的歐洲。雖然早在康熙中葉西洋傳教士已經繪製了《皇城宮殿衙署圖》那樣十分精確的實測地圖﹐但真正具有實踐意義的大比例尺城市實測平面圖的流行與普及則出現較晚。從19世紀中葉起﹐中國不斷受到外國列強侵略﹐先期多是作戰用圖的需求﹐其後則因許多中國城市被迫對外開埠﹑劃定租界﹐列強在與清政府談判籌劃租界以及租界草創之際﹐亟須繪製準確標明地界與建築面積的實測地圖﹐由此引發多種外國所繪中國城市地圖的問世。此類地圖的圖式﹑內容和精確度﹐與我國傳統繪畫式古地圖全然不同﹐不僅相當準確地表現了近代化之前中國傳統城市的真實形態﹐而且能實時反映近代列強對我國的殖民侵略過程﹐並客觀地折射出中國城市化及早期市政發展的步伐。

  以北京地圖為例﹐刊行于1817年的《北京城區圖》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近代北京地圖﹐該圖由俄國人和法國人實測﹐測繪精確﹐內容詳細﹐完整表現了北京的城垣與街區。對城防的描繪中﹐城牆﹑城濠﹑垛口﹑城門﹑城樓﹑馬道等一應俱全﹔對近200處官署祠廟及外國設施等也都做出了詳細的文字標注。其精度和地物描繪的質量均遠勝於同時期《大清一統志》《宸垣識略》等地志類書中的小幅北京城插圖﹐以及流行于京城民間的《首善全圖》系木版北京地圖﹐因而成為當時在海外最為流行的北京城市地圖﹐同時也刺激了近代以來我國地圖從業者對京城地圖繪製的改良與發展。

  類似的近代城市地圖不僅包含香港﹑澳門﹑淡水﹑基隆﹑廈門﹑寧波﹑青島﹑營口﹑大連﹑九江﹑蕪湖﹑沙市等中國沿海沿江的開埠港市﹐也涉及河口﹑騰沖﹑蒙自﹑思茅﹑丹東﹑琿春﹑黑河﹑多倫﹑定海等邊防海防重鎮。由此可見﹐此類地圖的測繪目的與近代以來英﹑法﹑美﹑日﹑俄等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滲透密切相關。現藏于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葉爾羌新老城圖》(1871年刊)﹐準確展現了近代葉爾羌城(即今新疆喀什地區莎車縣城)的城市形態。從圖上看﹐葉爾羌城由新﹑老兩城組成﹐老城即葉爾羌古城﹐俗稱“回城”﹐是古葉爾羌汗國的都城﹐該城面積較大﹐城廓呈不規則多邊形﹐城內建成區集中在東北角﹐大致反映了葉爾羌古都的城市歷史﹔新城名莎車﹐俗稱“漢城”﹐位於老城西南﹐城牆四角建有類似角臺建築﹐按圖例標注﹐城內設有彈藥庫﹑軍營等﹐類似軍事性城堡。而英國人對“漢城”的詳細標注﹐實則反映了19世紀中葉英國對我國西北邊疆地區的殖民滲透活動。

  復原城市歷史的重要依據

  從地圖史研究角度來看﹐近代中國城市地圖的測繪和製作者多為西方人﹐這類地圖大致可歸為“外國所繪近代中國城市地圖”﹐專指由外國人繪製的基於近代實測技術的中國城市地圖。當然﹐城市地圖史上的“近代”主要以近代實測技術為標誌﹐其時代界定通常為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40年代﹐亦不排除少數出現于前近代﹑受西方實測技術間接影響而製作的城市地圖。此類地圖對城市史研究的學術價值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較之中國傳統的山水畫式輿圖和方志地圖﹐近代實測城市地圖所反映的地物內容﹐無論是豐富程度還是精確程度﹐都有了質的變化﹐這為精確復原過往的城市空間結構和城市歷史地理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如最早表現上海城市全域的《上海城市租界及郊區圖》和1898年由法國傳教士方殿華採用近代實測技術製作的《南京地圖》﹐與同時期的《上海縣城圖》和《江寧省城圖》等傳統城市繪圖相比﹐在投影技術的應用﹑表現內容的規範性﹑地圖實際使用功能等方面﹐均表現出較大優勢。

  其二﹐近代地圖資料與反映古代城市面貌的文獻記錄﹑古地圖以及考古發現等形成互證。近代地圖還可填補古代城市地理資料與現代城市地圖﹑航空照片﹑衛星影像等資料之間的缺環﹐因而對於復原我國城市的歷史形態﹑考察城市近代化和當代城市化及其城市結構功能的發展趨勢﹐乃至運用城市地理學分析預測未來城市社會問題等研究而言﹐具有多層次的利用價值和現實意義。例如侵華戰爭期間﹐日軍在侵佔南京前後﹐曾通過航攝速測或間諜滲透等途徑﹐繪製了精確的南京地圖。1940年﹐日本陸軍少佐石割平造編著的《支那城郭之概要》不僅收錄了兩萬分之一的《南京城圖》﹐還繪有十分精確的中華﹑水西﹑通濟﹑光華﹑中山﹑太平﹑午朝諸城門以及明宮城的平面圖﹑立面圖和斷面圖﹐其比例尺達1:500或1:1000﹐是目前留存最為精確的當時南京城門實測圖之一。據近年來筆者在日本搜集到的城市實測圖資料反映﹐《南京城圖》與1936─1938年間日軍繪製的一批華北﹑華中城市地圖十分相似﹐應是基於同一標準製作的戰時用圖。這批地圖除了包含許多大比例尺城鎮地圖外﹐還包含了一些相當精確的城牆斷面圖﹐這顯然是為了適應侵華戰爭的軍事要求。此類地圖不僅為研究抗戰史﹑建築史﹑各地地方史提供了原始資料﹐也在客觀上為城市歷史景觀的研究﹑維護與復原提供了準確依據。

  地圖史料的整理研究亟待加強

  由於近代城市地圖具有重要研究價值﹐海外早已將此類地圖的收集整理與參考利用作為一項重要課題﹐納入相關研究領域的視野。以日本為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開始整理彙編並出版了近代城市地圖集﹐如《江戶─東京市街地圖集成(1657─1895)》等。近年來﹐日本還陸續出版了德﹑法﹑俄﹑美及亞洲﹑非洲等國家的近代城市地圖集。如日本地圖資料編纂會整理出版的《革命期及19世紀巴黎市街地圖集成》﹐復刻精印法國原版的近代巴黎城市實測地圖﹐以大比例尺住宅地圖形式﹐再現大革命時期巴黎全貌﹐地物表現巨細無遺﹐為重現大革命的空間演進舞臺提供了極為詳明的地圖資料﹐為法國革命史研究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

  就目前來說﹐國內的城市歷史地理研究在資料更新﹑創新方法的使用等方面較為滯後﹐缺乏大比例尺的精准分析﹐並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質化傾向等問題。對於該領域的研究而言﹐若能以大比例尺的實測地圖作為主要參考資料與分析底圖﹐通過繪製于不同歷史時期的多種城市地圖的精確比對﹐配合實地勘察﹐細緻分析城市中不同特質的地塊和形態區域等﹐就有可能推演並還原傳統城市中某些較為清晰的歷史構造(例如坊﹑子城等一些特定的歷史地物)﹐並從中發現值得保存的歷史街區與歷史景觀。在此基礎上考察城市發展脈絡與空間特質﹐可以為未來的城市規劃與建設提供精准﹑實質性的參考意見。

  與文字材料相比﹐近代實測系地圖資料對城市空間與形態演進的反映具有宏觀﹑系統﹑精確﹑即時等優勢。而外國人所繪中國近代城市地圖作為一類較為特殊的近代城市史料﹐在時代性﹑測繪形式﹑地物表現等方面還具有自身的歷史內涵與技術特性。充分發掘此種資料特性﹐深入開展相關的地圖學解析與學術利用﹐將有可能揭示許多不同於以往甚至被忽視的歷史進程和麵相﹐並有助於深刻理解中國城市近代化轉型的具體歷程與詳細面貌﹐為保存城市歷史傳統﹑保護重要城市的歷史人文特色與地域特色等實踐工作提供有力依據。

  (本文系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外國所繪近代中國城市地圖集成與研究”(15ZDB039)階段性成果)